淇泉書院

2009年春，衞輝一中綠化校園時，在3號教學樓前發現四通清代石碑，雖然這些碑刻記錄的均為官紳向書院捐資助學的功德，然而卻反映了我國曆來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更為有趣的是，這四通碑刻中，道光三十年（1850）《糜郡尊增加膏火碑記》、同治四年（1865）《書院重立碑記》、同治八年（1869）《書院捐廉加添膏火碑記》三通所載事件前後照應一脈相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鏈，真實地記錄了一段軼聞趣事：

道光三十年（1850），衞輝知府糜宣哲（字崧甫）卸任時，個人向淇泉書院捐制錢一千串作為助學基金，放入當鋪，用所得利息，增加生員、童生資助名額，加添每人每月的膏火費（上學的費用），補助書院辦學經費等。咸豐七年（1857），尚國鈞任汲縣知縣後，因公挪用了糜知府捐贈的款項，一直未歸還。同治二年（1863），知府楊維翰到任後得知此事，委派專人追繳才得以照舊加添膏火。同時，知府楊維翰諭令，嗣後無論府縣，即便有萬分緊急軍務，一概不準提用。如果商人（從事金融業的當鋪主）允許挪用，則拿該商人是問。同治八年（1869）春，知府楊維翰向書院捐款一千串，依照糜知府舊例加添膏火。只可惜助學章程剛剛定下來，未來得及舉行“首發式”，楊知府便“以積勞終於府署”即逝於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