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散

細讀此書，你會覺得以上兩個外在特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説本身所顯示的多重意藴和藝術魅力。應該説，這是一部閃耀着政論色彩、意藴豐厚的文化心理小説。

故事把讀者的視線推向20世紀中後期英國肯特州沿海的一個小村莊。主人公“我”是一位非洲裔的圭亞那年輕工程師，應英國老師馮維克教授之邀，來此間負責一項海防工程的技術工作，在獨居的盧瑟福太太家裏借宿搭夥。工程修建僅僅是小説故事的背景，而指向人心深處的對話則是作者展開故事的主要方式。幾個月的工期結束了，“我”在“嚮導”盧瑟福太太的啓迪和與幾個苦工心靈撞擊的條件下，思想感情發生了由科學主義到人文主義的變化——這膠結着小説的主要思想內容。

首先，小説對人性和人的靈魂作了深層次的“探險”。最初，“我”發現盧瑟福太太很厚道，也很實在，但很難與之溝通，她的心靈深處似乎埋藏着難以平復的隱痛與憂患。對話久了，“我”才知道了她的丈夫傑克去非洲是為了性，與她在文化觀念上距離過大，並且限制她的自由，後來拋棄了她。雖然他們倆從非洲收藏了一些面具，但她較傑克更深刻地懂得這些面具所承載的殘酷的殖民歷史。在她的心目中，“每一副面具都會喚起過去的不愉快，彷彿其魔力超越了時空和其自身已故的文化。”這些面具不僅是“以前權勢的鬼魅”，而且是傑克蹂躪她、拋棄她的一個悲哀的象徵。

其次，小説激揚了後殖民主義的文化情懷。圭亞那曾是英屬殖民地，國家獨立不久後“我”接受了英國的文化教育和科技薰陶。是英國教育和大海把“我”造就成一名工程師，“我”的偶像和護身符是“推土機和鉚釘”；“我”的大腦裏沒有空間容納對前輩的慘痛回憶。在接觸周圍一些人如工人斯瓦米後，“我”開始懷疑自己擁有的是白人思想和白人科學的陷阱，而對其他一無所知。盧瑟福太太在非洲多年，目睹了殖民霸權統治的殘酷與惡果。“我”與老太太的對話，實質上是後者對前者的啓蒙。老太太屢次給“我”講述面具後面的故事，使“我”進入了無聲的歷史。老太太提醒説，“非洲人的生活是多麼令人震驚”；“我們把你變得比白還白，把你對我們的所有恐懼和憎恨都掩藏了起來”；“現在最好的英國史都是黑人學者寫的”。她所鞭撻的是構建在西方殖民文化霸權之上的、對於殖民地的話語暴力；她所要解構的，是西方殖民文化觀念使殖民地民族產生的一種被強制的文化認同感。在這位富於人性深度、見識卓異的老人的啓導下，“我”若有所悟，看到了英國那眼花繚亂的光環下的本來面目。

複次，小説氤氲着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憂患意識。小説反映了殖民地民族的人們在民族獨立之後，還在不同程度上處於殖民思想的陰影籠罩之下，在思想上具有混雜性。加上科學主義的膨脹，物慾的橫流，以及政府官員的腐敗，媒體報道經常失實，人們的生存困境很難扭轉。小説中關於柯蒂斯個人主持修建海防工程所受到的諸多挫折和磨難，就是一個有力的表徵。不言而喻，在此境況下，主體的文化身份的確證是十分重要的。小説中的“我”所走的正是這樣一條曲折的道路。應該説盧瑟福太太是“我”精神上的導師。在這兩個人物身上，都有作者的影子。老太太是成熟的“我”，是作者的人格理想的化身；“我”則是原初的不懂歷史和人間世情、處於精神成長途中的自己。

以上三點，是互相滲透、交相為用的。作者多彩的生花妙筆所彈奏的復調，扣人心絃，把作品的主題襯托得富於內在的衝擊力，令人不禁掩卷沉思。至於小説對復調所又生成的互文性手法的嫺熟運用，可謂滿紙生輝，令人擊節歎賞——這一點，對於當代中國小説家無疑具有借鑑價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