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邊春秋

《海邊春秋》選取實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中嵐島綜合實驗區建設開發為背景，圍繞蘭波國際項目與藍港村整體搬遷的矛盾和破解展開敍事：畢業回閩工作的文學博士劉書雷，被派往嵐島掛職。在現實熔爐中，年輕幹部從空頭激情、慌亂，到學會觀察、分析、判斷，直至與嵐島的人心、實情相融。 ^[5] 

陳毅達曾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第一批扶貧工作隊員包村一年，當年的農村生活令他無以忘懷。此後十多年，他又遇上破解 “三農 ”問題熱潮，接觸了大量與下派村支書和農村科技特派員有關的事等。2015年春末，陳毅達在工作期間，被一個海邊村莊震撼，傳統農村的悄然鉅變讓他無法抑制內心的感動和衝動。該村莊具有花園般的村容，由30多個大學畢業生返村共建，具有場地車、咖啡屋、台灣小老闆、返鄉創業青年等新潮元素。直到2017年下半年，他看到一批“援嵐”年輕學子寫下的工作體驗、人生感悟之後，終於找到了《海邊春秋》的創作出口。 ^[6] 

《海邊春秋》首發於《人民文學》2018年7期，2019年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海峽文藝出版社共同出版。出版的單行本，作者對部分情節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十多萬字。 ^[2] 

劉書雷是京城畢業的高材生，小有名氣的文學評論家，博士畢業時，曾為是留京還是回鄉的問題有過猶疑，回到省城後，他也並不大樂意參與外界的事，畢竟他所在的單位是文化部門。一旦他實地參與基層的建設問題，不管是文化人的人文關懷，還是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都催迫着他去為當地的村民做些實事，結合他們的實際所需與現實欲求來尋找嵐島建設與發展的最佳方式；他對蝦米十分愛護，為她買衣服、手機，為她尋找父親，主動融入當地村民的村務及感情世界，積極地幫他們解決問題。長時間接觸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劉書雷找到了一種有別於文學的實踐方式來面對所置身的世界，並且從中獲得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價值感。 ^[7] 

張正海是基層幹部。他回到家鄉，利用自己所學的專長，為自己家鄉謀福祉，他感受到的同樣是一種舒心的暢快。 ^[7] 

小説中以曉陽、海妹等五個藍港村核心青年羣體，雖然年輕、偏激，但文化程度高、見識廣，有創業熱情和膽量，創新能力極強。他們在劉書雷的引導下，終於願意隨時代主流成長，返鄉創業，解決了鄉村振興中人才流失和治理人才匱乏的最大難題。在作品中，陳毅達實際上暗示了這些青年能成長為鄉村振興的真正的主力軍，極力把這一羣青年塑造成今後農村發展真正的推動者、建設者和領導者的形象。把青年的個人價值追求放置於新時代社會共同理想和共同價值中，這是《海邊春秋》傳遞出的一個文學新取向。

小説中餐館女老闆説雖然她沒文化，但他們祖祖輩輩都住在這裏，熟悉這裏的海風、石頭、木麻黃，一離開這裏心就會放不下，像丟了魂一樣；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劉書雷十分理解這樣質樸的鄉土情感；大依公一直認為無論生死，他的魂都在這片土地上；“海上藍影”微信羣的五個核心成員也都是有知識、有能力、有激情的青年，他們孩童時代父輩出海遇難，已經是無依爸的“孤秧”了，更不想再成為沒有故鄉的“苦秧”。這就是藍港村人的傳統意志，也是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必須面對的“中國特色”的農村羣體“鄉愁”。“搬”很容易，而“建”才是最難的。藍港村如何走上一條善村之道、興村之路，如何把村民愛鄉戀土的情節轉化為建設美麗家鄉的內在驅動力，這是新時代新政策下農村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找到自己合適的定位和價值導向所需要思考的問題。 ^[8] 

《海邊春秋》在以報告文學式的手法寫作，採用第三人稱全知敍述時，特意省略了人物對話時常用的引號，使小説敍述的語言與人物的話語重合為一，視角隨敍述方便，在敍述者和各個人物之間自由切換。這樣，人物的話語便不是在“轉譯”一種已然形成的思想，而是在言説中探索性地思想，並在行動中實現這種思想。思想在語言行動中誕生，而不是思想決定了將要説出和寫下的話語。讀者在傾聽人物話語的時候知道了他們的所思所想，讀者從人物話語中獲取的東西比放入其中的還要多。通過展示人物之間事件的發生、人物的抉擇，小説帶引讀者去經歷，去體驗，去思考，深切感知問題的核心所在。由此，小説的寫作超越了報告文學式的指意活動，成為一種對於現狀甚至未來的勘察與圖繪；其間的政治因素寄寓在作品的理想人物（如援嵐幹部劉書雷、村支書張正海等）身上，也隱藏於曲折的故事情節乃至小説結尾之中，傳達出了政治的意味。 ^[9] 

《海邊春秋》將情節的展開落實在了“英雄美人”結構上。文學博士劉書雷從省文聯被抽調去援建嵐島，又被“援嵐辦”派到藍港村調研。人物活動主要就在藍港村這個舞台展開。小説情節展開的矛盾很快聚焦在藍港村的搬遷問題上。由於政府與蘭波國際合作推進嵐島的開發，而蘭波國際的項目又要求藍港村搬遷，這項工作由政府來具體實施。但是當地村民不願搬遷，使開發項目的推進遇到困難。劉書雷博士在這個關鍵時刻受命到藍港村調研，並給出對策和建議。藍港村的問題主要涉及政府、蘭波國際和村民三方，而劉書雷的任務就是協調這三方的關係，儘可能實現三方的合作共贏。在政府這一方面，小説正面描寫了“援嵐辦”的吳副秘書長、嵐島黨政主官金書記和趙主任、鎮裏的董書記、下派第一支書張正海等各級官員，最終將主要筆墨集中在張正海和劉書雷身上。張正海和劉書雷都是下派幹部，都代表着國家意志，區別在於張正海更具有本土性，而劉書雷更具有大視野，在工作上他們倆也是取長補短，相互配合，他們倆其實具有一人兩身的性質。在蘭波國際這方面，就以蘭波派到嵐島的首席執行官温淼淼為代表。在村民這邊則相對比較複雜，有大依公這樣的族長式人物，有林定海式的原村幹部，也有年輕人的代表海妹和曉陽，還有留守兒童式的小女孩“蝦米”。但是實際上在矛盾衝突中，村裏的力量主要通過海妹體現出來。海妹代表了大依公等村民的保留村子的願望。於是小説將劉書雷對矛盾衝突的協調，轉化為單身男主人公與兩個年輕漂亮的女主人公之間的關係。男主人公對問題解決的過程，也是兩位女主人公對男主人公感情升温的過程。在這裏小説就呈現出了“英雄傳奇”小説常用的“英雄美人”結構。 ^[10] 

2019年6月，該書被確定為2019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 ^[1]  ；8月19日，該書獲得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優秀作品獎”。 ^[3] 

2020年4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組織評選出的2019年度“中國好書”。 ^[4] 

文學評論家賀紹俊：“在反映現實題材的小説中經常能夠讀到作家描寫拆遷中發生的故事。陳毅達的《海邊春秋》同樣寫到了拆遷問題，也同樣強調了人民的立場，但作者對人民性的理解更為全面與完整。在作者看來，人民性既包括要‘尊重村民的意願’，更包括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就是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 ^[6]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吳子林：《海邊春秋》是“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二重奏”。 ^[2] 

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小説給人以感染的主要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總有一種力量能讓你動容。這些人都是有情義的，大至對國家、家鄉，小到對長輩、親人，作者能夠捕捉到他們內心深處最真摯的情感，不突兀，不誇張，把他們放置在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中，細微中見真情。” ^[2] 

陳毅達，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 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小説、詩歌、報告文學、電視劇本等文藝作品共計百萬字，先後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再造一個輝煌》《抗擊與跨越》、中篇小説集《發現》等。 ^[6] 

2019年，該書獲得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優秀作品獎”。 ^[3] 

2020年，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組織評選出的2019年度“中國好書”。 ^[4] 

2021年12月18日，獲得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的文化交流特別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