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夢

短篇小説《海的夢》寫於1980年4 月，這是復出後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繼創作的被稱為“集束手榴彈”的六篇小説（即中篇小説《布禮》、《蝴蝶》和短篇小説《春之聲》、《夜的眼》、《海的夢》和《風箏飄帶》）之一，它們既反映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複雜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説敍事藝術領域率先進行大膽探索的集中體現。也許是不願重複或變相地重複在《布禮》和《蝴蝶》中已經鋪衍過的蒙冤受難昭雪的故事，《海的夢》“去掉了很多敍述語言，沒有那麼多交代過程的話”，它顯得單純、含蓄而又凝練深厚。概括地説，小説通過主人公一段情緒活動的描述，濃縮了一代人的慘痛經歷和滄桑體驗，同時又是對他們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反思，在這裏，個人的坎坷遭遇和國家民族的歷史災難已經被自然地連為一體，或者説，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的曲折進程和未來發展，在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前提下，個人生命的價值在這一結合中顯示了超越性的意義。

《海的夢》的情節線索十分簡單，五十二歲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專家繆可言經歷了長期苦難之後，來到了一個海濱療養地度假，這一次療養終於使他看到了自己嚮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無限感慨。但是僅過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離開了這個迷人的海濱。作者在這一簡單的情節線索裏，融入了大量細膩的心理描寫，生動地描述了主人公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歷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繆可言出生於內陸，以前從沒看見過大海，而由於安徒生、傑克。倫敦和海明威等外國作家作品的薰染，他少年時代所擁有的激進而浪漫的理想卻一直與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結合在一起，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務嫌疑）而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苦難，大海對他還是不減其魅力。現在他終於投入了海的懷抱，眼前遼闊的大海激發了他的陣陣思緒。繆可言對個人的苦難、曾經擁有的理想和夢想，對民族的歷史和未來都有一種冷靜清醒而又平和温熙的沉思，個人傷痛的慘烈記憶、歷史災難導致的激憤在這裏都已化作平靜的回味和思考，就像這平靜的大海也曾經翻騰起滔天的巨浪一樣。

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裏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曾經是“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後，並沒有唾棄早年的理想主義，平反覆出的遭際反而堅定了他對歷史理性主義的認同，也就是不管歷史發展有多少曲折，前途總是光明的。因此在對理想的謳歌時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艱難性，同時，在對一切不符合理想狀態的現象的批判與揭露時，也抱有隱約的諒解與同情。這種“中庸”的態度早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裏就表現為林震與劉世吾的矛盾，以後長期的災難性生活閲歷又堅固了這種人生觀，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棄自身的責任，處處顯出圓潤貫通。這些思想傾向在《布禮》和《蝴蝶》中已經通過主人公命運的具體敍述中以大體類似的方式作了頗為生動的表達。“雖然對於那些消極的東西我也表現了尖酸刻薄，冷嘲熱諷，然而，我已經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了講‘費厄潑賴’，講恕道，講寬容和耐心，講安定團結。尖酸刻薄閣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熱諷後面我有諒解，痛心疾首後面我仍然滿懷熱忱地期待着”6 ，《海的夢》在對個人命運和歷史變遷的理想主義態度上，是這一傾向的延續。

但是，《海的夢》裏所瀰漫的沉思和感傷情調似乎更加濃郁。王蒙在給這位主人公取名時，似乎頗費了一番心思，隱含了一種複雜的寓意。在漢語中，“繆”姓讀作miao，另作miu 讀，釋為“謬誤”，又通“穆”，為穆然靜思之意；亦讀liao，通“繚”，有纏繞之意。在這個人物身上，包含了作者對生命一去不復返的無奈感嘆，歷史繆誤對生命的摧折就個體來説畢竟無法挽回，在如願以償地見到大海的短暫滿足之後，他想到的則是對青春不再的悲嘆。終於掙脱了“特嫌”的（--即文革中對“特務嫌疑”的簡稱）政治帽子後，領導和同事們最關心他的是兩件事：一是好好療養一下以恢復健溝，二是“刻不容緩地建立一個家庭”， 二十多年的磨難使他不可能為自己尋找一個生活伴侶，但他並沒有接受大家的好意勸説，他覺得自己已經錯過了時間，“蘿蔔、白菜，各有各的播種節令”，愛情的美酒“如果發酵過度也會變成酸醋。俱往矣，青春，愛情，和海的夢！”，對於海，他“夢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因為這裏的“天太大。海太闊。人太老”，這便是“謬”，謬不可言，或可言者盡謬，短暫而獨特的生命面對歷史的荒謬，一切似乎都難以和無可言説；但與生命血肉相連的感受，一切又都揮之不去，它時時會將人的思緒擄回逝去的年華，這真是夠“繚”人的。

不過，作者似乎又不願過於沉溺於這樣傷感的回味之中，他竭力要藉助於現實、藉助於對歷史和現實的理性思考即“穆然靜思”而擺脱出來，而早年確立的信念和理性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人生觀正好是他有力的支撐。小説最後，當繆可言在夜晚的海灘上看到一對年輕戀人的身影時，當他把個體的生命融入歷史整體中去思考時，才又在理性主義的邏輯裏找到答案和精神歸宿，“愛情、青春、自由的波濤，一代又一代地流動着，翻騰着，永遠不會老，永遠不會淡漠，更永遠不會中斷”. 這裏包含了一種久經劫難的理想主義與個人身心體驗之間的心理矛盾和心理衝突，解決方式也是王蒙這一代人所特有的，儘管對青春和生命在劫難中的白白耗去表示了刻骨銘心的悲嘆，但在理智上他仍要用理性主義的歷史觀説明青春和生命在羣體中的延續，從而為一生所信奉的理想主義尋找一個依託。這種對理想和理性的堅執在王蒙已成為一種自覺，他在致老作家嚴文井的信中説起寫作《海的夢》的初衷：“我原意只是為青春唱一首讚歌，證明哪兒也不應該沒有年輕人。……沒想到前半部分卻觸動了一些上了年紀的同志”，因為嚴文井在小説裏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青春不再、生命流逝的悲情：“它的藝術效果，對於我這樣年齡的人來説，幾乎近於殘酷”7.這不僅是一個作品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效果的問題，它也正體現了王蒙這一代人反思歷史的特有方式，不是從個人的立場，而是以民眾的代言人乃至於民族良知的身份發言，個人的所有情感體驗和精神矛盾最終都在匯入羣體和歷史的過程中才能得以解決，才會獲得意義。

在作品的表述方式上，王蒙並沒有正面具體地敍述主人公的滄桑經歷，而只是以大海為中心意象，以簡單的外在動作引發人物豐富的意識活動，讓主人公夢魂幻遊，鋭意求索，淋漓抒情，把一個歷經滄桑，從生活谷底一下子上升到頂峯的主人公的感情心態、意識活動，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出來。他對於大海的情思意念，就像連綿重疊的波浪，閃着粼光，帶着聲響，汪洋浩瀚而又平穩深厚，以夢幻般的旋律譜寫了一曲激動人心的樂曲。沉思中交織着幻想和追求，既是洋溢着浪漫的意緒，又是濃縮了歷史和現實的深厚內涵。人物的意識流動實際已成為小説的結構線索，但在這連綿不斷的意識片段之間，仍有一個理性的邏輯存在，它始終圍繞着對個人命運和理想的理性思考，並把個人與民族歷史聯繫起來，在個人與歷史命運的同構中，以這一代人所特有的方式，形象地闡述了對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的思考。

王蒙無疑地是一位很有才華也很努力的作家。近幾年來，他在小説表現形式上的探索贏得了一片讚美，也引起了某些懷疑和非議。我沒有讀過他的全部作品，更沒有進行研究，在這方面説不出什麼意見。我只想説，我贊成形式上的探索和創新，只要是適合於所要表現的內容，只要是為了更深刻有力地反映現實，而不是為手法而手法，賣弄形式以掩蓋內容的空虛和虛假。《海的夢》在形式上倒是比較平實的。它主要是表現情緒的意境，而不是着重於敍述一個故事。情緒的意境當然也不能脱離特定的人和必要的生活場景。這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種手段，甚至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在一切成功的小説中都可以找到例證。以表現情緒的意境為主的小説雖不那樣普遍，也還是有一些的。短篇小説既然可以描寫生活的一個片斷，也可以着重寫一個人物在一定情景下的情緒的波動起伏狀態的。當然，那應該有一定的社會內容，也應該讓讀者能夠體驗到人物的情緒。《海的夢》更吸引我們的，是作者對生活的敏鋭的感受力，在生活中探索、追求的激情，和對未來的信心。他自己有着和繆可言類似的遭遇。繆可言的思想感情不可能都是他的，但他肯定通過這個人物寄託了自己的一些感受，體驗了這個人物的思想感情，這就使這篇小説有着比較強烈的感染力。作者説，他在“摸索，試驗，怎樣把小説寫得更好一點。初步體會是，應該再放鬆一點。”能夠在藝術創造中放鬆，是藝術家成熟的一種標誌，也是創造好的藝術的一個重要條件。放鬆，那是意味着，作者真正沉浸到了他所要創造的對象中去，毫不矯揉造作，不是強迫調動自己的感情，而是讓一切自然地流露出來，噴放出來。很希望我們的有一些作家能重視王蒙的這一點經驗之談。

王蒙，1934年10月生於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縣。1953年開始文學創作，六十年來寫了大量小説等作品。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獲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日本創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與澳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約旦作家協會名譽會員等榮銜。作品翻譯為二十多種語言在各國發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