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

1999年在鳳凰衞視台的一個訪談節目上。當時主持人採訪王輝耀時提起了“海歸”這 個詞，説“海歸”就是“海外”歸來的意思。

2002年，在人民網總結“五年成就‘100詞’”專欄中，海歸一詞已有了一種全面的解釋。人民網這樣為海歸釋義：海歸是相對在國內學習、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國外學習和工作經驗的留學歸國人員。海歸這一詞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熱點詞彙。

海歸一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外留學人員又掀起了新的一輪迴國浪潮，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結於：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連續幾年保持7%的增長率。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的背景下，人們對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形勢普遍持樂觀的態度。而且，中國政治穩定，法制逐漸完備，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再加上13億人口的市場，這對全世界而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國際企業紛紛進軍中國市場，而擁有西方的先進技術、西方的風險投資、西方先進的商戰理念、豐富的中西溝通經驗和人際關係資源的中國海外留學人員自然而然地成為開路先鋒。

“海歸”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也帶來了市場和觀念。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他們正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民網甚至斷言：“海歸人士絕大多數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中國曾舉行過一次“新時期留學使命與發展機遇”研討會，在會上，專家學者一致認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留學運動波瀾壯闊、蔚為壯觀。留學生給中國帶來了更加理性與開放的心態，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加速了中國融入國際文明的腳步。

當中國人開始用形象的語言把“海外歸來一族”比喻成“海歸”時，更預示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整整一代人靠聰敏和毅力完成了知識和財富的積累之後，中國終於在“海歸派”的集體迴歸中得到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喜人收穫。

海外人士迴歸，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可以説是所有的發展中社會完成脱胎換骨，實現自身飛躍的必經之路。在以現代歐美先進社會為目的地的全球性留洋大潮中，有流出，就會有迴歸。流出的是人才毛坯，迴歸的是成型的專業人士。雖然其中難免成本損耗，但社會的得失對比，一目瞭然。

“海歸”已成為中國的時尚話題。作為成功人士的社會集合，“海歸”全面登陸，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有力滲透。他們或獨立創業，引領時代潮流；或穩居外企名企的高層管理職位，盡享“金領”名利；或進入政府機構，成為新一代領導集體的選撥對象。在市場全面主導社會，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社會，擁有更開闊國際視野和更豐富人生經驗的“海歸”，毫無疑問獲得了面向時代和未來的優勢。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他們十餘年來拼搏海外的人生回報。

中國第一個留學生是近代改良主義者容閎先生，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初，他赴美學習，三年後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咸豐四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在他的推動下，留學熱潮從此掀開嶄新的一頁。

1868年初，容閎向清朝提出他的教育計劃：選派少年出洋留學，先以120名作實驗，每年派30人，4年完成；限12-15歲的男少年，學習期限15年；在美國設立留學生事務所，設正副監督官，管理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從海關收入中撥出一定的經費，作為留學生的費用。

這個"計劃"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1870年獲清政府批准。1871年，容閎在上海開始招生，被選派少年先在上海進預備學校，補習英文。當時的人認為出洋留學吉凶難測，因此留學生全是平民子弟，沒有皇室官僚子弟。

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陳蘭彬、容閎率領第一批學生梁郭彥、詹天佑等30人啓程赴美。此後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學生派完。首批30名留學生由陳蘭彬任監督，容閎任副監督。

這批年齡在九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發，目的港是舊金山。從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他們中的許多人，曾進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美國著名學府。在這些大學的檔案館，還保存着他們的入學登記卡、照片和簡歷、甚至他們贈給同學的留念冊。

1939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菲爾浦斯(WILLIAM LYON PHELPS)教授的自傳，自傳中的一個章節的題目是《中國同學》。他在書中寫道："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學時代，奇怪地發現我的記憶中最親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來自中國的孩子。他們擁有迷人的東方氣質，還具有天才般地接納新事物的能力。"

1881年（光緒七年）9、10月間，他們又都應召回國，穿着西服，坐着清政府官員為接他們而僱的獨輪小車，在眾目睽睽之下，由北向南，行進在外灘，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海歸派”。 由上海出發，又經上海回到祖國，似乎註定了他們與上海的深深緣分。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也十分重視外派留學工作，迅即派出新一批青年學生赴蘇聯及東歐國家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同他們的上一代不同的是，他們完全為公派留學。這批留蘇(東歐)的學子到60年代文革之前陸續歸國，起初分佈在工業、國防及科學技術諸領域，並逐步領先於其同代人，擔任中級官員。至文革後及八、九十年代，這批“海歸”達到國家權力的頂峯，包括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李鵬、李嵐清、尉健行、鄒家華、劉華清、曹剛川等。

留學生對新中國教育科學文化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屆學部委員共172名，(不含哲學社會科學部)有158位是歸國學者，佔92%。中國工程院於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學專家46名，佔48%。留學生在新中國建設的幾乎所有領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兩彈一星、航天技術、醫療科技等領域。

除了上述科學教育文化領域外，新中國現代醫療衞生制度的建立也與留學生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後，支撐國家醫療衞生體系的主要也是三類人才：一是像林巧稚那樣海外留學歸來的醫學專家，另一類是像錢信忠這樣在革命隊伍中學習成長起來的醫衞戰士 (其中不少人直接活間接接受過外國專家的教育和指導)，一類是像馬海德這樣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總體上看，建國後尤其是初期，外國專家和歸國留學生在中國醫療衞生戰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容閎是第一位海歸者，又是這批幼童出洋的催生婆，更曾為近代上海的發展貢獻了許多金點子。 容閎，字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828年（道光八年）生，1847年被美國傳教士布朗從澳門帶往美國就讀，1854年（咸豐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同年11月回國。名他為“海歸者”，那是因為當時出洋留學歸國的只有他與黃寬兩人。黃寬，字綽卿，與容閎同鄉，也同時被布朗帶往美國，兩年後他轉赴英國愛丁堡醫科大學學習，1855年獲醫學博士學位，1857年回國，先主刀教會所辦的廣州惠愛醫院，後任香港國家醫院院長，是位著名的外科專家，1878年去世。區區兩人，實難稱之為“派”，故以“海歸者”名之。

經留學大開眼界的容閎，一心希望積弱落後的祖國能儘快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於是，他一再遊説於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劉坤一等手握重權又頗有改革圖強之心的督撫重臣間，出了許多很好的主意，對中國的近代化和上海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863年，他以“興建機器廠”作為欲謀中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業”，向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進言。於是，曾國藩薦聘他赴美為籌建中的江南製造局採購最新的機械設備，使該局成為中國近代規模最大、設施最新的軍工企業，中國近代工業由此起步。

1868年，他向江蘇巡撫丁日昌建議：興辦合資汽船公司，逐步收回被外資控制的航運利權。於是，有了興辦輪船招商局之議之籌，1873年1月17日，這家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航輪公司終於誕生。

就是這次向丁日昌面陳時，他正式提出了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的建議，意在以回國留學生為骨幹，有計劃地引進西技西物，發展圖強。在曾國藩、李鴻章支持下，才有這件“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

引進最新設備和技術發展生產、採用最新科學知識和制度改革教育培養人才，始終是容閎最關注的。為此，他又曾向兩江總督劉坤一提議，於江南製造局旁設辦工藝學堂，培養技術骨幹；還向湖廣總督張之洞進言興辦女學。於是，1898年工藝學堂（後名兵工學堂）設立，上海、漢口等地女學大興。

當時中國社會風氣未開，越重洋去外國，預定的15年遙遙期限，自然被人視為畏途。家長還要填一張《具結書》，“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之類不祥語句，更令父祖輩駐足。所以120名幼童多從沿海口岸招來。廣東地近港澳，開放最早，留學幼童自然最多，計84人，佔了絕對的優勢；上海也有17人，居第二位。

正是這些上海籍和“新上海人”的留美幼童，組成了上海最早的海歸派，為推動中國和上海近代社會的發展奉獻了青春乃至生命。譜寫這支愛國主義悲壯樂曲第一章的是4位中法戰爭中的犧牲者，其中就有“新上海人”黃季良。

1881年11月，黃季良等16名留美幼童被分配至福州船政學堂，入第八期駕駛班學習。次年7月畢業，旋至福建水師旗艦揚武號為見習軍官。1884年7、8月間，法國艦隊至閩江口挑釁，圍泊於馬尾港外，

謀襲馬尾船廠和福建水師，戰事一觸即發。黃季良寄了一幅自畫像給父親，表示了將以忠代孝、為國捐軀之決心。1884年8月23日，法軍發動突然襲擊，黃季良與揚武艦及福建水師官兵迅速點炮還擊，並擊中敵旗艦窩爾達號的艦橋，法軍艦隊司令孤拔亦險些喪命。但終因張佩綸等福建軍政上層並無應戰準備，開戰不久，揚武號右舷尾部被敵魚雷擊中，很快沉沒。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黃季良與薛有福、楊兆楠、鄺詠鍾壯烈殉國，成為海歸派中最早的為國犧牲者。 ^[1] 

自中共建政初始，毛澤東、周恩來等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就對“海歸”極為重視，採取種種政策，甚至不惜動用外交手段將飄落在外的以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鄧稼先等為代表知識人才引回國內。與今日不同的是，此階段的“海歸”人士多在科技、教育領域，進入政界的極為少見。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海歸”，為祖國的教科文衞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在科技領域，在某種意義上，是美國及歐洲培養的一批科學家將中國的衞星送上天，並奠定了中國發展導彈、原子彈的基礎。

自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是鄧小平以自己的個人權威發動，依靠現行體制推動的一種漸進式改革，其特點是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從易到難，漸次進行。這場改革之所以採取了漸進模式而非休克式療法，其根本原因是在備受戰亂與文革這種動亂的苦楚之後，絕大多數民眾心中期盼着穩定，也正因為如此，這場如細雨潤物的改革，就一反歷史上重大改革往往由少數幾個政治家導演但也經常曇花一現的慣例，而是由成千上萬的社會精英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時段介入，也正因此，這場改革帶給中國的變化細密而紮實，綿遠而久長。

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新時期改革與近代中國多次改革一樣，事實上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參照系，不論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還是社會層面的法制建設，以及文化層面的某些價值取向，直至國家級別的發展戰略，都大膽借鑑了西方發達國家業已被證明成功有效的規律和做法。而這一切，當然為學貫中西的海歸精英揮灑才智帶來了巨大的機會和空間。

實踐證明，這是一個需要海歸也成就海歸的時代。在30年來的改革中，留學回國人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成為中國改革的思想庫，充當了中國改革的推動者，法制社會的推進者，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者．教育領域的改革者．社會改革的實踐者等等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只要中國一天不全面超越西方發達國家，海歸派的歷史使命就依然沒有完成。

“海歸”一詞似乎比“留學生”更熱，從“出國熱”到“海歸潮”，除了懷家念國的天然情結，其背後其實更有着中國綜合國力大幅增強後所帶來的國際地位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個人發展空間。對於正處於快速發展關鍵期的中國而言，海歸潮恰逢其時。從“人”的迴歸到“才”的迴歸，既是政策嬗變的結果，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從世界範圍而言，人才國際化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在這種大趨勢下，中國以其種種綜合優勢，迎來“人才迴流”時代，正成為全球最大的海歸國；同時也有望挑戰全球範圍的人才推一拉模式，在國際人才大戰中成為贏家。

海歸精英的國內分佈，除了天然的母校情結外，大多數海歸集中分佈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這種分佈雖然不太盡人意，但符合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態。海歸潮會縱深流向珠三角，長三角，東南沿海和東三省，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回國留學人員“孔雀西北飛”參與西部和內地大開發。

在國際景氣低迷、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落差下，中國海外留學生紛紛返國創業。從九○年代中期引進網絡以來，這批數十萬計被稱為“海歸派”的留學歸國人員，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各領風騷，正在成為中國經濟起飛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成為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器。

“海歸”回國的八大理由：家國情結；有政策保障；發展空間大；國內機會多；生活的品質有很大改善；回到一個鉅變的社會；找到感覺；把兩種文化中的劣勢轉換成優勢。

中國為鼓勵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創業，制訂了相關的政府性的條文以便下級行政政府和機關參照執行：

●國家在各學科和技術領域為海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提供方便。對在某些學科和專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合作研究開發項目，可按國家現行規定渠道獲得經費支持。

●按照國際慣例，海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的合作單位要給付合理報酬。對短期聘用的留學人員，單位可根據其業績大小，經雙方協商確定協議報酬。對從事中介活動的，可收取中介費或佣金。對合作研究、合資創辦企業的，留學人員可以專利、發明、專有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分配。

●各地區、各部門和用人單位根據人才需要和財力可能，適當撥出專款對留學人員為國服務活動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對從事國家重點研究項目和短期回國服務的留學人員，根據承擔的項目和任務，經申請批准，國家或地方政府及用人單位給予適當經費投入。

●保護海外留學人員的知識產權。保障留學人員在專有知識、技術專利、科研成果或合作和委託研究開發的科研成果等方面享有的知識權益。個人科研成果在知識產權收入分配中所佔份額預先與合作單位商定，留學人員按有關規定分享。所得税後收入可兑換成外匯匯出境外。

●國家支持各地區、各部門和用人單位為海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創造良好工作和生活條件。鼓勵到國內各經濟開發區、 高新技術開發區、留學人員創業園進行科技開發和科研成果轉化，享受優惠政策。在國內創辦企業的，各有關部門給予必要支持，在企業註冊、土地使用、工商、税務、商檢等方面，簡化手續，減少環節，提供服務。

●對在中國任職的留學歸來人員中的外籍高科技、高層次管理人才可以提供入出境便利。對需多次臨時入境人員，可根據實際需要發給有效期一年以上，最長不超過五年的多次入境有效“F”簽證，對需在華常住人員，可根據實際需要發給一年以上，最長不超過五年的外國人居留證，對需要多次出入境的，同時發給與外國人居留證相同期限的多次返回“Z”簽證；對申請在華定居(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批准同意發給永久有效的外國人居留證。上述人員需提供教育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司或人事部專業技術人員管理司或各地廳局級人事部門的證明文件。對取得國外長期居留權的，可憑中國護照、副省級市以上政府人事部門證明，在購買住房、子女入學入托及就業等方面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海外留學人員在國內創辦企業、建立合作研究開發基地等，根據需要招聘大學本科以上工作人員，各地人事部門要按照有關政策積極支持幫助，並提供人事代理服務。 ^[2] 

為了防止某些學業不精、學歷作假的留學人員回國後欺世盜名，中國建立了留學人員學歷學位認證制度。規定：凡是在國外學術機構獲得學位的中國留學人員，必須得到中國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的官方認可，否則其學位不予承認。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專門制定了《學歷、學位證書認證申請辦法》，明確規定：“留學回國人員國外學歷學位認證申請須遞交以下材料：

1、本人護照；

2、所獲國外學歷、學位證書；

3、國外學習成績單（碩士以上學歷者，應提供畢業論文摘要）；

4、中國駐外使（領）館開具的留學回國人員證明；

5、出國前最後學歷證書以及其他相關材料，所有材料均應為原件。

只有通過了這種由國內外教育機構、中國政府境內外機關聯合進行的詳細認證，國外學歷學位才能成為專業人才的學術水平證明。認證手續相當便捷。專司該職的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已經成為眾多中國留學生歸國創業的第一站。

反觀當代留學生羣體的成就卻一落千丈。近些年，中國留學生在外犯罪率普遍上升，手段殘暴，駭人聽聞，並有低齡化趨勢。如：2004年美國肯塔基大學中國留學生張棟涉嫌殺害女友，被警方逮捕，並被控一級謀殺罪。2005年，中國留學生王亮、楊寧和魏巍涉嫌參與殺害日本松本真二郎一家四口。2009年，來自中國的博士生、研究生的朱海洋用廚刀殺死女友楊欣，並兇殘地把她斬首。

這一樁樁一件件鮮明的對比，令人咂舌，為何現代的留學生相比之下有這麼大的落差？其中的原因有：

由於留學生大多是有一定年紀才出國留學，普遍思維已經定性，在國內所受的教育和國外教育差異大，一時難以完全承接得上。加上本身語言障礙大，聽不見説不清看不明，無法與外國人正常而流利地溝通，導致許多學子總體學業成績一般，被認為是帶有“殘疾”的羣體。

留學生的強烈自豪感從國內到國外，遭遇截然不同的待遇後蕩然無存。留學生們依舊以曾漂洋過海而洋洋自負，表面風光無限，一回國儼然是“衣錦還鄉”、高人一等。但實際上，留學生在國外基本上是過着底層的生活，因為高額的留學學費已經讓眾多留學生們不得不選擇自力更生，即使在國內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國外也得依靠洗盤子刷碗等底層手工活維持生計。有經濟基礎的留學生們卻缺乏進取心，以到處玩、飆車、談戀愛等為主，普遍淪落到小混混層次，自甘墮落地在邊緣徘徊，鬱郁不得志，此時正易受不法分子的蠱惑和拉攏，成為徹頭徹尾的邊緣人（在影片《非誠勿擾》中被戲稱為“三無偽海歸”）。

意識形態自相矛盾

出國後，留學生們因國別、文化、種族等方面的差異，加上自身缺乏普世價值理念、缺乏國際視野、缺乏本土文化根底，沒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信仰，對內受到排擠，對外被異端勢力糾纏。所接受的教育與國內的傳統教育迥然不同，國別間的文化衝擊令留學生們無所適從。茫然回國後的留學生們又遭遇到“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尷尬，跟不上改革開放後日新月異的變化，“海歸”文憑不再吃香，原有的環境、文化等再受到折騰。於是，許多留學生們憤世嫉俗、人格分裂、挫折感強烈，找不到精神家園，越發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是誰造成了海歸們的今日悲哀？

首先是教育制度的問題。例如國內的教育在外語教學上，沒有提供適當的環境給學生們操練，僅僅教會外語的語法、知識點，忽略了説讀寫聽的重要性。而且，很多落後地區根本無法做到外語教學從娃娃抓起，直到初中階段才授課，先天外語能力的不足結合後天教育的錯誤方式，導致了學生們學外語一知半解，運用能力低，無法達到外語要求。

其次，對海歸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事實上，國家還是比較注重海歸們的回國創業和就業問題的。但是在一些方面上其實可以再給予放寬：例如收税税率過高。大部分海歸們回國的薪水起點較高，但國家的徵税點一直沒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致使海歸們要繳納很高的税費。

留學生歸國需學會心理適應

現階段的生活質量越來越高，很多工薪家庭也開始將子女送出國門去留學。

調查顯示，中國留學生已位居世界第一，有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留學人數達33.97萬，其中九成靠自費。留學已從“精英教育”轉化為“大眾教育”，此外，留學“低齡化”日益顯著，出國讀本科甚至是高中的人數大幅增加。

留學生則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學有所成、帶着抱負回國型；二是“被留學”型，多為“官二代”或“富二代”，他們在國外所學無幾；三是認為“國外的月亮圓”型，出國是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學習新文化、新理念。其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留學生選擇回國就業，成為“海歸”。然而，與出國時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元的留學費用相比，他們回國後的就業情況卻不甚樂觀。

如今“海歸”面臨的心理壓力，大多與出國動機有關。一般來説，第一類“海歸”不會有太多的困擾，第二類、第三類則要經歷一次心靈的歷練，尤其在4個方面承受着壓力。

1.競爭加劇。

“海歸”羣體不得不面臨就業競爭日益加劇，用人單位僱用“海歸”愈加謹慎的尷尬。西南大學心理學院楊東副教授表示，有些人在留學期間並未學到真本事，歸國後又不適應國內的規則，這都導致“海歸”就業難。此前高昂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又讓他們對工作要求較高，內心難免感到失落。

2.東西方人際關係不適。

在英國留學4年的小劉對國內複雜的人際關係很頭疼。剛進公司時，自己就像個“異類”，似乎與同事溝通都得從頭學起。楊東表示，中國式人際交往的特點是重感性，講人情；國外則重理性，講自由。海歸們在處理人際關係時，難免會有價值觀與文化上的衝擊。

3.外界眼光壓力大。“海歸”吸引着更多的目光。領導認為他們有獨特的經歷，就應有優秀的表現；同事認為他們理應有更強的能力；街坊鄰居覺得“留洋歸來”必然要有更好的發展……這些來自外界的眼光不可避免地給他們增加心理上的壓力。

4.婚戀問題難解決。

有調查顯示，近六成“海歸”依然單身。不少人在心理上更傾向於尋找有共同經歷的伴侶，但“海歸”畢竟是相對少數的。苛刻的條件很可能讓他們一無所獲。

對於這四種壓力的調整，問渠心理網認為，主要是給心態歸歸零。“要客觀、全面、辯證、發展地看問題，而不是主觀、片面、極端和災難地看事物，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合理情緒理論。”林永和解釋，人的思維決定行為，只有積極地看事情，才能用健康的心態去面對現實。其實，不管就業也好，婚姻也罷，問題都源於期望過高、經驗缺乏和能力恐慌。那麼，“海歸”怎麼才能更好地適應國內生活呢？

1.接受現實。

“海歸”應認清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不要好高騖遠。未來若想更好地發展，還需不斷地重新學習。要知道，只有與環境彼此接納之後，才能發揮自身所長，獲得更多的認可。

2.摘掉光環。

“海歸”不妨先摘掉海外“鍍金”歸來的光環，用“歸零”的心態重新審視自己和環境。放棄心中的優越感，打消不切實際的慾望，轉而腳踏實地、認真用心地做好每件事。在人際交往方面，要多觀察國人的相處之道與人際技巧，多與同事、朋友交流，儘快融入集體。

3.心理定位。

在心理上，“海歸”要準確給自己定位，到最能發揮個人價值的地方去，並不斷提升自我。客觀講，“海歸”羣體擁有視野國際化、外語能力強等優勢，只要踏踏實實做人做事，時間會證明他們的能力。在尋找人生伴侶時，也不妨將眼界放寬一點，或許會有很好的收穫。 ^[3] 

錢學森(中國著名科學家)

鄧稼先(中國著名核物理學家)

厲麟似(中國近現代文教界代表人物)

梅汝璈(參與東京審判的大法院)

柳傳志(聯想集團總裁)

楊元慶(聯想少帥)

李澤楷(盈科數碼總裁)

張朝陽(搜狐公司總裁)

丁磊(網易公司創始人)

李東生(TCL總裁)

吳士宏(打工女皇)

趙黎明(利盟中國總裁)

江永清(Sybase中國)

高克家(Sun中國公司)

王維嘉(美通公司總裁)

陳宏(GRIC公司總裁)

劉積仁(東軟集團總裁)

徐少春(金蝶總裁)

求伯君(金山總裁)

謝克人(康柏中國總裁)

盧如西(實達執行董事)

2013年留學回國人數35.35萬人，是本世紀初回國人數的近30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2.4%。 ^[7] 

中國正在不斷創造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範圍最廣的留學熱和回國潮，出國留學人員和留學回國人員的數量還在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據統計，從1978年到2013年底，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305.86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144.48萬人，在外的留學人員有161.38萬人，其中107.51萬人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或研究。 ^[7] 

先出國留學，再回國發展，正成為越來越多留學生的人生軌跡。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已有72.83%的留學人員學成後選擇回國發展；就在2012年，留學回國人數達到35.35萬人，是本世紀初的近30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2.4%。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