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光寺

清初天津城南門之外的官道兩旁，河網縱橫，坑塘密佈，頗具澤國水鄉的江南風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便是“定南禾風”。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見這一帶風水絕佳，遂於距南門三里的官道東側修建起一座寶剎，名普陀寺。因為周圍地勢宏闊，普陀寺顯得格外軒昂，以致這裏香火極盛，名噪一時。1719年康熙帝南巡，駐蹕天津，工於詩畫的寺僧成衡迎於西澱。康熙興會所至，遂賜普陀寺名海 ^[1]  光寺。不但賜寫了匾額，而且賜給了海光寺兩副對聯，一副是“香塔魚山下，禪堂雁水濱”；另一副是“水月應從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龕”。

上有所好，下必趨之。皇帝的青睞，着實為海光寺帶來了好運，以致官商紛紛捐金，對海光寺進行大規模修繕和擴建。擴建後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而且於環寺半里處鑿渠兩道，這就是海光寺的內河與外河。內河寬五至八丈，深六尺；外河寬二丈四尺，深五尺，周邊植柳萬株，海光寺的環境由此大為改觀。兩渠北通城濠，東南通賀家口，南有閘以引海河潮水，旱則汲引，澇則泄放。寺北建有西平橋，當時的“津門十景”中，有所謂“平橋積雪”者，即在此處。寺南建有南平橋，以通周圍百餘村鎮。寺西北角橋下通官道，橋頭有草屋數椽，橋南綠楊夾岸，掩映紅蓮，春夏遊人，少長成集，所以這座橋被稱為歡喜橋，也是遠近聞名的風景小區。除此而外，環渠之上還有一座無礙橋，也是盡人皆知。傳説，當時海光寺周圍還遍植葡萄，所以也稱海光寺為葡萄寺(疑為普陀寺之音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户部議準彼時的天津總兵官、福建人藍理在天津沿海開墾水田，但藍理卻就近選址於海光寺南，開圍田200餘頃，圩岸周長數十里，引天津城西南角城濠之水，東至賀家口泄人海河，排灌兩用，時稱華家圈引河。圍田分東、西兩個大圈，招閩浙農人數十家，分課耕種，限年趨科，人籍力田，並以領墾之人的姓氏為圈名，如華家圈、徐家圈（一日徐胡圈，日久訛音為西湖村）等。每田一頃，設水車四部：另建東棚、西棚，以畜推水車之馬匹。“旱則一日兩灌而不加溢，澇則終日戽而不加淺”。“插蒔之候，沾塗遍野，車戽之聲相聞。畝收三、四石不等。雨後新涼，水田漠漠，人號為小江南”，亦稱藍田。當時藍理曾請僧湘南主持海光寺及寺外的墾田諸事，湘南亦緣此寫有《海光寺志》，惜今已不傳。

高宗弘曆繼位後，亦步其祖父之後塵，屢屢南巡，乾隆元年（1736年）時路過天津，為海光寺御書“瀛蠕慈蔭”匾額。這位偏愛舞文弄墨的皇帝，此後又陸續為海光寺親筆寫下了大殿額“普門慧鏡”，大殿聯“覺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御書樓聯“春物薰馨含慧業，名禽宛轉人聞思”；大士樓聯“不生波處心恆定，大寂光天相總融”；後樓額“鏡瀾普照”，後樓聯“歡喜白毫光妙明合印，莊嚴香水海安隱同參”。海光寺因此聲名更隆，時有高僧駐錫其間。

1767年乾隆帝曾在海光寺前閲兵，有《題海光寺》及《閲武》詩。時值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福康安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成功，乾隆令將義軍領袖林爽文，何有志、陳岑、林岑等檻送天津，並於行宮門外親自審訊，最後用大刑磔（分裂肢體）何有志，梟首示眾；次日又於蒲口磔陳岑，梟首示眾，林爽文則被害於北京菜市口。由此，乾隆帝對清王朝的統治憂心忡忡，所以他在《閲武》詩中，競有“敢日瀛氛靖，戒安意正殷”的句子。1770年乾隆帝作《海光寺》詩。1788年拈香海光寺，又寫下了《海光寺》詩，這幾首詩當年均泐石於海光寺中，用資紀念。

為這處風景絕佳的佛門勝地帶來屈辱、破壞，乃至萬劫不復之厄運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的侵華。

咸豐六年（1856年）英國藉口亞羅號事件進攻廣州。翌年法國藉口馬神甫事件，與英國組成侵華聯軍，並以額爾金和葛羅為英、法全權代表，各率海陸軍集中香港。這時，美、俄兩國亦聲明支持英、法侵華。不久廣州為英法聯軍攻陷，四國公使遂聯袂北上，於咸豐八年(1858年)4月抵達大沽口外。5月20日英法聯軍攻佔大沽炮台，清軍潰敗，聯軍兵艦沿海河上駛，於26日到達東浮橋，並盤踞於三岔河口一帶，清軍於海光寺外紮營。咸豐帝見狀大驚，深懼天津重蹈鴉片戰爭的覆轍，認為英、法若“以大沽為香港，而以天津為廣州，將來何能驅之使去?”因此急忙派出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往天津查辦。

桂良和花沙納到達天津後，見海光寺建築華美，陳設精良，且周圍有清兵駐紮，乃選定於6月5日在海光寺後樓下筵宴英國公使，“以北為上，設聯桌三，東西聯桌各二，地鋪紅氈，圍靠新鮮，酒餚齊整。”6月7日在海光寺分別筵宴法、俄公使，6月8日又在海光寺筵宴美國公使。當時，俄、美兩國因急於得到好處，條約很快議定，而英、法兩國自恃大軍壓境，逞強要挾，態度極為蠻橫，甚至在談判之外，徑至桂良、花沙納的行寓，拿出自定條約56款。逼令二人應允。“驕狠之情，有目共見。非特無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

經過近一個月的海光寺談判，英使額爾金寸步不讓，而且“逼索議準照會，神色俱厲”，額爾金甚至揚言，“若再無定説，惟有帶兵北竄”。桂良、花沙納果然被英、法的恫嚇所懾服，自稱“精疲力竭”，並提出“五不可戰”，要求咸豐帝“於兩弊相形之中，聊為避重就輕之法”，對四國的侵略要求“從權允准”。

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在海光寺簽字，英使額爾金躊躇滿志，來海光寺時，競“用轎30乘，帶兵五六百名，各持槍刀，鎧甲一色。夷官亦數十人，鼓樂同來，竟將寺內佔滿。”第二天，中法《天津條約》簽字，法使葛羅“帶兵200餘名，並跟隨夷官數十人，鼓樂同來。”“是日回館甚晚，沿路執火把百餘，照耀而行。”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已分別於6月13日和18日簽字，兩國雖然儀從簡單，但也盛氣凌人。應當説，從這時起，海光寺便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國家備受欺凌，民族歷經屈辱的見證，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個渾名—簽約寺。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攻陷大沽，並將天津城佔領，聯軍在河北望海寺設北營，在城南海光寺設南營，並一度將天津知府石贊清扣押在海光寺內。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國侵略軍佔領。到了咸豐十一年（1861年），聯軍才因《北京條約》（《續增條約》，即《天津條約》的接續和增補）的簽訂，和天津的開埠，悉數從海光寺撤出。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開始重視國防的近代化和加強近畿的防務，決定購置外洋軍火機器，在天津設局製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東18裏的賈家沽道設立軍火機器局，並把由外國購辦的製造火藥與銅帽(雷管)的機器安放在這裏，這就是東局；然後把從上海等處購辦來的蒸汽機、化鐵爐和旋牀等設備安置於海光寺周圍新建的廠房裏，作為分局，亦稱西局。西局專門製造槍炮，併為東局機器做修配工作。據津海關税務司迪妥瑪《1867年天津貿易報告》説，“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個機器廠和鍊鐵廠，由外國工程師監督，在那樣的地方能夠建立起高聳的煙囱，可見風水之説還是不難克服的。”由於寺外的隙地全為機器局所佔，清曠之地遂變為塵囂之所。

同治七年（1868年）海光寺西局率先開工，首先製出了可發射12磅炮彈的銅製炸炮12門，每門重450磅。此外還製造出炮架及前車。據目擊者説：“炮具的生產，頗為有效，很可稱道。”因東局以生產彈藥為主，所以稱“機器造藥局”；海光寺分局以生產槍炮為主，又稱“機器鑄炮局”。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督直，調任原上海機器局督辦沈保靖來津主持局務。當時因購得製造林明敦兵馬槍設備及中針槍子機器，遂將海光寺分局之名撤銷，但生產規模卻得到擴大，這裏分設鑄鐵廠、錘鐵廠、鋸木廠，將原來機器房的一半改為洋槍廠，添設卷槍爐房；銅帽房的一半改為槍子廠，添設烤銅裝藥房，並試製出鏹水、水雷、雷管等。新設的機器廠，可以自行製造車、刨、鑽等機牀。工匠也由原來的50人發展到六七百人。日常除製造新式槍炮等軍械外，兼制民用設備以及各種軍用船隻。全廠“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為號，響聲遙聞數里。”

經過改組和擴建，海光寺局的成效頗為可觀。例如，光緒初年曾製成直隸號挖河船。據載，該船以鐵製，其狀如舟，大亦如之。上為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斤，置之岸上，旋轉極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後用於疏浚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很快便開浚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

光緒六年（1880年）又製造出類似潛艇的水底機船，據當時的報紙《益聞錄》報道，該船“式如橄欖，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標及吸氣機，可於水底暗送水雷，置於敵船之下。其水標縮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節下水試行，頗為合用”。據海軍史專家稱，當時世界上潛艇研製剛剛成功，海光寺局即能成功仿造，實屬非常之舉。翌年又製造出能載四、五十人的小汽船，以及“一百三十匹實馬力，七丈螺輪船二隻，以備海口布置水雷，並作小戰船之用”。所造之“行軍橋船一百三十餘隻，百丈之河，頃刻布成平地”。當年慈禧太后整修頤和園，疏浚昆明湖，李鴻章特意進獻了兩支小輪船“捧日”、“恆春”。光緒二十年(1884年)慈禧又點名要李鴻章照二船樣式再製造小輪船一隻，隨洋劃四隻，以備倚虹堂至萬壽寺乘用。這些小輪船也都是海光寺局製造的。彼時，淮軍學習西洋操法，已經有了洋樂隊，所用洋鼓洋號海光寺局亦能仿製。

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主持海軍衙門的醇親王奕環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視天津、大沽及旅順、煙台等處的北洋海防，設於海光寺周圍的西局，為其參觀重點處所之一。據《醇親王巡閲北洋海防日記》載，李鴻章等人為奕環“擇南城外海光寺以為行轅，榱桷黯淡，略加堊飾”，但其住房之陳設用具，卻備極豪華。隨行200餘人，分住在海光寺周圍的機器局內。因不敷應用，又“添建瓦房、灰房五十二間，屋內牀幾燈盞畢具。寺前扯布帳為文武官廳，環寺置巡更兵柵十六座，並起蓆棚以停車馬。”

醇親王一行乘船自北運河到達天津後，由李鴻章親自迎接，至紅橋碼頭，再乘黃絆綠呢肩輿，進北門，出南門，至海光寺行轅。醇親王的肩輿由海光寺左門入，到佛殿左旁降輿。先期到達的天津司、道、府、縣各官，在寺內各持履歷、手本請安。醇親王先到大殿拈香，然後至御書樓寶座前行禮。由此可見，當時的西局各廠均建於海光寺外，並未對海光寺的主體建築造成破壞。全寺只是因年久失修，椽梁油漆脱落，所以殿內略加粉刷，院落施以隔板，便可權充行轅。日記的另一處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局有八廠，共屋百餘間，環於海光寺外。”

第二天，醇親王在海光寺御書樓接見法、俄、美、英、德、日各國領事，由津海關道兼北洋行營翼長周馥，及道員伍廷芳、羅豐祿分次引入。領事曾任武職者着戎服掛刀，任文職者衣缺襟短褂。“王中立，爵相（李鴻章）、善都統（善慶）左右立，王府護衞侍立殿上，神機營、海軍衙門隨員立階上，司道各官立階下，領事登階免冠人殿門，鞠躬北向立。”醇親王“一一慰問，領事或對近事，或陳頌詞”。謁見畢，再由周馥等引出，在御書樓下小坐，用茶、煙後辭退。醇親王最後又接見了時任天津海關税務司的德璀琳。

醇親王等僅在海光寺住了一夜，便由大沽赴旅順等處閲操，八天後才回到法租界碼頭，這時，消息已傳遍天津，所以由碼頭乘轎返回海光寺行轅時，路上攔輿“條陳獻才技者，求差使者，久訟不得申”而控訴者比比皆是。醇親王見狀只好告訴周馥：“親藩例不理詞訟，可告諭縣令出示諭之。條陳技藝者多迂謬無當，王不納，轉交爵相察核。”及至到達海光寺行轅，再次受到天津文武各官的迎接。醇親王此次返回海光寺，時間已相對充裕。李鴻章為使醇親王能見到西洋新式織布機和電燈，特地命盛宣懷進行準備。據天津歷史博物館林開明先生提供的資料説，由“上海叫來四個能織婦女，在局用機器做三天。又在外洋花一萬銀買一套汽燈機器，其汽燈尚屬可觀，燈光色淡，明如白晝，一燈之光可照一里之抽遙。局內、海光寺內共計汽燈十個，以鐵絲系在燈上，後通後廠機器，機器一動，火從機器過來，各燈自有火光。燈內亦無燈芯，並無油物，殊屬千古之奇。”海光寺安裝電燈，是天津使用電燈的最早記載。

醇親王又在海光寺行轅住了三天。行前，先到直隸總督衙門，由李鴻章設宴餞別，然後乘船返回北京。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的侵華，使海光寺遭到徹底破壞，因這裏地當通往南門的要衝。這一年7月9日，日軍步兵1000人在炮兵和騎兵的支援下，加上俄、英、美軍的配合，將海光寺局佔領，廟宇盡毀。從此海光寺鞠為茂草，掃地無存，僅餘一條被外國人命名的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以及一口富有傳奇色彩的大鐘。

海光寺大鐘為光緒四年（1878年）時德國鑄造，重13000斤，三年後做為德國送給清王朝的禮物運抵天津，清廷遂令李鴻章擇地安放（一説為克虜伯兵工廠為李鴻章祝壽而贈給他的）。李鴻章認為海光寺是康熙和乾隆皇帝駕臨的地方，遂把此鍾懸於海光寺，並派機器局的七名技師在鐘上刻了全部《金鋼經》的經文。但這七名技師在刻完經文後不到100天便相繼死去。日軍佔領海光寺後，把這口鐘轉送給英租界工部局，作為消防警鐘懸於維多利亞花園。南開大學八里台新址落成後，由英租界當局（一説由海光寺索回，一説由天津市政府索回）送到南開大學，從此成為南開大學的校鍾。鍾亭建於校園大道左側路口的思源堂西南，瀕臨河畔，是校園中的一個獨持景點。每逢學校盛典或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時，便嗚鍾紀念，聲傳數里，八里枱鐘聲成為這裏的一景。1937年7月28日天津被日軍佔領，30日，作為海光寺遺存的大鐘隨着一批圖書和儀器設備被日軍從南開園中掠走，從此下落不明。1997年7月28日為紀念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60週年，學校當局又重鑄了一口校鍾，並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強迫衰朽不堪的清王朝簽訂了空前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各國除了得到鉅額的賠款外，還取得了在中國駐軍的特權。比如日本除在北京有使館衞隊外，還在山海關、秦皇島、灤州、昌黎和天津駐有軍隊，稱日本清國駐屯軍，總數達1650人，其中天津因有日租界，駐軍最多，司令部就設在距日租界極近、並一直被日軍佔領的海光寺。從此海光寺又成為日本武裝侵略和吞併中國的軍事大本營。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日本原擬藉機出兵中國，扼殺中華民國，後因帝國主義間矛盾重重，不得不放棄武裝干涉的計劃，但卻乘機增加了駐屯軍的人數。嗣後因中國國體變更，日本乃改清國駐屯軍為中國駐屯軍（後又稱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依然設在海光寺，司令官為少將級。當時日本憲兵隊也一度設在海光寺，後來才遷到日租界中原公司後身。

海光寺日本駐屯軍機構龐大，部門齊全，其中心任務就是如何用武力滅亡中國。日本在海光寺製造的侵華罪行，可説是罄竹難書。

1928年春，蔣介石發動反奉戰爭，日本藉口保護僑民派兵侵佔濟南，屠殺中國軍民數千人。國民黨政府山東特派員蔡公時被割去耳、鼻，最後與其他17名外交官同遭日軍殺害，成為震驚一時的濟南慘案。這批野獸般的日軍中，就包括有從海光寺駐屯軍派出的、由小泉恭次中佐率領的三個步兵中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製造了“天津事變”，即便衣隊事件。當時，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親至海光寺與駐屯軍勾結，收買了一批漢奸，土匪等民族敗類，先後兩次在日軍炮火掩護下，從海光寺出發襲擊天津的行政機關和警察機構，製造暴亂，並乘機挾持清廢帝溥儀去東北，天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因此遭到巨大損失。暴亂的主要策劃人之一便是駐屯軍司令香椎浩平。此後海光寺駐屯軍積極配合關東軍，不斷擴大對華北的侵略。

1932年11月海光寺駐屯軍司令中村孝太郎策劃誘降中國駐山海關的軍隊，遭到失敗。翌年初便與關東軍聯合，製造了山海關事件，乘機佔領熱河，並逼進長城一線，最終壓迫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從此華北門户洞開。日本駐屯軍還不斷利用換防之機增加兵員，天津一處，日軍即增加到2000人，因此又購買了張園(辛亥革命前湖北新軍統制張彪宅)作為司令部的官邸。不久，關東軍制造了張北事件，強迫國民黨政府簽訂《秦土協定》。海光寺駐屯軍則配合關東軍制造了河北事件，最後壓迫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與海光寺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這時日本認為，對中國發動全面武裝侵略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把海光寺的日本駐屯軍作為正規軍編人作戰系列，定為佔領平津的主力部隊。

海光寺駐屯軍的另一項任務便是利用親日分子，組織漢奸隊伍。如駐屯軍參謀部操縱的三同會，就是由三個親日團體——日本士官學校同窗會，留日學生同學會及中日同道會組成的，一切活動無不聽命於駐屯軍參謀部，其成員後來大半淪為漢奸。後來，駐屯軍的高級參謀石井嘉穗又以佛教組織名義，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會”，用以策劃建立華北偽政權。海光寺駐屯軍參謀部還多次與山東軍閥韓復榘秘密接觸，策動山東“獨立”。此外參謀部的不少高級軍官，還分別以“公館”的名義，建立特務機關近20個，如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的松井公館，高級參謀和知鷹二的和知公館，參謀三友野吉的三野公館等皆是。

1936年4月，日本見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時機已經成熟，決定增兵華北，抽調各個軍種編人海光寺的中國駐屯軍。這時的駐屯軍除司令部外，尚有步兵旅團司令部，兩個步兵聯隊(華北駐屯步兵第一聯隊和第二聯隊)，駐屯軍戰車隊、騎兵隊、炮兵隊、工兵隊，以及受駐屯軍節制的駐華北航空大隊，各地守備隊等，總數不下二萬人，成為一支兵種齊全，具有攻戰能力的正規軍隊和野戰兵團，可以壓制六個師的中國軍隊。與此同時正式使用了華北駐屯軍名稱，司令官也由少將級提升為中將級，並由原來的軍部任命改為由天皇親授。“駐屯軍勤務令”中明確規定：“駐屯軍司令官隸屬於天皇，”“作戰、配備和行動方面接受參謀總長指揮調遣，在有關軍政、人事方面接受陸軍大臣的統轄”。這樣便使海光寺的華北駐屯軍成為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急先鋒。

為掌握華北地區的制空權，海光寺駐屯軍還強迫宋哲元簽訂了《中日通航協定》，以中日合組的惠通公司名義，開闢了天津至大連、承德、錦州、張家口和北平至瀋陽等五條以天津為中心的航線。駐屯軍還在天津東部李明莊修建了一座佔地2000畝的機場，附設有可容納10架飛機的機庫（即津濱海國際機場的前身）。

為全面控制和掠奪華北經濟，海光寺駐屯軍曾對華北的煤、鐵、棉花、交通、港口做了全面的調查，制定出《華北產業開發指導鋼領》，而駐屯軍調查部就是施行這一綱領的指導機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還與宋哲元多次會談中日經濟“提攜”問題，最後達成協議，這樣就為日本公開掠奪華北資源打開了方便之門。為破壞華北地區經濟秩序，駐屯軍還支持冀東地區日本人大規模的武裝走私，結果使白銀大量流人日本。七七事變後，駐屯軍更強迫中國海關把天津、秦皇島兩海關税款悉數存入天津的正金銀行，作為侵華日軍的後備財力。

七七事變爆發後，海光寺日本駐屯軍的使命基本完成，參謀本部決定成立華北方面軍司令部，設於北平，海光寺的華北駐屯軍遂成為其直轄部隊。海光寺駐屯軍司令部雖然不存在了，但海光寺仍為日軍所霸佔，一直是日本兵營。

抗日戰爭勝利後，海光寺日本兵營成為集中華北地區日本降軍的地方，不久這些降軍被遣送回國，海光寺兵營遂為國民黨軍隊所接收。解放後，這裏先後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259醫院，以及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研究所，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血液病醫院。附近的海光新村高層住宅樓等樓羣裏巷，以及原來的天津鐘錶廠、天津製冰廠、製藥廠、天津中醫醫院等，當年均屬海光寺的範圍。在血研所大院裏，還保存有昔時日本兵營遺留下來的營房、馬廄及帶有無線電屏蔽裝備的作戰指揮中心等設施。

海光寺具體位置如百度地圖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