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誇風

以虛假、誇大的工作成績向上級彙報的壞作風，浮誇風是與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根本對立的，是危害黨的事業的壞風氣。浮誇行為由來已久，而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唯心主義口號鼓動下，許多人民公社、生產隊相繼放所謂“高產衞星”，宣佈畝產糧食上萬斤甚至十萬斤，從而使黨的聲譽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由於隨之而來的糧食高徵購，又給羣眾利益帶來了巨大損失。浮誇行為不僅僅是工作作風問題，而且是思想品質問題，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和這種壞作風做不懈的鬥爭。（李其炎主編；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編寫. 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大辭典. 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3.09.）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教育方針、加強民兵工作等17個問題。北戴河會議通過了37個文件，作出了許多項決定。其中兩項重大決策對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一是確定1958年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二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會後，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在全國範圍內嚴重氾濫開來。 ^[1]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報刊宣傳對浮誇風和“共產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當多的這方面的錯誤口號，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就是在報紙上以醒目位置提出來的，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糾“左”勢必也要總結這方面的教訓。 ^[2] 

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是怎麼來的？毛主席認為：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我們老是要數字，種了多少，產了多少，天天統計，天天上報，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上面為什麼要壓下面呢？毛澤東認為，從領導作風看，這緣自脱離實際的瞎指揮。他説：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高徵購、瞎指揮，教育了我們。主要是瞎指揮，高徵購也是瞎指揮。總之，“大躍進”的錯誤説明：主觀主義在我們身上經常存在，容易產生自以為是，不肯反覆研究，不肯聽反對意見。總起來講，所謂瞎指揮的領導作風，一是脱離實際，不調查研究；二是主觀武斷，自以為是；三是貪多、求大、圖快，在“大躍進”運動和總路線的要求中，只記住了多和快，忘記了好和省。

浮誇風(3張)

從浮誇風的教訓中，毛澤東引出一條黨內領導作風的底線，這就是：“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為克服主觀武斷的“瞎指揮”，毛澤東從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角度提倡“調查研究”“多謀善斷”“留有餘地”“勿務虛名而招實禍”等，必須以史為鑑。怎樣才能科學和實際呢？毛澤東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個管總的路線指導還不行，還要制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業、農業、商業、科學、教育、文藝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體的條例制度，意在使黨對各行各業的領導和管理有章可循，按規矩辦事，不再主觀武斷，從而使領導幹部的決策更符合實際、更科學準確。 ^[4] 

“大躍進”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敗壞了黨的作風，唯意志論的瞎指揮和浮誇風盛行。三年嚴重困難，使全黨同志猛醒過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要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這次會後，他親自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和廣東農村。這次調查的成果，對於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迅速恢復農村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印發了失而復得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對於全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調查研究，推動極大。他還提出兩個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羣眾路線。”　在他的督促和帶領下，一時間在全黨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層、深入羣眾搞調查研究的風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