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濱文化

浮濱文化最早發現於廣東省潮州市饒平縣浮濱塔仔金山，廣泛分佈於粵東閩南區域，以長頸大口尊、圈足折腹豆、帶流壺等為陶器組合，陶器多施褐色釉，多見直內戈、三角矛、凹刃錛等石器，見少量小型青銅器，是閩粵東南沿海地區受到商文化強烈影響的早期青銅文化。 ^[5]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饒平縣浮濱區塔仔金山、聯饒區頂大埔山兩個地點，清理發掘了21座豎穴墓，第一次將其作為考古文化類型來命名。 ^[2]  這類文化遺存通過最近20多年的考古發現的研究，逐步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從先秦開始，粵東地區受到中原文化強烈影響的"潮州文化"，正在醖釀、孕育之中。浮濱文化的發現，對研究"潮州文化"的源流，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起，在福建展開的文物普查中，閩南九龍江流域的漳州、漳浦、南靖以及晉江流域的泉州、惠安、莆田等地相繼發現浮濱類型遺址。經過比較研究，考古學界確定這一文化類型已經具備了考古學文化的各項條件。1983年，在饒平發現的這批墓葬在《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以《廣東饒平縣古墓發掘簡報》公開發表，邱立誠判斷其年代“約相當於商代”。1983年，考古學家何紀生髮表《香港的考古發掘與需要探討的幾個問題》一文，首倡“浮濱文化”。 ^[4] 

1997年，香港馬灣東灣仔清理出一座屬浮濱文化墓葬，出土陶器4件，另外有玉石飾物，其中長頸圈足壺、罐、杯等都具浮濱文化早期特徵，另一件稱為雙流壺的陶器，形似皮囊形，雙小流口，鼓腹，素面平底，提樑消失，形狀與後山類型雞形壺相似但已不見後山類型雞形壺那種生動形態。曾騏在《揭陽榕江流域的“後山類型”》中認為，後山類型標誌物的雞形壺曾經是圖騰的旗幟，生命力頑強，它在浮濱文化的早期階段時隱時現，或改變原形，但在後來的浮濱化晚期終歸消失了。 ^[4] 

2001年，漳州一座高約30—36米的低丘山壠虎林山發掘清理殘存墓葬20座。除一、二號墓年代早於浮濱文化，其餘18座均為浮濱文化時期。從墓地殘存佈局看，平民、貴族分別葬於東北、西南二區，貴賤差別明顯。虎林山遺址的發掘讓浮濱文化的面貌更加清晰。曾騏認為，虎林山墓地反映了浮濱文化時期社會分層的生動材料，十九號墓主人為墓地最頂級人物。在十九號墓中，出土的兵器銅戈、銅矛、石戈，銅鈴（可能用於軍旅）是墓主人軍事領袖的代表，石璋出土於墓坑北部正中，黑色、製作精細，是禮儀重器或宗教神器，權杖的代表。成批石錛(28件)、三件玉玦、五件陶尊彰顯墓主人的財富地位。從隨葬品的分析中，凸現出墓主人在虎林山墓地中的顯赫位置。 ^[4] 

這個文化 ^[1]  的露頭可以追溯到本世紀的40年代。當時在粵東傳教的意大利神父麥兆良，曾在海豐、蕉嶺等地發現一類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遺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內涵而把它歸入所謂的"菝仔園文化".建國以後，考古工作者在50-60年代對粵東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中，也偶有零星的發現。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廣東饒平縣浮濱區塔仔金山、聯饒區頂大埔山兩個地點，清理發掘了21座豎穴墓，第一次把它作為一直能夠文化類型來研究。此後，又在廣東省的粵東地區的揭陽、潮陽、潮安、普寧、揭陽、揭西、大埔、豐順、南澳等地和福建省的閩南地區的南靖、平和、南安、雲霄等地發掘了同類一遺存。通過一系列的科學發掘和研究，特別是對1974年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一組青銅器的重新認識，使我們比較完整地瞭解到浮濱文化共同體的組合、內涵，並進而認識了它的性質、時代。

考古學界判斷這是一支商周之際地跨粵閩兩省、分佈在韓江、榕江、九龍江、晉江四流域，聯成一片，文化特徵相同，埋葬習俗相似的考古學文化。其文化特徵為以長頸大口尊、圈足豆、帶流壺等釉陶組合。 ^[4]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騏認為，浮濱文化的內涵可作如下概括：典型陶器、釉陶、裝飾花紋、刻劃符號；石器生產工具、兵器、裝飾品、禮祭用品；青銅器的出現以及墓葬。其中，陶器以長頸大口尊，敞口深折腹，喇叭形圈足豆，大口高領折肩壺或罐，施醬色薄釉尊、豆最具特色。陶器花紋裝飾以條紋最多，方格紋、梯格紋也多見。 ^[4] 

從浮濱文化出土的錛、斧、鑿等石器生產工具和石璋等可判斷浮濱文化已進入使用磨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而青銅器的出現，則可成為浮濱文化作為“南方地區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強烈影響的早期青銅文化”這一觀點的印證。浮濱文化的青銅器，現有材料至少有四個地點共約25件，包括戈、戚、矛、匕首、斧、有肩斧、刀、銅鈴。在聯饒頂大埔山墓葬出土的青銅戈，長援、亞腰、直內無胡，長17.3釐米。邱立誠在《再論浮濱文化》中表示，正是這件銅戈的發現，使考古學者們推斷浮濱文化已屬於青銅文化，並由此推論廣東地區自商時期跨進青銅文明的門檻。 ^[4] 

饒平浮濱、聯饒等兩個目的的21座土坑墓，共清理出土隨葬品近200件，連同發掘前早先出土的器物，總數達300多件。從考古報刊開列的遺物清單看，有石器、陶器兩大項。石器有戈、矛、斧、鑿、礫石等工具、兵器及環、璜等飾物；陶器有大口尊、尊、壺、豆、杯、盆、盂、罐、紡輪等。陶器的質料有夾砂紅陶、黑陶、泥質灰陶等；有部分陶器施醬色釉。在幾個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號或文字，計13中17個形體。

在作為後來浮濱文化命名的地點，是浮濱區的一個山崗類型的墓地。被清理的殘存古墓有16座，從中已可看出有貧富貴賤的差別。例如最大的一座——浮濱一號墓，位於山頂部中央，墓坑巨大，長4.2米，寬2.9米，深3.6米，豎穴內設置二層台，出土器物36件，多放置在二層台上。隨葬品組合為石器、陶器、裝飾品，僅大口陶尊和陶尊兩種陶器便有16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釉陶大口尊高度有67釐米，大敞口、寬肩、長頸、折腹、 斜肩，肩部飾有三枚鉚釘式泥餅，肩和腹拍印直條紋，並施厚薄不均的醬色釉。小墓則坑淺，長1.2米，寬0.6米，只有一二件隨葬品。

在頂大埔山墓地，除了清理5座墓外，還收集到一件青銅戈，長17.5釐米，援長13.3釐米，援狹窄，隆脊有稜，連側帶刃，無胡，援與內上各有一圓穿。這件戈與江西吳城二期商代銅戈相似。青銅戈發現在墓地，也與墓中出土的石戈很接近，應為同一考古文化的遺物。

就在浮濱文化發現的當年，在福建省南安縣大盈村寨山發現了一批出自墓葬的青銅器、玉器。出土的青銅器有銅戈5件、銅戚1件、銅匕首2件、銅矛1件、有段銅錛2件和8件小銅鈴，共20件。該地點的寨山貝丘遺址，經調查屬浮濱文化遺址。因此，大盈銅器羣可作為浮濱文化的青銅器來考察。

浮濱類型文化遺物的發現與廣佈在潮汕平原含雲雷紋、夔紋等幾何形印紋陶的山崗遺址截然不同，它帶有若干黃河流域商文化的色彩而引起卡古學界的注視，當時把它稱為"浮濱類型".隨着考古資料的積累，浮濱類型陸續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揭西、大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外，在相鄰的福建省的漳州、漳浦、雲霄、詔安、東山、平和、南靖、南安、華安、龍海、泉州、莆田等地也有發現。發現的地點據不完全統計有近百處，已經形成一支地跨閩粵兩省，分佈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晉江四個流域內，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

終合有關考古材料，可以確認，浮濱文化是指分佈在粵東、閩南區域內的一種以長頸大口尊、圈足豆、帶流壺、釉陶器、直內無欄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錛組合為特徵的考古文化。浮濱人擁有少量的青銅兵器、青銅生產工具，使用刻劃於陶器上的簡單文字。浮濱人已有發達的製陶業，掌握輪制技術，創造了廣東境內最早的釉陶。浮濱人處在一個戰爭頻繁的時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銅兵器外，還使用大批製作精美的仿銅石兵器，如直內無欄石戈、三角形石矛等。饒平縣地1座墓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佔石器總數的哦9%；南靖縣三鳳嶺的一座墓便出土石戈10件，包括好幾種中晚期，其下限可能到達西周。

近年來，我們先後在粵東韓江、榕江流域進行人類考察，對浮濱文化又有許多發現和新認識。

一、1991年在南澳縣的考古調查中，確認了該縣隆東鄉東坑仔是一處浮濱文化類型的早期聚落遺址。在遺址中採集有浮濱文化的大口尊、梯格紋陶片、釉陶片外，還發現有石斧、石錛、網墜、紡輪、凹石和7件方塊體陶拍等生產工具，並在遺址西北面的山坡地發現夾雜陶片、石器的貝殼層堆積。

二、榕江流域的揭陽是浮濱文化遺存發現較多的地區，在114處先秦時代遺存有33處，基本上可分屬於白塔羣=玉湖羣、黃歧山羣、仙橋羣、桑浦山羣等5個遺址聚落羣。其中黃歧山羣的浮濱文化遺存即多達12處，榕江平原很可能是"浮濱王國"的中心區。

三、在榕江流域的考察中，豐順、揭陽、揭西、普寧、潮陽等市縣否發現有浮濱文化的遺存。在揭陽境內如上所述，遺存極為豐富。在榕江南河東側的仙橋鎮，也是浮濱文化的分佈密集區。在仙橋山前村的出土遺物中有2件石質牙璋，這是榕江流域浮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它與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錛、釉陶、折腹豆、方格紋凹底罐、帶流凹底陶壺共存。石質璋來源於中原的玉質牙璋，是眾所周知的商文化的重要禮器和祭祀中的餓宗教神器之一。這種禮器隨着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擴展、傳播，在浮濱文化時期已進入嶺南。因此，石璋也成為浮濱文化的重要段代器物。

四、1995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普寧下架山鎮的牛伯公山遺址，除了獲得一批浮濱文化遺物之外，還發現了浮濱人的居住遺蹟、地窯、蓄水設施等。以往有關浮濱文化的發掘多屬墓葬材料，此次發掘第一次揭示了這個文化的聚落形態，意義十分重大。同時，還通過地層採樣，測定了一批標本的14C年代數據，6個標本的年範圍在距今2870-3390年之內。絕對年代的測定，證實了前面把浮濱文化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的看法是基本可信的。

關於浮濱文化的性質、來源，尚存在多種不同的看法。我們透過日益積累的考古現象歷史，不難看出，在商周之際，為了掠奪南方的銅礦、食鹽和作為流通貨幣出產在南中國海的寶貝，中原的奴隸主王朝對長江南及閩粵進行擴張。經濟的開發、財富的掠奪，同時也帶來文化的交流。有一支中原文化以江西清江吳城為基地，溯贛江而上，經閩南而影響漳潮。這支商文化的南浙，一方面既融合了本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土著文化的影響而發生變異，也許那些滲雜中原語音的閩南方言已開始濫觴。這樣，便產生了粵東和閩南境內不同於諸越文化的浮濱文化。在《周禮。職方氏》中隱約提到的西周或更早些時候存在於東南沿海的"七閩"，正是這種中原人在外拓過程中獲得的知識。浮濱文化在銅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習俗上與商周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在凹石、印紋陶、條紋褐釉灰硬陶系、有段銅錛等方面則反映出浮濱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徵。華夏文化與土著文化的底一次融合的時間，由此而被大大的提前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粵東這片土地上第一次閃耀出中原商周文化光彩的"浮濱文化"，應該是"潮州文化"積澱的底層及其淵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