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

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1964年成為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文化大革命後，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北京文學》主編等職。作品生活氣息濃郁，鄉土特色鮮明，語言樸素自然。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臟衰竭在北京辭世，享年76歲。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藝》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説《喜鵲登枝》。此後發表了一系列表現農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説。1962年底開始創作多卷本長篇小説《豔陽天》。1964年《豔陽天》第一卷出版。1970年底開始創作另一部多卷長篇小説《金光大道》。1974年為適應政治需要寫了中篇小説《西沙兒女》，創作上走了彎路。1987年發表的長篇小説《蒼生》深刻地反應了新時期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代表作有長篇小説《豔陽天》《蒼生》《樂土》《活泉》《圓夢》等。“寫農民，給農民寫”是他的創作宗旨 ^[2]  。

浩然因家庭貧困，父親早年到唐山趙各莊煤礦當礦工，後舉家前往落户。

1932年3月他生於河北省開灤趙各莊，生長於礦區的大糞場子，出門就是攤曬或堆積的大糞乾兒，瀰漫的燻人臭氣，也許這些從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父親去世後，1942年他又隨母親投奔薊縣舅父家，在那兒與姐姐度過苦難的童年。13歲前念過三年小學、半年私塾，受到了中國民間文學和古典小説的薰陶。14歲即參加革命活動，當兒童團長。

1946年浩然參加革命工作，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只有16歲。1949年調區委做青年團工作，並開始自學文化，立志文學創作，練習寫作小戲、詩歌和新聞報導。只讀過三年小學的他，邊工作邊苦讀苦寫，走自學成才之路。

1953年調通縣地委黨校當教育幹事，後參加貫徹農村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村合作化運動。近8年的基層幹部工作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積累。他以“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忠實代言人”為誓言，在冀東和北京郊區農村做了50年艱辛的生活積蓄和藝術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認的。

浩然曾出版著作80餘種，作品曾在廣播電台連播，被改編繪製成連環畫出版發行。其作品記錄了中國農村的歷史風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鄉土氣息、時代特徵及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影響和感染眾多讀者，尤其是其《豔陽天》《金光大道》出版後，幾乎家喻户曉。浩然收到全國各地熱心讀者的大量來信。1973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又將其改編拍成了電影。 ^[3] 

1932年3月25日出生。

1954年調到《河北日報》當記者。

1956年9月調北京俄文《友好報》當記者，同年11月在《北京文藝》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説《喜鵲登枝》，引起文壇注意。

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此後致力於創作反映北方農村現實生活和農民精神面貌的作品。

1959年10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61年調任《紅旗》雜誌編輯。

1962年底開始創作多卷本長篇小説《豔陽天》。

1964年《豔陽天》第一卷出版，同年10月調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從事專業創作，成為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

1970年底開始創作另一部多卷長篇小説《金光大道》。這些作品留有當時社會思潮的印記，在當時有較大影響。

1973年參加了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

1974年為適應政治需要寫了中篇小説《西沙兒女》，創作上走了彎路。

197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

1979年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

1986年冬天為了深入農村生活，曾到河北省燕山腳下一個小鎮任副鎮長。

1987年發表的長篇小説《蒼生》，以新的視角觀察和反映變革中的農村現實和新時期農村的巨大變化。作品生活氣息濃郁，鄉土特色鮮明，語言樸素自然。

2008年2月20日因冠心病引起心臟衰竭在北京辭世，享年76歲。 ^[4] 

在當今中國文壇，有關浩然的話題不少，或褒或貶皆有之，然而真實的浩然給人的印象卻是和善平易，誠厚朴實，看上去像個老農一樣的長者。老農對春播秋收極為重視，因為他要紮紮實實勤勤懇懇地耕耘，來不得半點虛假和絲毫偷懶，否則，就沒有豐盛的收穫。浩然已是出版了1000萬字、50多種文學作品的著名作家，他的長篇鉅著《豔陽天》、《金光大道》可謂家喻户曉。中國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又以長篇小説《蒼生》再次崛起的他，卻仍然未改初衷，沒有留戀大都市文藝界的繁鬧與功利，自己一頭紮下基層，在河北三河安家落户紮下根來，實為難能可貴。

1986年11月，他攜老伴來三河長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嶺鎮掛職副鎮長。1987年5月，經三河縣政協會議通過，聘請他為縣政協名譽主席。1987年秋，他又被推舉為段甲嶺鎮名譽鎮長。1988年夏，縣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內僻靜處為浩然夫婦建一所新居（6間正房、6間倒座房）。於是浩然在此定居下來，併為居室題名為“泥土巢”，親筆書寫於小院門側，寓意“下蛋”（寫作品），“孵雛”（扶持文學作者）的窩。

三河市（縣）委、政府歷屆領導人都非常關心浩然的生活和身體，經常到“泥土巢”噓寒問暖，解決實際困難。鑑於子女均不在身邊，老伴又體弱多病，浩然安排其家居農村的內侄女和女婿住在身邊，三河縣政府給他倆解決了工作問題，並辦理了農轉非。文聯建立後，縣政府為浩然配備一輛“伏爾加”卧車及專職司機。1993年初，縣長又經多方籌集資金，為浩然購置一輛新“奧迪”專車。市（縣）財政局還及時對浩然住房進行修葺，提供必要的辦公設備和接待條件，方便了他的工作。

浩然日常除參加必要的社會活動外，每天都伏案寫作，閲改作者稿件和讀書看報。閒暇之時，練習書法，聽聽京劇錄音，有時散散步。他非常關心國家政治、經濟形勢，每日堅持收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等節目。

1993年6月15日，浩然突發腦血栓病，17日住進通縣263醫院。三河市五套班子領導人及各界人士多次前往探望。住院期間，他仍然關注“文藝綠化工程”，在病房兩次主持文聯主席辦公會，還閲改了大量作者稿件。

1996年10月22日，浩然去西安邊療養邊寫作，11月4日，突發腦昏迷症，昏迷三天兩夜不醒，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書。經搶救又脱離危險。11月10日，三河市委書記派宣傳部長和文聯秘書長以及文化局長等前往西安看望浩然。11月23日，浩然病癒出院，從西安返回北京。

1998年8月8日，浩然夫婦搬進三河市委、市政府為之新建的獨門獨院二層小樓，建築面積200平方米，位於三河北城句河灣，環境舒適幽靜，裝修典雅。1999年5月26日，新任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書記孫殿高就職沒幾天，就前往句河灣看望浩然，帶去黨和政府真摯的問候。三河市市長李洪衞及其他市領導也曾多次探望浩然。作家與政治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在三河的十幾個春秋，浩然創作出版了8部中、長篇小説，計330萬言，還修訂再版了7部長篇小説，計483萬言，還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等文章。其創作生活除以“泥土巢”為主，還涉足京郊通縣、密雲、平谷和廊坊以及山東昌樂縣等地。

他創建了三河市（縣）文聯和三河市（縣）作家協會，並親任兩會主席。他創辦《蒼生文學》十年，為廣大業餘作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併為重點作者出版專集四處奔波籌集資金，還親自為他們的書作序言，培養了一大批文學新人，出版了一套填補三河文學史空白的泥土文學和文藝綠化系列叢書，組建了“浩然文學基金會”和“《蒼生文學》董事會”，為文藝綠化工程積極籌集資金，為三河市以及周邊地區乃至全國各地文學愛好者做出無私奉獻。在當今中國文壇被“炒”的火爆和“紅”得發紫的作家中，有誰能為“他人做嫁衣裳”呢﹖有誰願當“鋪路的石子”呢﹖

浩然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浩然自述最偏愛《金光大道》，他曾説：“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説，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

京華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

山東省昌樂縣是浩然藝術生命的第二故鄉。1960年，浩然以俄文報《友好報》記者的身份，下放到昌樂縣東村勞動鍛鍊，度過了他生命中難忘的8個月。在那裏，他創建了東村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帶領全村400名幹部羣眾生產自救，渡過難關，與那裏的父老相親們結下了生死相依的血肉關係。他白天與社員一起勞動，忍着飢餓耪荒地、搶麥收、護秋坡、修水庫，晚上熬夜寫作（秋季晚上還要與幹部社員一起巡邏護秋），《車輪飛轉》、《送菜籽》、《半月敲門》、《太陽當空照》、《人強馬壯》、《珍珠》、《大肚子蟈蟈》、《榮榮》等20多個優秀的短篇小説，就是那時在昌樂問世。

浩然曾回憶當時寫作的情景：“那時寫東西從不講究什麼場合，田間地頭、推土車架上、糞筐上、場院屋的炕頭上，都能湊合着寫。晚上屋裏那盞小煤油燈經常亮到雞叫頭遍。”“當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靜清爽、飄着米穀香味的場邊上，許多激動過我的事情都展現眼前，許多話語都湧到唇邊，急不可待要向別人傾訴。於是我把糞婁翻扣在場上，在上面鋪一條麻袋，把保險燈捻亮，就趴在這個‘桌子’上寫開了。……有時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換上長衣長褲，把袖口紮起來，常常是一寫到半夜，還看了場，一舉兩得。”（浩然：《我的人生》）《豔陽天》中驚心動魄的大雨中搶救麥垛的情節，就是來自他在東村的真實生活。書中那個至為感人的農業社飼養員馬老四，就是以東村大隊保管員田敬元為原型創作的。

浩然念念不忘昌樂鄉親，曾先後五次重返昌樂探望，一次帶着老伴，一次帶着女兒，每次來訪總是懷着赤子般的虔誠，一個門口一個門口的登門拜訪，並把自己從北京捎來的糕點禮品一一送到鄉親中那些老者、弱者手中。1990年，浩然寫了《東村的鄉親們》，收入他由青島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紀實文學集《婚姻小路上的愛情坎坷》，後又編入《浩然全集》第18卷。1999年，長征出版社出版了由昌樂縣政協編輯的《浩然與昌樂》一書（這本書我還沒有，很遺憾）。2000年出版的浩然口述自傳《我的人生》中，有一章記述的就是他在昌樂的難忘歲月。影碟《浩然傳奇》是北京電視台在浩然病重住院期間攝製的兩集傳記紀錄片，裏面就有浩然晚年回昌樂縣東村看望鄉親們的珍貴鏡頭。

鑑於浩然與昌樂縣的不解之緣，昌樂啓動了《豔陽天》再現工程，以浩然文化為主線，準備建設一處集文化局機關、圖書館、文化館、電影院、文物陳列室、文化藝術館和浩然文學館於一體的文化活動廣場。

“寫農民，為農民寫”

“我的根在農村，我要為農民而寫作。”這是浩然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寫農民，為農民寫。”浩然將此作為自己的創作宗旨，堅持了一生。這位農民出身、長年生活在農民中間的作家，對於中國農民和廣大農村有着質樸而又深沉的感情。談及文學和生活的關係時，浩然曾不止一次地説過：“好的小説應該像剛從地裏拔出來的蘿蔔，不僅帶有鬚子和蘿蔔纓子，還帶着一嘟嚕濕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終充滿着濃郁、樸實的泥土氣息。

浩然本名梁金廣，1932年3月25日，浩然出生於河北唐山開灤礦區一個貧苦的家庭。他10歲喪父，12歲喪母，在悲愁和悽苦中度過了不幸的童年。浩然14歲時走上了革命道路，16歲時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前後，他做過8年村、區、縣的基層幹部。在新生活的感召下，從小就是“戲迷”、“書迷”、受過民間文學薰陶、對文學天生就有靈氣和悟性的浩然萌發了要當一名革命作家的強烈願望。

在收到上百篇退稿後，1950年10月20日，《河北青年報》刊出了他的一篇千把字的題為《姐姐進步了》的短文，使他進一步堅定了立志文學創作的信念。1954年，他的反映農村新生活的兩篇小説習作發表於《河北日報》文藝副刊上，由此他被選拔到該報社任記者。1956年，他的短篇小説《喜鵲登枝》發表於由老舍主編的《北京文藝》上，從而引起了首都文學界的關注。1959年，在浩然相繼出版了《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現農村新人新事、充滿濃郁泥土氣息的短篇小説集後，鑑於他在文學界和廣大讀者中的影響，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和秘書長的郭小川主動介紹浩然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

1964年底，浩然被調到北京市文聯成為一名專業作家。“文革”前夕，他創作出版了《新春曲》等10個短篇小説集、4部兒童文學集和散文集《北京街頭》，並推出了他的代表作《豔陽天》。

《豔陽天》一問世即引起了強烈反響，浩然也隨之家喻户曉。他收到全國各地熱心讀者的來信共1萬多封。1973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又將其改編拍成了電影，更使這部作品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豔陽天》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也是最能顯示浩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它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後發生的一系列矛盾和衝突，使人物形象活靈活現，生動傳神，顯示出了鮮明的藝術特色。

《豔陽天》出版後，浩然將所得稿費1萬元全部交了黨費。新加坡一個財團要出200萬元買下他作品的所有版權，被他斷然拒絕。他説：“將來如果有人要改編我的作品，還得到國外去購買版權，那叫什麼事！”某飲料廠，以100萬元的酬金請他給某飲料做電視廣告，他也婉言謝絕了。浩然説：“我為人的標準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熱誠待人，厚道而正直。”

有人説浩然是中國作品發行量最大的作家。浩然對此坦言：“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副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由於他把對農民的深厚感情都寫進了作品裏，他的作品也因此被學者們稱為“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形象畫卷”。

2019年9月23日，浩然長篇小説《豔陽天》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1] 

代表作有長篇小説《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蒼生》、《樂土》、《活泉》、《圓夢》、《春歌集》等。

1972年，浩然出版了作品《金光大道》後，名聲大振，成為了那個年代裏出名的作家。在那樣一個文化凋零的年代中，只有《豔陽天》《金光大道》等長篇小説，當年也只有浩然的這些小説可在新華書店裏出售。

然而根據各種資料和浩然自己的講述，他並沒有因此而失去農民的淳樸，沒有失去做人的本質，更沒有利用唾手可得的機會去做更多的“事”。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質樸、單純、本分的人，他像一位農村的生產隊長和村支部書記，經常穿着一件中山裝，説話靦腆，沒什麼架子。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浩然主動隱退，過起了少人關注的晚年生活。

1986年秋，浩然從北京市文聯宿舍直接搬到了位於北京東部的河北省三河縣定居。在深入生活為新時期農村縱情謳歌的同時，致力於培養文學新人。

1997年5月，在北京市作家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浩然當選為北京作協主席，2003年9月後任北京作協名譽主席。晚年的浩然捨棄了京城的安逸與舒適，紮根基層，定居三河，致力於培養農村青年和鄉土文學作者，稱這是一項“文學綠化工程”。在他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時間，三河縣形成了一個有聲有色的作者羣，還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學叢書《三河泥土文學叢書》。對於浩然不惜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而全力培育文學青年的行為，有人不理解，表示惋惜。浩然卻説：“我自己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是業餘作者出身，因此我瞭解文學小苗最急需有人伸出熱情的手加以扶植。”他那濃烈的“文學綠化情結”和甘當人梯的行動，受到了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讚揚。

浩然的女兒梁春水説，三河是浩然最想“歸屬”的地方，浩然生前曾經在一本書中寫道：“這片土地不僅養育了我的生命，也培養了我的心靈。”

《春歌集》 陳玉先 繪畫(9張)

他熱情關心北京市的文學藝術事業，他為發現、扶植、培養文藝人才，繁榮北京市的文學藝術創作，殫精竭慮，無私奉獻。他在京郊及河北三河縣實施“文藝綠化”工程，取得了豐碩成果，受到京郊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的高度讚揚，被譽為功德無量、意義深遠的善舉與壯舉。他濃烈的“文學綠化情結”和甘當人梯的自我犧牲精神，值得後人永遠銘記和學習。“寫農民，給農民寫”、“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踏實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奮鬥目標。有學者評論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的圖畫”、“寫出了個人和社會的雙向的真實”、“是樸實無華的自傳體，給人絢爛至極，歸於平淡的藝術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的價值”。

1、同行評價

“浩然絕對不是一個逢迎權勢的人，而是一個作風嚴謹、勤奮自律、道德水準高尚的作家。”著名作家祁淑英曾在1999年發表的文章《“浩然”正氣笑傲文壇———尋覓浩然足跡》裏這樣寫道。祁淑英聽到浩然去世的噩耗，眼裏湧出了淚花，她與浩然同年進河北團校學習，成為校友，後來又先後到《河北日報》工作，成為同事，跟浩然有着深厚的情誼。她向記者講述了浩然生前讓她佩服和感動的點點滴滴。

1951年，祁淑英與浩然同時到河北團校學習，當年學校還沒有餐廳，他們一起排隊打完飯後，就蹲在地上吃飯，一邊吃一邊聊理想，因為聊得很投機，所以後來兩人的話題很快就一致起來———要做一個文學家。畢業後，浩然和祁淑英先後來到《河北日報》工作，在成為同事之後，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浩然調入北京工作後，創作出了《豔陽天》。20年以後的1973年，祁淑英去薊縣採訪，在縣招待所的飯桌上遇到了浩然，當時正值浩然在薊縣體驗生活，於是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又暢談起來。祁淑英説，當年她還跟浩然講，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文學家，而自己還依然是一名記者。“不管怎麼樣，浩然他始終都是平易近人、忠厚的，他從來都沒發過脾氣。”祁淑英回憶説，“當年的他已經是大紅大紫，是大腕了，但他永遠都沒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講話都會先臉紅。”

德國一位漢學家曾評價《豔陽天》是“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一個絕唱。”當年《豔陽天》的出版也在中國文壇引起了震動，有評論家説，“浩然總是那樣不厭其煩地深入農村，那樣不厭其煩地寫農民、歌頌農民。”但正是寫出這樣一部作品的浩然，僅僅是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人。祁淑英這樣評價浩然，他雖然只讀過三年小學，但最後卻能去北京的大學講課，而且特別受歡迎。據祁淑英説，浩然輟學以後還是放不下讀書，當年被村裏納布鞋的大嬸用來夾鞋樣子的書冊就是他最好的讀本，還有就是聽説誰家有了藏書，就跑過去借來讀，把本村的書讀完了，就去鄰村借，就這樣，他把《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水滸傳》、《封神演義》等等東拼西湊地就讀完了。

説生活中的浩然，祁淑英説：“他始終都保持着農民的本色，從不挑吃挑穿。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請我吃飯，吃的是炸油條，喝的是小米粥。他穿得很普通、很不講究，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裝。”回憶起在一起學習和工作的時光，祁淑英佩服地説：“他風格特別高，在學校學習期間，我們吃飯是大鍋菜，我不愛吃豆腐，就揀給他吃，他也就把肉夾到我的碗裏讓我吃。”在寫作上，浩然筆耕不輟，從來都不會為外界所打擾，曾在駐通州記者站做記者的時候，有一年過春節值班，他就在別人都熱熱鬧鬧地敲鑼打鼓唱小曲的時候，埋頭寫作着；在生活中，浩然很低調，很少參加社會活動，而且一直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堅持着自己的人生信條。在晚年患病實在不能動筆之後，浩然便把精力放在了培養文學青年上，辦起了《蒼生文學》雜誌，為文學青年尤其是農村的文學青年搭建了很好的鍛鍊與展示的平台。

由於多年抱病在牀，梁家子女對父親的離去早已有了心理準備。“知道這一天早晚要來，但是沒有想到説來就來，一想到這一別從此就是永遠，我的心就痛。”浩然女兒梁春水傷心地説。

在外人眼裏，作為著名作家的兒子，是多麼風光的事。浩然長子梁紅野卻不這麼認為：“在我眼裏他永遠是父親，而不是什麼戴着光環的作家。”梁紅野説，他從小就看父親的作品，尤其喜歡《豔陽天》，少年時代曾經反覆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讓我從中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身為作家，浩然並沒有要求子女將來和他一樣從事創作，“父親很開明，尊重我們的選擇。他常對我們説，不要老想着要大福大貴，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對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紅野説，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教會他當好長子，“小時候我很兇，總是和弟弟妹妹們鬧彆扭。有一天，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説，作為大哥，你有責任和愛心照顧好你的弟弟妹妹，他們是你的親人。當時我不明白他説的話，後來的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兄妹都相處得很和睦。”

梁曉聲：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梁曉聲與浩然沒有什麼交情，“我們也僅僅見過兩面”，不過浩然的作品早為梁曉聲所熟悉。“早些年，作為知青我還在北大荒插隊時，就讀過浩然的不少作品。最為熟悉的就是他的《喜鵲登枝》。那時，為了掌握寫作技巧，我們一幫文學青年，還曾就浩然的一部兒童小説進行過研討，結果獲益頗豐。”梁曉聲説。

據梁曉聲介紹，他與浩然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次飯局上見過一面，“當時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飯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但透過話語，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厚道的人，樸實而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梁曉聲看來，浩然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包括《西沙兒女》在內的作品，的確與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個時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時代所裹挾，這一點我能理解他。”梁曉聲認為，當年被時代高高拋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為作家的良知，他並沒有像有些得勢人那樣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

肖復興：錯誤或貢獻是農民式的

肖復興第一次與浩然見面是20年前的事。“當時我和他應邀到天津給青年作家改稿，我們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層樓上，晚上沒有事我們就一塊聊天，那段時間我們過得很開心。”肖復興説，當年聽浩然的名字如雷貫耳，沒想他如此謙和、平易近人。

肖復興和浩然相處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誠，“我們在聊天時不自覺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間發生的那些事。關於創作，關於自己對時事的想法，我能感覺到他當時的內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掙扎的。一方面他在對過去所做的事進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對未來，如何振作起來東山再起，介入新時期的文學事業。”肖復興説。

肖復興還説：“他是個農民，他的一切錯誤或貢獻都是農民式的。”肖復興認為，儘管浩然的創作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

雷達：“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

雷達得知浩然去世後頗為感慨。“他也是我關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對他的創作寫過專門的論文。”在雷達看來，浩然是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豔陽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學史研究價值和認識價值，“雖然帶有為當時政治服務和階級鬥爭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雷達説。

與此同時，鑑於浩然作品帶有的為當時政治服務傾向，雷達認為浩然是“十七年文學”最後一個歌手，“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的所有作品，給浩然的創作貼上了鮮明的標籤，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來説，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些，他是真誠的，也是不無固執的。”雷達説，“文革”後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創作了像《蒼生》等在內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

對於35歲以上的人來説，浩然這個名字是一代人成長的符號，每個人都會從他那裏尋找到時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豔陽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熱鬧一時。如今，這些作品已漸漸遠去，浩然也已逝去，但有關他作品和人品的爭議卻一直未斷。

在一段特殊時期，浩然和大多數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所謂“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浩然就是那個作家。在“文革”時期，浩然這個16歲入黨，32歲寫出長篇小説《豔陽天》、只上過三年小學的農民子弟，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蹟，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蹟”（浩然語）。浩然，這個中國文壇響噹噹的名字，伴隨着一段令國人辛酸的歷史，而時間又常使歷史蒙上神秘的面紗。痛苦與歡樂，愧疚與自豪，浩然真實的內心又有多少坦白於世？“浩然現象”的標本意義有何歷史價值？浩然曾自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

《豔陽天》是最能顯示浩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它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後發生的一系列矛盾衝突，勾勒出農業合作化時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畫卷，精細地刻畫了農村各階層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熱情地歌頌了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新生力量。小説的情節曲折豐富，結構完整緊湊，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語言樸素曉暢，顯示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小説自然帶有不可避免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貴的是《豔陽天》裏塑造了眾多可信可愛的貧苦農民的形象和真實生動的落後農民的形象，更為可貴的是，浩然通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達了社會主義永遠是“豔陽天”的堅定信念。不論是描寫、敍事還是抒情，對社會主義的讚美都由衷地流諸筆端，全書自始至終洋溢着一種樂觀主義精神。

《蒼生》是新時期的代表作，描寫的是冀東農村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業一家為主線，展現出新時期農村的眾生相。在藝術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語言依然保持樸實、生活化的優點。《蒼生》的問世，表明浩然正在逐步解除思想上的束縛，擺脱因襲的重擔，向着更新的目標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