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正韻

明太祖朱元璋“親閲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遂提議修纂新的朝廷官方韻書，而”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且自宋代禮部韻略以來，朝廷官方已百年未編纂韻書，客觀上編纂新官韻也勢在必行。

《洪武正韻》的編纂原則是朱元璋御定的“一經中原雅音為定”。在洪武八年，新韻書編成，計十六卷，七十六韻，賜名《洪武正韻》。然而，朱元璋對新編成的韻書卻甚為不滿，“翻閲觀覽，經其中尚有未諧者”，於是下令重新整理，並任命了一批新的學者校正裁定。

朱元璋對新韻書不滿的原因，歷史並沒有記載，但一定是因為與他期望的“正音”相差甚遠。洪武十二年，再編而成的八十韻本的《洪武正韻》正式完工，仍分十六卷。

但朱元璋對該韻書仍然不滿，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朱元璋覺得字義音切還有許多不得當的地方，命詞臣再次校正，但似乎不了了之了。最後朱元璋把孫吾與所纂的《韻會定正》更名《洪武通韻》，命令刊行，取代了《洪武正韻》的使用。

在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人所編的初版《洪武正韻》刊行時，離元末周德清編《中原音韻》僅隔51年，音韻應該無甚差別。可《洪武正韻》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後，以南京語音為藍本命令編著的，所以《洪武正韻》音系不僅有異於《中原音韻》，反而與具有“清濁上去入聲”之分的“沈韻”、“等韻”相符。而且平聲不分陰陽，又設立10 個入聲韻部，有31個聲母，並保留全濁音。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恊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恊也，音之恊，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

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己。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乆，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子據其説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逾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閲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刋定之。”

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簿、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敕臣濂為之序。

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並，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鹹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刋正，以洗千古之陋習。

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洪武八年三月十八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誥同修。 ^[11] 

由於語音演變的原因中國北方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元代所編的《蒙古字韻》僅存15韻，距離唐宋的206音韻體系甚遠。

明太祖繼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為模範，恢復了科舉制度，並立了儒學。《明史·樂韶鳳傳》：“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

由此，在這種復古的情況下，《洪武正韻》不得不呈現着守舊的成分。

樂韶鳳等人蔘考《禮部韻略》、《切韻指掌圖》等書，延續了唐宋傳統的正字、正音和反切傳統，並根據中原雅音，對舊韻的韻部進行了大膽改革，“蓋因宋景佑間丁度與司馬光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下定為卷目，今不從，唯以四聲為正……平聲今通作二十二韻……上聲今作二十二韻……去聲今作二十二韻……入聲今作一十韻，蓋舊韻以同一音者妄加分析，愈見繁碎，今並草之作七十六韻，庶從簡易也”。

這76韻分別是：

據《明史》和《洪武正韻·序》記載：“自梁之沈約拘於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音，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為定。”

樂韶鳳、宋濂等人並未意識到漢語口音的變遷，而錯把繼承了南朝梁國的漢語當作吳語。《洪武正韻·凡例》認為“欲知何者為正聲？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為正音也。沈約以區區吳音欲一天下之音難矣，今並正之”。

四庫全書的提要指出宋濂等人所編的《洪武正韻》“大旨斥沈約為吳音。一以中原之韻。更正其失。並平上去三聲。各為二十二部。入聲為十部。於是古來相傳之三百六部。併為七十有六”。

因此《洪武正韻》縮減平上去聲為二十二部、入聲十部，縮減了《平水韻》的107韻，重韻不分，三四不分，編成76韻。廣韻總韻數206，若不計聲調差別，只有61個韻。如果併合平上去入，全書可分為二十二韻，入聲十韻專配陽聲。《洪武正韻》入聲的韻尾系統仍是-p，-t，-k。入聲韻以外的二十二韻的讀音如下： ^[1] 

這二十二韻和《中原音韻》的十九韻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有：

1.齊微韻《正韻》分為齊（-i）、/灰（-uei或-ui）二韻

2.魚模韻《正韻》分為模（-u）、魚（-y）二韻

3.蕭豪韻《正韻》分為蕭（-ieu）、爻（-au，-iau）二韻 ^[2] 

另外，《正韻》不標聲類，但根據反切系聯，為三十一類。其註釋一以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為稿本，而稍以他書參考增損。五音是指的宮商角徵羽，用來指代漢語的聲母系統牙音、舌音、唇音、齒音、喉音。

《洪武正韻》的聲母體系繼承了唐宋漢語的三十六字母，保留了全濁音。與唐宋三十六聲母“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 影曉匣喻 來日”相比，《洪武正韻》非敷混，知照混，徹穿混，澄牀混（“牀”字聲母的一部分又與禪混），泥娘混，僅僅減少了五個聲母，因此是31聲母。

實際上，《正韻》只有在分韻上接近北音韻書，聲母和聲調基本上是採用舊韻的，也就是唐宋音韻體系。

明代官話不以北京音為標準，並且，據《洪武正韻·凡例》的“昭武黃公紹之説為據”也可知《洪武正韻》以黃公紹《古今韻會》的簡約本《古今韻會舉要》為根據。

歷代韻書，自此一變，為曲韻南派的創始著作。説明當時語音已與《切韻》一系韻書代表的不同，但仍保留入聲，又有全濁聲母，使後之學者疑其泥古或調合南北方音，是以汴洛正音南遷演變而來的南方官話，即以金陵音為代表的江淮官話，也就是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話與傳統讀書音相調和的產物，它既有入聲，又有全濁聲母。

《正韻》各字下注明反切，而這些反切都是新造的，不是沿襲舊韻書上的。從這些反切上字歸納而得的聲母系統共有三十一類，保存了全濁音，和《中原音韻》的北音顯然不同。所以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説它的依據是江左的吳音。清代以來的學者指摘其未為完善。但此書在明朝影響很大，後世編書，往往以《洪武正韻》標序。

《永樂大典》亦以《洪武正韻》為綱，採“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體例，按韻分列單字，每字先註明其音義，次錄各韻書、字書的反切與解説，再備錄楷、篆、隸各體，然後彙輯與此字有關的各種資料，並依次抄錄。

《正韻》對朝鮮也影響很大，朝鮮的《東國正韻》、《訓民正音》、《四聲通考》等書均以《洪武正韻》為重要參考材料學習正確的漢語發音。有明初刊本、萬曆三年（1575年）刊本等版本。該書被保留下來的原始讀本現存於安徽師範大學敬文圖書館中。

《洪武正韻》的編撰起因是由於自身的演變引起的中原官話的語音變動，從陸法言的《切韻》一直到宋代的《禮部韻略》已經不符合當時的實際語音，所以本書的編撰原則則是“一以中原雅音為定”。它的分類和王文鬱、劉淵的《平水韻》有較大的不同。

《洪武正韻》所平分平、上、去各廿二部，就跟元人周德清編著的《中原音韻》的十九部十分相似。但《中原音韻》用於北曲速成，而非正式韻書，而且自洪武開始禁止使用。因為《中原》一書音節皆取自語言變化較大的中原官話。正宗得到明朝官方認定的只有《洪武正韻》，《中原音韻》當時只被民間認定為曲韻。

《洪武正韻》也是韻書革命的一種重要著作，對研究元明時代官話的實際讀音具有重要價值。文字義訓則根據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它把韻分成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共七十六部。從平聲不分陰陽，列有入聲和保存全濁聲母三點看，它參雜了南方方音，不盡合於當時的“中原雅音”。

《洪武正韻》所平、去、入分部與《中原音韻》相類似，不過它對入聲的處理則有所不同。對於此書這種保留入聲韻和全濁聲母，音韻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張世錄、王力等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是因為此書的編者不敢完全推翻歷來極為通行的舊韻書。

二是因為編者絕大多數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韻且熟習中原之音，就難免受方言影響。

同時元代的《中原音韻》是否有入聲和全濁聲母存在爭議。《洪武正韻》既以中原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變。

根據劉文錦的研究，《洪武正韻》的紐部是31類（劉文錦《洪武正韻聲類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本2分）。清紐、濁紐的界限分明。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同是根據中原的語音，較《洪武正韻》早出51年的《中原音韻》只分陰陽，不分清濁，又取消入聲韻部，一概派入三聲。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冊》認為同是反映中原語音的《洪武正韻》之所以和《中原音韻》在聲母的清濁、韻母的歸字和入聲方面有所不同，可能説明《洪武正韻》是反映當時北方活讀書音的 ^[3]  。

這反映出《洪武正韻》既重視中原的實際語音，以《中原音韻》為標準音，又考慮到南方人讀書説話中還有入聲，所以恢復了入聲，不採取周德清入派三聲的作法。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專闢一節討論北音韻書的源流，對於其間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洪武正韻》總不免是當時文人雜採古今韻書。調和新舊主張的一種著作，同時又參雜了南方方音，不像《中原音韻》那樣純粹的屬於北音系統。因為這一度雜糅南北的結果，就使後來曲韻和北音韻書的演化，也分歧成“南從洪武”和“北問中原”的兩條大路了。

1996年王力的《中國語言2學史》也寫道：“《洪武正韻》……是古今南北雜糅的一部韻書。在聲調方面，它維持傳統的入聲；在聲母方面，它維持全濁聲母；但是，在韻部方面，它卻大事合併。拿平聲來説，它把“平水聲”三十個聲部併成了二十二個，比起《中原音韻》的十九部來只多出三個。宋濂在《洪武正韻·序》裏説：“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魚模、麻遮之屬。”這樣，從聲調、聲母兩方面看，《洪武正韻》偏重於存古；從韻部方面看，它又偏重於從今。而存古與從今都做得不徹底，所以説是古今南北雜糅的一部韻書。”

王力也認為，“《洪武正韻》的作者排斥《切韻》系統，以為“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於是標榜“一以中原雅音為定”。排斥《切韻》為吳音。”王力繼而判斷，“所謂“以中原雅音為定”的話是不明確的，中原區域很大，不知指的是什麼城市；參加編寫工作的共十一人，據籍貫可知者看來，除了一個蒙古人以外，都是南方人，其中有三個浙江人，難免受到自己方言的影響。” ^[4] 

可見，王力把“中原雅音”當成了元末明初的中原實際漢語，但實際上宋濂等人所認定“中原雅音”是未受北方戎狄所影響的漢語，而當時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

因此，羅常培認為14世紀前後，北方有兩種並行的讀音系統：“一個是代表官話的，一個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説一個是讀書音，一個是説話音。” ^[5] 

《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即説話音的，《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葉寶奎先生也認為《洪武正韻》的語音基礎是十四世紀的讀書音.張世祿誤認了《洪武正韻》的“一以中原雅音為定”這句話，以為《洪武正韻》呈現着“北音南化”的語音系統。《洪武正韻》在明朝屢次翻刻，影響很大。而清代對此書卻很輕視很敵視，四庫全書提要指責宋濂“曲學阿世，強為舞文，私臆妄改，才識闇劣” ^[6]  ，污衊《洪武正韻》“不能行於天下”，因此沒有翻刻過它。於是清代以來《洪武正韻》影響不大，這與滿清胡化漢語的陰謀不無關係 ^[7]  。

寧忌浮先生髮現了《洪武正韻》八十韻本，通過七十六韻本與八十韻本的對比，並同《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學術界對《洪武正韻》的種種估計，或曰它是中原雅音的讀書音，或曰它是明初官話，或曰它是明代的南京音……是針對七十六韻本，八十韻本的出現足以否定上述觀點。總不能説八十韻本是中原雅音的第二套讀書音、第二套明初官話、第二套南京音吧。”寧先生認為《洪武正韻》不是一個單純音系的記錄，它不能代表中原雅音，更不是江左舊韻。“時間和舊韻並存，雅音與方言相雜，這就是《洪武正韻》。《正韻》不是單純的、聲諧韻協的、完整的語音系統，它不能代表明初的中原雅音（即明初的官話），也不是舊韻書的翻版，也不是江淮方言的反映，更不是什麼讀書音系統。”不過日本學者望月真澄的研究表明《洪武正韻》序文所指的“中原雅音”是吳語的讀書音，《洪武正韻》在讀書音和白話音中間進行了折中 ^[8]  。

儘管《洪武正韻》的音系可能帶有一些因襲的成分和人為的色彩，但並非杜撰拼湊的產物，《洪武正韻》基本如實地記錄了自隋唐至明初變化的讀書音的現狀。元明之際不僅南方方音保存入聲和入聲韻，就是基礎方言口語音的入聲和入聲韻也還沒有最後消失，何況讀書音的變化明顯慢於基礎方言口語音，這是公認的事實。因此《洪武正韻》保留入聲和入聲韻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以《洪武正韻》編纂者都為南方人來確定韻書的性質，理由並不充分。

《洪武正韻》是集體奉詔編纂的，在編寫過程中“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曾多次請人審查，幾經修改，目的就是為了能以雅音為正。如何避免和減少摻雜方音成分，編纂者在當時的認識應該是相當清楚的。在宋代，由於俗文學的蓬勃發展，白話文逐漸盛行，同時也由於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長安遷至汴京，汴洛一帶語音藉助於新文學的力量逐漸向四方傳播，影響愈來愈大，受口語音的影響，傳統讀書音自南宋以來就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變俗傾向，逐漸向基礎方言口語音靠攏。元代及明初的讀書音同禮部舊韻已有很大的差別，為了解決讀書音與官韻脱節的矛盾，需要制定新的官韻以為標準。《洪武正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洪武正韻》作為官修韻書，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遠沒有其他官修韻書大。但《洪武正韻》對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卻超出了其他官韻，這與明代時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有關，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朝鮮。1443年創制了朝鮮文字《訓民正音》，接下來編制了以學習漢語為目的的《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考》、《四聲通解》等對音文獻，這些材料對研究《洪武正韻》可以提供較為可信的參證。

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流歷史十分久遠，在漢武帝滅掉衞滿朝鮮後，就在朝鮮半島上設郡，從那時起漢文化便傳入朝鮮半島，漢字也成為當地的通用文字。朝鮮時代，統治者比較推崇這，作為治國和教育之本，而且開科舉明吏治，因此與明朝的關係十分友好，交往頻繁。為了克服交往中的語言障礙，朝鮮朝設立了司譯院，專門培養翻譯人才推廣漢語教育。由《通文館志》（1720年）的記載來看，司譯院的政治目的是“事大交鄰”，與明朝搞好外交關係，“使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效”。到了世宗時期，更以漢學為重，把實地學習中國語作為目的，派遣人員到中國學習中國語，並探求中國語的正確發音。朝鮮學者對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令人驚歎的水平。世宗李裪本人率先垂範，他對漢語語言文字學及漢語音韻學的造詣就很高，他親自組織鄭麟趾、申叔舟、崔桓等學者於世宗二十五年創制了朝鮮民族文字──訓民正音。

他們認識到韻書的重要性，第二年就命申叔舟、成三問等人用《訓民正音》對譯《洪武正韻》。為對譯準確，先後七八次派主持這項工作的學者到明朝首都北京考察，在文宗元年完成《洪武正韻譯訓》（1455年）。在當時的朝鮮朝，普遍認為《洪武正韻》是中國最為標準的韻書，他們以《洪武正韻》的形式與內容為框架，整理反切的上下字，並用“訓民正音”對每個小韻的代表字加以表音，而且保持了當時他們所瞭解的中國音，另用俗音加以表記，從而編纂出了《洪武正韻譯訓》，申叔舟又對《洪武正韻譯訓》的體例加以改動，編纂出更為方便翻閲的韻書《四聲通考》。從《洪武正韻譯訓》，朝鮮學者對《洪武正韻》的研究便正式開始了，得出了《洪武正韻》的聲類和韻類。《洪武正韻譯訓》和《四聲通考》就是採用了三十一聲母的體系。但是《洪武正韻譯訓》於一九七二年才發現殘本，《四聲通考》已經亡佚，最早能被學者所看到的是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聲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韻三十一字母之圖》，把《洪武正韻》的聲母按照角徵羽商宮五音，水木火金土五行和牙、舌頭、重唇、輕唇、齒頭、正齒、喉七音，分為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音，考訂出三十一聲母，並用諺文給每個聲類標了對應音和對應字母。

朝鮮人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聲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韻三十一字母之圖》中就考訂出《洪武正韻》有三十一聲母。1931年劉文錦對《洪武正韻》的聲類進行了考訂，也得出了三十一聲類的説法。兩者的歸納基本相同。羅常培先生在劉先生論文後面的案語中這樣評價的：“又朝鮮崔世珍四聲通解，崔桓東國正韻及申叔舟四聲通考等所定三十一初聲亦並雲以洪武正韻為宗。今劉君所考與此不謀而合，則其説當可信據矣。”從此後凡介紹《洪武正韻》，幾乎都説明其聲類為三十一聲類。儘管劉文錦先生的反切系聯法有某些不足，這一點寧忌浮先生已經提出。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思考，為什麼劉先生的結論與崔世珍的結論竟如此相向？劉先生和崔世珍畢竟相隔了五百年。我想只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處理的方法一樣。二是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確實反映了一個存在的語音系統。第一個可能性，不可能存在，因為在崔世珍時代，象系聯法這樣的帶有系統論性質的方法不可能產生。而且《洪武正韻譯訓》中明確地描述了其研究方法，因此第一個可能性便完全否決了。那麼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有可能表現一個存在的語音系統嗎？如果有，那隻能是明代通行的讀書音。

《洪武正韻》的編纂者都是有名的大學者，如果説他們分不清南方方音和中原雅音總有些説不過去，如果説沈約八人定《切韻》定的就是正音，他們幾個人也不純粹是吳人，但因為他們精通正音，於是《切韻》廣受推崇。所以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是不是反映的中原雅音的讀書音，而不是朱元璋所期望的“口語音”的中原雅音呢？朝鮮學者在對譯《洪武正韻》時，先後派了精通音韻的學者們到中國七八次之多，朝鮮學者奉《洪武正韻》為圭臬，不敢有絲毫改動。我們都知道學習一種語言，一般都是從書面語學起的，雖然朝鮮學者屢次來中國學習漢語，但性質上屬於官派，所以不可能深入到民間學習口語，他們學到的只能是讀書音，於是他們便自然而然地把表現讀書音的《洪武正韻》奉為典範。因此七十六韻本《洪武正韻》所反映的是讀書音的語音系統不是沒有可能的。

聲韻之學 最為難精 蓋四方風土不同 而氣亦從之 聲生於氣者也 故所謂四聲七音 隨方而異宜 自沈約着譜 雜以南音有識病之 而歷代末有釐正之者 洪惟皇明太祖高皇帝 愍其乖舛失倫 命儒臣 一以中原雅音 定為洪武正韻 實是天下萬國所宗

我世宗莊憲大王 留意韻學 窮研底藴 創制訓民正音若干字 四方萬物之聲無不可傳 吾東邦之士 始知四聲七音 自無所不具 非特字韻而已也. 於是以吾東國世事中華 而語音不通 必賴傳譯 首命譯洪武正韻 令今禮曹 議臣成三問典農少尹臣曹變安 知金山郡事臣金曾 前行通禮門 奉禮郎臣孫壽山 及臣叔舟等 稽古證閲 首陽大君臣諱 桂陽君臣 監掌出納 而悉親臨課定 犀以七音 調以四聲 諧之以?#91;濁 縱衡經緯 始正罔缺

然語音既異 傳訛亦甚 乃命臣等 就正中國之先生學士 往來至於七八 所與質之者若干人燕都為萬國會同之地 而其往返道途之遠 所嘗與周旋講明者 又為不少以至殊方異域之使 釋老卒伍之微 莫不與之相接 以盡正俗異同之變 且天子之使 至國而儒者 則又取正焉 凡謄十餘藁 辛勤反覆竟八載之久 而向之正罔缺者 似益無疑 文宗恭順大王 自吊邸 以聖輔聖 參定聲韻 及嗣寶位 命臣等及前判官臣魯參 今監察臣權引副司直臣任元浚 重加仇校

夫洪武韻 用韻並析 悉就於正 而獨七音先後不由其序 然不敢輕有變更 但因其舊 而分入字母於諸韻各字之首 用訓民正音以代反切 其俗音及兩用之音 又不可以不知 則分注本字之下 若又有難通者 則略加註釋 以示其例 且以世宗所定四聲通考 別附之頭面 復着凡例為之指南

恭惟聖即位 命印頒 以廣其傳 以臣嘗受命於先王 命作序 以識顛末切惟音韻衡有七音 縱有四聲 四聲肇於江左 七音起於西域至於宋儒 作譜而經緯 始合為一 七音為三十六字母 而舌上四母 唇輕次?#91;一母 世之不用已久 次先輩已有變之者 此不可強存而泥古也 四聲為平上去入 而全濁之字平聲 近於次?#91; 上去入 近於全?#91; 世之所用如此 然亦不知其所以至此也. 且有始有終 以成一字之音 理之必然 而獨於入聲 世俗率不用終聲 甚無謂也.

蒙古韻 與黃公紹韻會 入聲亦不用終聲 何耶 如是者不一 此又可疑者也

往復就正 既多 而竟未得一遇精通韻學者 以辨調諧紐攝之妙 特因其言語讀誦之餘 溯求?#91;濁開闔之源 而欲精夫所為最難者 此所以辛勤歷久 而僅得者也

臣等 學淺識庸 會不能鈎探至 顯揚聖謨 尚賴我世宗大王天縱之聖高明博達 無所不至 悉究聲韻源委 而斟酌裁定之 使七音四聲一經一緯 竟歸於正 吾東方千百載 所未知者 可不浹旬而學 苟能沈潛反覆有得乎是 則聲韻之學 豈難精哉

古人謂梵音行於中國 而吾夫子之經 不能過跋提河者 而字不以聲也 夫有聲 乃有字 寧有無聲之字耶 今以訓民正音譯之 聲與韻諧不待音和 類隔正切回切之繁且勞 而舉口得音不差毫釐 亦何患乎風土之不同哉 我列聖製作之妙盡美盡善超出古今 而殿下繼述之懿又有光於前烈矣

景泰六年仲春既望輸忠協策靖難功臣 通政大夫 承政院都承旨經 贊官 兼尚瑞尹 修文殿直提學 知制教 忠春秋館兼判奉常時事 知吏曹事 內直司樽院事 臣申叔舟拜手稽首敬序 ^[9]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明代學者，生卒年不詳。博學能聞。從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參與軍事，洪武初年授起居注，累遷兵部尚書，與中書省、御史台、都督府制定教練軍事法，改侍獎學士，以壽終。《明史》一百三十八卷有傳。

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早年師事元代古文家柳貫、黃晉、吳萊，負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徵為翰林院編修，他固辭，入山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開國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任元史總裁。後因事牽連貶四川茂州，死於途中。宋濂是明太祖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許多廟堂典冊文字，開國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他專長散文，集中較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是一部分傳記文。宋濂親自經歷了元末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故他的文章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往往在生動的描述中包含着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較強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為“開國文臣之首”。着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等。《明史》一百二十八卷、《宋元學案》八十二卷有傳。

1609年利瑪竇記錄的明朝官話有26個聲母，44個韻母，與洪武正韻有所出入。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