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

洪仁玕（原名謙益，號吉甫）於1822年2月18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出生在廣東花縣官祿嬸村，比他的遠房族兄洪秀全小九歲。兩個人形如親兄弟，而且洪秀全還有可能在私塾裏做過洪仁玕的先生。洪秀全生瘴病的時候，當時十六歲的洪仁玕便是拜訪洪秀全的人中最虔誠的一個（這解釋了為什麼多年過去，洪仁玕仍然可以憑藉他當時的個人印象，描述族兄的精神狀況） 和他的族兄一樣，洪仁玕也是屢試不中，隨後在鄉里私塾教書，同時自修儒家經典、文學、藥學和歷史。 ^[7] 

1843年，二十二歲的洪仁玕與另一名親戚馮右山一起由洪秀全施洗，皈依了這種新型的基督信仰 洪仁玕熱心地追隨較他更為年長的兩位親戚，開始狂熱地搗毀家中的孔子像以及私塾裏的孔子牌位。當然，他也因此受到村人的責罰，還被自己的哥哥在家中毒打。一年後，當洪秀全和馮雲山從村中出走時，家族裏的長者禁止他追隨洪、馮二人（洪仁玕的供狀中説，其原因是他尚有年邁老母）。這位年輕的信徒於是便在鄰近的清遠縣教書，並且在那裏不斷傳播新的信仰，在之後的幾年內成功地發展了五十多名信徒。洪仁玕所在學塾的孔子牌位並沒有被搗毀，據韓山明所説，是因洪仁瑋“小心軟弱，竟聽友人之勸，許其學徒拜奉孔子，惟其自己則不拜而已”。’但是在學生宗教信仰的皈依問題上，他從施以高壓到耐心勸誘，雖然從一方面而言有其在官祿埼的經歷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優秀才能在革命運動早期的體現，他與生俱來的適應現實環境以達成目標的能力，與他堂兄的那種堅毅固執不同，這種能力也是他作為太平天國的領袖大為成功的原因號在意識形態方面，洪仁玕是族兄忠誠的信徒，毫不動搖地專心於革命運動，並且完全贊同族兄的宗教理念。他們在認識上的相同點，得益於二人在1845-1846年間常有的促膝長談，那時洪秀全正從廣西回到家鄉；也受益於1847年春天，兩人一道到廣州去見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一此後，洪仁玕在清遠教書，而洪秀全則在廣西準備發動起義，一年之後二人方得再見，那時候洪秀全已返回家鄉，與馮雲山最後商定舉事的細節。 ^[7] 

1849年夏天，洪仁玕仍然囿於教書的義務和家庭的責任，未能參加起義，但是他為洪秀全和馮雲山資助了盤纏，並向他們承諾，一旦有機會就會盡快追隨他們。 ^[7] 

咸豐元年（1851年）的早些時候，機會來臨了。洪秀全派來護送他自己和馮雲山的親屬到廣西營地的第二位密使江隆昌來到了官祿埼。洪仁玕這一次做出了迴應，帶着大約五十多人一起出發，到了桂平縣。當其他人發現太平軍已然放棄桂平，並因此返回廣東的時候，洪仁玕（化名姓侯）和兩位隨從自行出發追趕太平軍，但是他們沒走多遠，就遇到了清軍設卡阻截。與此同時，在花縣，接到清朝統治者命令的士兵們正忙着刨開洪氏祖墳（破壞風水以擾亂洪氏一族的好運），在村落裏肆意敲詐洪氏族人的錢財，而且大肆搶劫，以此來懲罰起義的領導者。留在村內的馮雲山的家人，他的母親、兄弟、幼子和叔父都被抓了起來，但是從廣西折返的洪仁玕卻成功地解救了馮的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把他們隱藏在清遠的某處秘密所在-洪仁玕又從那裏出發，試圖逃過清軍的巡弋搜索，與馮的長子（名芳）及侄子（名樹）一起去廣西，但是最終也告失敗。到這個時候，包括他的妻子在內的馮雲山的大部分族人都已經被捕，他的叔父也已死在獄中。馮雲山的長子最終也遭到逮捕，可能和其他族人一起被處決。馮氏一族只有馮雲山的次子和侄子僥倖活了下來。 ^[7] 

咸豐二年（1852年）的早些時候，天王的特使江隆昌又一次出現，護送更多的親屬和信徒前往廣西。但是由於他熱心革命，並未完成護送任務，卻在清遠縣糾集兩百餘革命者起事。江僅在廣西參與過幾場戰鬥，此外便毫無戰鬥經驗，且並不知道愚勇冒進和準備不足的嚴重後果。在他的部隊還沒有完全集結投入作戰之前，清軍便將這場起義鎮壓，殺掉了江隆昌和在場的五名隨從，並追殺了四十多名其他的與事者，最終還抓到了七十多名革命者（都被判處流放）：洪仁玕帶着一夥族人趕來時，戰鬥剛剛結束，他們被當地鄉民（可能是鄉勇）抓捕，被雙手反綁關押在一處屋內。當夜，洪仁玕掙脱束縛，並解開了其他六人的綁縛，帶着他們逃進了山中。經過幾日艱苦跋涉，他們來到了在另外一縣居住的年長又善良的族人家中，然後被老人身為基督徒的孫子帶到了一處安全的避難所。 ^[7] 

咸豐二年（1852年）4月，洪仁玕與老人的孫子一起來到香港，在那裏，洪仁玕被引薦給了瑞典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明。他們就洪秀全、馮心山和其他太平軍領袖的經歷進行了一系列的長談，後來，洪仁玕還給韓山明寫了一份關於他自己和洪秀全生涯的簡述。此後，洪仁玕化妝成算命先生，隱藏在東莞一處客家村落裏，受到一個姓張的基督徒的庇護和招待。’他在那個客家村落化名教書一年多之後，於咸豐三年（1853年）11月又返回香港，開始熱心地跟隨韓山明學習基督教教義，並以教外國傳教士漢語來營生。他於咸豐四年（1854年）受洗，加入了韓山明的教會。當年夏天，這位新入教的教徒前往上海，試圖找到進入天京的方法。他的旅費由韓山明預先支付，而韓山明打算通過賣掉正在刊印的他與洪仁玕的對話錄及洪仁玕手書，來回收這些旅費。很不幸的是，咸豐四年（1854年）洪仁玕離開後不久，書稿尚未出版之時，韓山明便去世了。 ^[7] 

在上海，外國人拒絕洪仁玕搭乘他們的船隻，後來，連佔領上海的天地會也拒絕為這個陌生人説情，因為他既沒有身份文件，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他所聲稱的與天王之間的關係。所有從上海進入天京的希望都破滅了。看到自己的計劃受挫，洪仁玕便找機會進入了倫敦傳道會興辦的墨海書院供職，並在其中學習天文學、數學和其他科學知識，引起了倫敦傳道會教士麥都思、艾約瑟（Joseph Edkins）、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楊格非（Griffith John）以及美國公理會教士裨治文等人的濃厚興趣，並且與他們交好。所有這些人都對太平天國抱有同情的心態。 ^[7] 

韓山文死後，他任倫敦佈道師，學習天文，留心西方文化，通過學習，洪仁玕的思想認識達到了新的飛躍，他再也不是過去那個僅有農民意識的人，他已成為具有近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在他腦海裏，已經逐漸形成一個用發展資本主義來改造中國的方案，這就是日後他的《資政新篇》的由來。咸豐八年（1858年），他離香港北上，於咸豐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到達天京。這時正值天京事變之後，早期的領袖或戰死沙場，或在內訌中被戮，翼王石達開又率兵出走，天王洪秀全猜忌異姓，朝中無人。天王倚重洪仁玕，不出一月，累累加封而至“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幹王”，命他總理朝政。

洪仁玕受天王重用，很想有所作為。根據他對世界大勢、西方文明的瞭解，寫了一部《資政新篇》，進呈天王，主張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強國富民之路。經天王批准刊行，成為天國後期的政治綱領和珍貴典籍。

在《資政新篇》中，洪仁玕把他的政治主張分為“設法”、“用人”兩個方面。“用人”方面，他提出“用人察失”，“禁朋黨之弊”，主要是針對當時太天平國在內訌之後上下離心、信仰崩潰、信心渙散而言，意在加強中央領導權。“設法”方面，他提出“以風風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三種方法，主張“自上化之”，革除腐敗，而着重立法，並舉英、美、法等國為例，要求學習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走富國強兵之路。此外，還列舉了二十八條應興應革事項，包括髮展交通、辦理郵政、開採礦藏，興辦水利，獎勵製造，開辦銀行與保險，普設鄉官鄉兵，設立新聞官，建立公庫和税務機關，嚴禁貪污，發展文化教育衞生事業，獎勵慈善事業，禁止迷信，禁止飲酒及吸黃煙、鴉片，禁止溺嬰、買賣人口及使用奴婢等。他還主張與各國通商，在不干涉內政的前提下允許外國牧師和科技人員來中國工作。他甚至提出：“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説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可以説，他是當時（不僅僅是太平天國，也是整個中國）最為了解西方、瞭解世界，開明、務實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洪秀全在多數條文下，都批示“此策是也”，命令“遵刻頒行”。但由於社會條件未趨成熟，又處在敵我對峙的戰爭狀態而不可能付諸實行，只為後人留下了一部珍貴的典籍。 洪仁玕又撰《頒新政宣諭》《克敵誘惑論》《兵要四則》等文，合刊為《幹王洪寶制》。 ^[17] 

在進入天京前，洪仁玕從未接觸過軍事，但幹王、天朝精忠軍師的重任，卻使他成為太平天國後期軍事的主要策劃者。他到達天京時，正值長江上游軍事吃緊，湘軍統帥曾國藩、胡林翼正覬覦安慶，清欽差大臣和春、幫辦軍務張國樑統率的江南大營又以長牆、深濠圍困天京，形勢危殆。洪仁玕認為在此情勢下，“必向湖、杭虛處力圍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忠王李秀成用此計，與堂弟、左軍主將李世賢分攻杭州、湖州。和春等果然分兵回救，諸將遂破江南大營，立解天京之圍。

閏三月二十一日，洪仁玕又提議東進攻取長江下游的蘇州、常州一帶，然後回師西征，兩路大軍分由長江南北兩岸進軍，合取湖北，以穩定大局。四、五月間，太平軍佔領蘇、常。八月，開始西征，初期進展順利，但由於主帥陳玉成、李秀成決心不足，打到武漢外圍後先後自動撤退，西征功敗垂成。十月，洪仁玕在香港時的故交、中國第一個在美國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閎到天京拜訪洪仁玕，提出聘用各部行政顧問、創辦銀行、設立實業學校和陸、海軍學校、建設一支良好軍隊等多項建議，洪仁玕表示贊同，但謂尚需與在外統兵者協議才可實行。容閎失望離去。

在修訂天國曆法、改革考試製度、辦理外交事宜等方面，洪仁玕也作了重要貢獻。 ^[17] 

咸豐十一年（1861）一月，洪仁玕率軍自天京出發，圖解安慶之圍。四月間，在安徽境內與清軍多次交戰，均失利，退守桐城。旋迴天京，因安慶失陷被革職，不久復職。同治元年（1862）上半年，洪秀全因某事對洪仁玕不滿，令其將所掌外交事務移交章王林紹璋。此時洪仁玕的權力已大不如前。五月，他率軍赴援安徽寧國府（今宣城縣），屢戰不勝，寧國陷落。同治二年（1863），洪仁玕受洪秀全顧命，扶助幼天王洪天貴。年底，奉命出天京，催兵解天京之圍，但各處軍隊多不應命。

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仁玕集合數處駐軍，駐安徽廣德州（今廣德縣）。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出城南走，洪仁玕迎入廣德，旋隨幼天王往湖州（今吳興縣）附堵王黃文金。幼天王仍以洪仁玕為軍師。洪仁玕與黃文金籌議放棄湖州，赴江西會合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等軍，西上湖北，會合扶王陳得才大軍，擾荊襄，取西安。七月二十七日，洪仁玕、黃文金等棄湖州西上，二十八日到達廣德，轉走浙江昌化縣。時侍王等軍已南下，消息隔絕。八月初五日，黃文金在昌化病死，軍心漸散。洪仁玕奉幼天王南走，九月初九日到達江西石城縣，當晚被清軍席寶田部追襲，全軍驚散，洪仁玕被捕，幼天王亦於九月二十五日被俘。洪仁玕被捕後作自述，表示當取法文天祥，為太平天國盡忠。十一月二十三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凌遲處死。

洪仁玕瞭解西方文化和歷史，提出了《資政新篇》；從太平天國本身説，《資政新篇》沒有能夠付諸實施，但是，從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整體來觀察，其所規劃的各種改革，在洋務運動時期大多數得到實踐。但《資政新篇》過分強調“法制”，丟掉了“倫理道德”。 ^[16] 

太平天國壬子二年（1852年，清咸豐二年壬子），太平天國曆法（太平天國稱為“天曆”或“新曆”，以下簡稱“天曆”）得以在其朝內軍中及其佔領區頒行。己未九年（1859年，清咸豐九年己未），洪仁玕來到天京，對天曆作了一次較大的“改訂”。 ^[11] 

洪仁玕開啓了鄉村文化建設之端緒，提出了一個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施政綱領《資政新篇》，主張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改造中國。在洪仁玕眼裏，中國的農民雖然勤儉誠樸，但“具為愚夫愚婦”。若要靠他們建立太平天國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就必須徹底改變其落後的思想觀念。他極力主張“革陰陽八煞之謬，除雜教九流之弊”，“焚去一切惑民之説”。 ^[12] 

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取代傳統的儒道釋文化，以期打破套在農民脖子上的封建的精神枷鎖。他嚴厲地批判了封建頑固派把西方科學技術視作“奇技淫巧“的陳腐觀念，重申了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觀念，即“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在《資政新篇》中，他以專節闡述移風易俗，促進社會文明的問題，提出要破除中國封建舊文化、舊風俗，嚴禁各種陋習，如男子留長指甲、女子喜纏足、瑣屑於儀文、養雞鬥蟋、打鵪賽勝，等等。他説這些都不能促進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只有那些代表着當代科學技術水平的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等等，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 ^[12] 

洪仁玕，在1859年擔任太平天國軍師、總理朝政後，面對太平天國日益衰敗的國勢，以史為鑑，積極吸收歷史上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同時又借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法制建設的先進經驗，主張把法律作為維護農民階級利益的工具，強調法制對於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健全法制的思想。 ^[13] 

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歸根到底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反映。洪仁玕所處的時代，正是19世紀中葉中國開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進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 ^[13] 

在經濟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政策大體仿效西方。他主張發展工業，“興器皿技術，有能造精奇利便者，準其自售”，並“限制他人仿作”。他重視採掘業，“興寶藏，凡金銀銅鐵錫鹽琥珀壕殼琉璃美石等貨有民探出者，準其稟報，爵為總領，準其招民採取。⋯⋯小則準鄉，大則準縣，大大者準省及省外之人來採也。”他還主張“興車馬之利，以利便輕捷為妙。⋯⋯興舟楫之利，以堅固輕便捷巧為妙。或用火，用氣，用力，用風，任孚智者自創。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之利”。為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洪仁玕關注金融、財政、郵政、保險等舉措：“興銀行，倘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貲契式稟報人庫，然後準領一百五十萬銀紙，刻以精細花草，蓋以國印圖章，或銀貸相易，或紙銀相易，皆準每兩取息三釐。⋯⋯此舉大利於商賈士民。”郵政不可輕視，應“興郵亭，以通朝廷文書。書信館以通各色家信，新聞館以報時事長變，物價低昂。⋯⋯郵亭由國而立，餘準富民納餉稟明而設”。亦需“興市鎮公司，主官嚴正，以司工商水陸關税”。西方的保險事業，顯然引起了洪仁玕的關注：“外國有興保人物之例，凡物宇人命貨物船等有防於水火者，先與保人議定每年納銀若干，有失則保人賠其所值，無失則贏其所奉。” ^[14] 

洪仁玕的政治綱領沒有逾越君主制度。但是，對於西方國家的“邦法”、“國法”的瞭解，蒙受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接受了楊韋內訌的慘痛教訓，賦予他的政治主張以新的內涵。洪仁玕希冀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於一，內外適均而敷於眾也。”他反對“據立”的“結盟聯黨”，因為這隻會引起嚴重的消極後果，使得“下有自固之術，私有倚持之端”，形成“弱本強末”、“假公濟私”的禍患。為了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則必得加強中樞的實力，同時，“朝發夕至”的火車、輪船及“以泄奸謀”的新聞紙都是這種政治體制賴以存在的重要手段。當然，洪仁玕的“權歸於一”的政治體制具有一定的民主主義因素。他認為“上下情通”極為重要，可使“中無壅塞弄弊者”。此外，還需十分關注“由眾下而達於上位”的問題。他為此提出“以收民心公議”的“新聞館”和“暗櫃”，作為通達的中介。 ^[14] 

關於一些迫待解決的社會陋習，洪仁玕的主張顯然受到了西方的觀念與舉措的影響，他譴責人口買賣和蓄奴現象，認為“外國有禁賣子為奴之例。⋯⋯故準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貽笑外邦。⋯⋯生女難養，準為女伺，長則出嫁從良”。收養他人子女，“不得作奴視之”。他允許“僱工”、“女伺”存在，但準備立法消除人口買賣和蓄奴。至於其他的社會陋習，他也建議禁絕：“禁酒及一切生熟黃煙鴉片，先要禁為官者，漸次嚴禁在下，絕其栽植之源，遏其航來之路。”∞還須“禁廟宇寺觀⋯⋯藉其資為醫院。又要禁演戲、修齋建醮⋯⋯轉助醫院、四民院、學館等，乃有益於民生實事”。此外，更須“革陰陽八煞之謬，名山利藪，多有金銀銅鐵錫煤等寶。⋯⋯動言風煞，致珍寶埋沒不能現用。⋯⋯可不惜哉”。洪仁玕認為革除陋習能夠“拯民出於迷昧之途”。而“大有利於民生國用”。 ^[14] 

關於醫療衞生事業及市政建設，洪仁玕亦曾論及：“興醫院，以濟疾苦。”至於“屋宇之制”則應“堅固高廣”，無需“雕鏤刻巧”。街道應當直捷，“新造”及“再建重新者”以之為範，舊路“亦可改直”。 ^[14] 

洪仁玕在其《資政新篇》中首次提出設立新聞機構（新聞館）、發行新聞紙、建立新聞從業者隊伍（興各省新聞官）、允許新聞商業化經營（準賣新聞篇）、給予新聞從業者自由（不受眾官節制）、強調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操守（性品誠實不阿者）、強調新聞的真實性等一系列主張，粗略地構建了一幅新聞事業的美好願景，並從服務政治的角度闡明瞭新聞的社會功能。為此，不少學者將洪仁玕譽為“中國第一個提出新聞理論的人”，中國新聞理論的創始人”。 ^[15] 

容閎：“幹王居外久，見識稍廣，故較各王略悉外情，即較洪秀全之識見，亦略高一籌。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亦能知其秘鑰所在。” ^[2] 

曾國藩的重要幕僚趙烈文看到《資政新篇》的新印本後，在日記中也不得不承認：“其中所言，頗有見識......法法類，皆是效法西人所為，其欽折外洋，殆為心悦誠服，而於夷情最諳練；……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 ^[2] 

《太平天國史》的作者羅爾綱評價：洪仁玕有着青年人的敏鋭觀察力，中華男兒的愛國熱忱，他對各國的政治經濟和世界形勢，瞭然於胸。他能看出中國的危機，對於如何始能振興中華，將來以何種方案去輔助洪秀全建設太平天國，都進行了深思熟慮的探索。 ^[9] 

《劍橋中國史》中評價：他的研究從神學到西方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不但使他成為太平天國領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10] 

多才多藝，有較高的古典文化修養，又深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作詩文多是他投身革命的實錄，雄渾豪放，頗有氣勢。在著作《資政新篇》及《戒浮文巧言喻》等中，反對僵化的桐城古文和腐朽的科舉時文，主張切實明透，通俗淺近。在《資政新篇》，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革新政治。在中國近代史上，他是第一個提出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其他著作還有《軍次實錄》、《英傑歸真》、《誅妖檄》等。 ^[8] 

《資政新篇》

《戒浮文巧言諭》

《欽定軍次實錄》

《欽定士階條例》

遺留詩作：

其一：

春秋大義別華夷，時至於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綱常文物倒顛之。

其二：

志在攘夷願未酬，七旬苗格德難侔；足跟踏破山雲路，眼底空懸海月秋。

意馬不辭天地闊，心猿常與古今愁；世間誰是英雄輩，徒使企予嘆白頭。

英雄吞吐氣如虹，慨古悲今怒滿胸；獫狁侵周屢代恨，五胡亂晉苦予衷。

漢唐突厥匈奴犯，明宋遼元韃靼兇；中國世仇難並立，免教流毒穢蒼穹。

北狄原非我一家，錢糧兵勇盡中華；誑吾兄弟相殘殺，豪士常興萬古嗟。

《北華捷報》譯載詩句

除了這幾首，後來他補了四句，《北華捷報》譯載詩句，又給簡又文先生譯其中的後兩句（我國祚雖斬，有日必復生），原詩文英譯內容如下：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I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參考全譯為：“臨終有一語，言之心欣慰；我國雖消逝，他日必復生。”

2000年，電視劇《太平天國》中王基明飾演洪仁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