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大學

1921年，法國政府商請羅馬教廷批准，由天主教直隸東南教區（後來的獻縣教區）的法國耶穌會士在天津馬場道清鳴台，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初名“天津農工商大學”，復定名為“天津工商大學”，在教會內部稱為“天津聖心學院”。這是天主教在華辦學的一項重要舉措，填補了中國北方尚無天主教建立大學的空白，與南方的上海震旦學院（後更名為震旦大學）遙相呼應。

國民政府成立後，學校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報立案。1933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號訓令，正式批准立案，因所設系科未達“大學”三院九系之標準，故將學校更名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學院”。

1944年學校通過改建大學的計劃。1945年成立三院七系，初具大學規模。抗日戰爭勝利後學校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申報改建大學。1948年10月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立案，將工商學院改名為“私立津沽大學”。

1951年7月，時任私立津沽大學董事長的李燭塵代表校董事會致函教育部，擬將私立津沽大學獻給國家，改為國立。 ^[2] 

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佈（51）高一字1170號令，批准津沽大學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收改為國立，著名物理學家張國藩出任校長，王金鼎任黨支部書記；將私立達仁商學院、天津土木工程學校分別合併入津沽大學商學院、工學院；以津沽大學原有之文學院為基礎，籌建師範學院。津沽大學改為國立，校名仍稱津沽大學，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具體領導，由部另刻校印頒發啓用，全部經費亦統一劃撥交天津市人民政府頒發。由私立改為國立，標誌着津沽大學的新生，在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學校的組織領導、科系設置等重大問題，可以納入國家計劃之內並開始有效的運行。 ^[2] 

1951年9月25日，津沽大學隆重舉行“慶祝津沽大學改為國立接受典禮暨開學迎新大會”。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各兄弟院校、社會團體負責人及知名人士到會祝賀。參加大會簽名的有馬敍倫、曾昭掄、黃敬、李燭塵、周叔、楊石先、張國藩、孫冰如等一百餘人。11月19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視察天津，特地來到津沽大學看望師生，勉勵師生“按照黨的新民主主義方針政策把學校辦好”。 ^[2] 

根據教育部指令，津沽大學改為國立後，商學院更名為財經學院，文學院改建為師範學院。並校後津沽大學擴充為工學院、財經學院、師範學院3院13系，工學院設土木工程系、建築工程系、機械工程系；財經學院設會計財政系、國際貿易系、企業管理系；師範學院設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家政系。另設土木工程、建築工程、市政工程三個專科。設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心理學、教育學、體育、國民經濟計劃原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等公共課程教研室。學校在歷史、水利、財經、外文、哲學、美學方面具備最高水平，教師增至192人，在校學生達到1253人。國立津沽大學體制為校長負責制，在學校黨總支書記王金鼎的倡議下共同建立並領導了學校黨、政、工、盟、團、學聯席會議，以此種形式集思廣益，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最後由校長做決定，部署學校的中心工作。 ^[2] 

1952年春 ，為貫徹中央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和中央教育部對天津市三所大學院系調整問題的決定，天津市成立天津、南開、津沽三大學院系調整委員會。 ^[2] 

1952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國立津沽大學撤銷，津沽大學工學院併入天津大學，財經學院併入南開大學，並以其師範學院為基礎，在原校址與天津市教師學院合併組建天津師範學院。天津市委文教部長梁寒冰兼任院長，任子墉、温宗祺、魯義先後出任黨總支書記，温宗祺、戈華先後出任黨委書記。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經費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學校得到了迅速發展，學校成為華北乃至全國較有聲望的師範院校之一。這次院系調整增強了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實力，而由津沽大學改建的天津師範學院只剩下了十分簡陋的普通物理、化學兩個實驗室，和一些殘缺的儀器設備。面對搬遷一空的校園，一些教師蒙生了去意，教師隊伍受到重創。為了重振學校，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經費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學校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58年，教師由108名發展到338名，在校生由976名發展到4662名。實驗室由2個發展到21個。著名學者顧隨、雷石榆、裴學海、馬灃、胡毅、張弓、焦敏之、藍英年等先後來校任教。 ^[2] 

1958年，天津師範學院擴建為天津師範大學 ^[2]  （現天津師範大學是1982年改的名字）。

1958年，學校開始舉辦研究生教育，在中國語言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招收培養研究生，是當時全國少數能夠培養研究生的高校之一。 ^[3] 

1959年，中共河北省委通知，天津師範大學改由天津市領導，同年7月，確定天津師範大學為全省5所重點大學之一。 ^[2] 

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教五字第258號通知決定，將天津師範大學改為綜合性的河北大學，隸屬河北省教育廳領導。

1969年10月，根據冀革（69）130號及津革（69）163號文件精神，河北大學隸屬河北省管理。同年12月，河北大學陸續遷出天津。

1970年，河北大學遷址保定，僅在天津馬場道74號（今為馬場道117號）設河北大學留守處，外文系和中文系併入天津外國語專科學校。1974年經國務院教科組批准，原天津外國語專科學校、原天津外國語學校、原天津師範學院日語專業、原河北大學外語和中文專業的學術力量和教師等在這個校址上重組為天津外國語學院（現天津外國語大學）。 ^[4-5] 

2002年5月，教育部、財政部決定同河北省人民政府一起，在“十五”期間重點支持河北大學的建設，河北大學成為省內唯一實施省部共建的高等院校。

2005年5月，根據《河北省人民政府關於河北省職工醫學院併入河北大學的批覆》（冀政函[2004]153），河北省職工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併入河北大學，成立河北大學醫學部。

2005年11月，教育部與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簽署省部共建河北大學協議，河北大學正式跨入國家“省部共建”大學行列。

2012年11月，正式入選國家“中西部高校綜合實力提升工程”。

2018年3月，河北大學由“省部共建高校”升格為首批“部省合建高校”，享受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待遇。 ^[6] 

1921年，法國政府商請羅馬教廷批准，由當時管理天主教直隸東南教區的法國耶穌會士在天津馬場道清鳴台，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初名“天津農工商大學”，復定名為“天津工商大學”，在教會內部稱為“天津聖心學院”。這是天主教在華辦學的一項重要舉措，填補了中國北方尚無天主教建立大學的空白，與南方的上海震旦學院遙相呼應。

1923年，學校開始招生上課。作為一所專科大學，大學設工商兩科及神學系，並以法文為主要課程；共有48名學生，9名教師。1927年，大學開辦工學院和商學院。1931年學校初具規模，註冊的學生人數增至600餘名。

當時的羅馬教廷與在華傳教人員的信函，清楚地説明了建校的目的:“中國還是一個非公教國家，奉教的很少。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在中國佔優勢。為打進這兩個階層，必須成立高等學校。”首任院長於溥澤其後歷任院長如裴百納、主任尚建孫勳、裴化行等及絕大多數教授均為法國神父，學生則多為天主教徒子弟及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

另一方面，工商大學雖然是教會為傳教而建立的，但主持建校的人員，卻是天主教中一些熱愛科學，崇尚進步的著名學者。學校奉利瑪竇、南懷仁等前輩傳教士為楷模，實事求是，崇尚科學。在學校主樓正廳，懸有二人畫像，牆壁正中懸掛着南懷仁繪製的巨幅《坤輿全圖》。從這個意義上説，西學輸入中國，耶酥會士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所以，這所學校一開始就打上了鮮明的科學印跡，恰恰滿足了當時社會民眾科學救國、工商富國的願望與要求，校訓中的“實事求是”由此而來。在校園內，還建有著名的北疆博物院——當時在世界上影響很大的科研機構。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學就像一對孿生兄弟，比肩並立於北國津城。這裏的治學態度，深刻地影響了工商大學的學生。

學校成立初期，兩位法國神父擔任了校長。他們嘔心瀝血，為工商大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也為學校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1年7月21日，於溥澤神父被任命為天津開辦大學代理院長，即為天津工商大學校長。於溥澤（1862—1930年）出生於法國，文學博士。1921年7月25日，他到達天津，精心選擇，勘定馬場道清鳴台校址，並承羅馬教廷批准興建。工商大學校舍主體工程基本上在其任內完成。購置設備，延聘教授。

1925年7月，法籍耶穌會士裴百納神父擔任天津工商大學第二任校長。裴百納，法國里爾人，法國里爾大學文學學士，哲學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學任教，擔任方言、哲學、數學教授。1925年7月，他擔任耶穌會天津會長、天津工商大學校長。

裴百納精通英語，博通數學，富於天資，誨人不倦，對待學生態度和藹，當時頗受學生欽仰。為謀工商大學發展的救濟金及解決教育等有關問題，他曾進行了長達半年的歐美考察，參觀各國，以資借鑑，長途跋涉不辭勞苦。每至一地，他都要參見拜訪各地要人，以聯絡感情並宣傳工商大學的成績。考察期間，他多半時間在法國，所到之處認真蒐集、研究教育、查閲有關資料。在巴黎逗留的三日裏，他馬不停蹄採購各種新式理化試驗器具，並與當地名人學者探討社會經濟問題，並聘請法國著名社會經濟學者P.Dubois主持工商大學教務，同時聘請了數名法國知名教授來華任教。之後他又到羅馬覲見教宗以及到耶穌會總會呈報天津大學工作成績及發展計劃。裴百納神父歐洲之行後，先後與歐洲數十所大學結成友好學校，事後這些學校把大量的教材參考書贈送天津工商大學，為天津大學的發展和國內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裴百納因病辭去校長職務回國修養，1946年再次來華在天津工商大學任教，1950年迫於政治原因返回法國，1962年病逝葬於法國布隆爾。

1921年，工商大學建院工程破土動工。1922年，北疆博物院、教師宿舍落成。1926年，教學大樓和校長樓建成。1927年，圖書館、藏書室及學生宿舍也相繼竣工。

其中，1924年開始建築的教學大樓由法國永和工程司建築師慕樂設計，最具獨特風格。教學大樓為三層混合結構帶有地下室，建築面積呈工字形，為中心對稱佈局，坐南朝北，正面臨馬場道，主門廳居於正中。一至三層，主要是教室、備課室及辦公室。西翼是教堂，並設有單獨入口，將教堂設在教學樓內的做法比較少見。建築外形採用法國鼎盛時期文藝復興樣式，正立面構圖歸整對稱，中軸線突出，立面豎向劃分為古典三段式，二三層為清水磚牆，砌工精細，以平券窗為主，窗間設橫向凹槽分格的磚垛扶壁，為簡化的古典柱式，中央四角穹頂極為典型，兩翼檐口為三角山花。

從學院到大學的歷程

國民政府成立後，學校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報立案。1933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第7923號訓令，正式批准立案，因所設系科未達“大學”三院九系之標準，故將學校更名為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學院”。由大學降為學院，這對建校不久的教職工而言，無異於一次精神上的打擊。但是，當時學校的教職工一心想把這所學校，辦成一個在全國，乃至世界有影響的大學，此後學校加強了系科建設。

1933年，工商學院之工學院與商學院內部建置基本完成：工學院分土木工程、建築2個系；商學院分會計、財政及國際貿易2個系。

1935-1939年，又相繼建成物理實驗室、材料實驗室、電機實驗室、商品實驗室、金工廠、木工廠等實驗基地。

1939年該院曾設法律系，轉年停辦，學生多轉入商科。

1943年9月，添設女子文學系，招收新生90名，由教育家孫家玉主其事。1945年4月增設史地、家政2系，組建女子文學院。至此，學校規模擴大為3院7系。時任天津工商學院院長劉仁兼任主任，侯仁之任史地系首屆系主任，孫家玉任家政系主任。聘請李奎耀、齊思和等一批在全國享有盛譽的教授學者執教，可謂人才濟濟。1946年8月，女子文學院招生男女兼收，取消女子二字。

1945年抗戰勝利後，學校在工科添設機械系，在商科添設工商管理系，達到3院9系。1947年，大學總共有761名學生和91名教授。

1948年10月，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工商學院改名為“私立津沽大學”。消息傳來，校園內一片歡騰。那凝聚着多少師生心血的夙願與夢想，頃刻間化為一種流火般的熱情，沸騰了！此後文學系又分為語文、外語兩系，成為3院10系，教職工達109人，在校學生630人。

抗日戰爭時期，平津淪陷，華北地區的名校如清華、北大、南開等紛紛南遷。一時因環境所迫無法隨遷，而又不甘心任職敵偽高校的教授們紛紛來津。二戰期間，歐洲捐款及經費來源斷絕，教會打算停辦工商學院，裁減員工，遭到師生反對，於是校友會發起募捐。

1943年7月，劉仁擔任工商學院院長，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真正具有管理這所學校的權力。他抓住這一特殊的時機，大量吸納專家、學者，侯仁之、齊思和、翁獨健、袁賢能、胡繼瑗、張華倫等知名教授學者，都吸納到天津工商學院，使該校一時名流雲集，聲名鵲起，成為津門最有吸引力的高校。使學校有了快速發展，許多著名學者相繼來到學校任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凌晨，侯仁之等20餘人先後被捕，1942年出獄後，居留在天津避難。為避免敵偽干擾，他轉到法國天主教創辦的工商學院任教，併兼任該校新設女子文學院史地系主任，妻子亦來支持參加教學。

避難期間，侯仁之仍堅持個人學術研究，勤奮治學，首先完成的是計劃中關於北京歷史地理專題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並珍藏3年，終於得以公開發表在燕大覆校後首先出版的《燕京學報》上。他還把研究課題定為天津，經過兩年的資料查閲和實地勘察，逐漸形成天津歷史地理的完整概念。時市女青年會以天津地理為題邀請侯先生演講，繼而天津工商學院的學生俱樂部再邀講述此題。侯先生根據兩次講稿，從晚8時動筆，至次日晨5時半暫歇，寫成《天津聚落之起源》專著。該文由天津商學院列為專刊，在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時正式出版。

在天津工商學院任教期間，侯仁之曾經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寫給畢業生的贈言：

“在中國，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似乎不成問題，但是人生的究竟，當不盡在衣食起居，而一個深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應以個人的豐衣美食為滿足。他應該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業，就是他生活的重心。為這件工作，他可以忍飢、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飢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結果，卻愈發使他覺得自己工作之可貴、可愛，可以寄託性命，這就是所謂獻身，這就是中國讀書人所最重視的堅忍不拔的“士節”。一個青年能在三十歲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獻身的事業，努力培養他的“士節”，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諸君就要離開學校了，職業也許是諸君目前最關心的問題，但是職業不過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卻要在事業上奠立。願諸君有堅定的事業，願諸君有不拔的士節，願諸君有光榮定的獻身。”

他們以高尚的情操、可貴的民族氣節頂住了當時權貴的拉攏引誘，寧肯在工商學院過着清苦的生活……

高鏡瑩（1901—1995），水利專家。抗戰爆發後，高鏡瑩到天津工商學院任教，以淵博的知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教育學生，深得學生的愛戴。在任土木系主任期間，他親自編寫教材，並首次為土木系增設了高等結構工程、水利工程學等課程，使土木系名蜚北方，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建設人才。

吳玉如（1898—1982），著名學者、書法大師。1939年，吳玉如執教於工商學院，任中文系主任。“米鹽區事朝飢忍，炊爨勞人夜讀閒。身際承平復何憾，浮沉世味我無關。”在津沽大學任教期間，吳玉如素以記憶力過人著稱，《説文解字》裏許多字他都能透徹講述其根源出處，不少古人的姓名、別名以及生平事蹟，也都記得十分詳盡，從無舛誤。然而奇怪的是他於自家生日卻往往錯記，自己兒女的年齡也不甚清楚。有學生向他開玩笑問：“您有幾個兒女?”他一時答不上來，竟板着指頭點名兒統計一番，而實際上他只有五個兒女。

沈理源（1890—1951），我國建築業的先驅。1938—1951年，沈理源任國立北京大學工程系教授和天津工商學院及津沽大學建築系主任、教授。在大學教學中，除擔任建築設計課的教學任務之外，他還向學生們講授西洋建築史。

齊思和（1907－1980），歷史學家。1942 年，齊思和到工商學院執教，同年9月10 日《工商生活特刊》評價他説：“齊思和先生為我國曆史學界之權威者，曾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為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我校擔任現代史一課，當為我校歷史放光榮異彩。”

工商學院時期是學校20世紀前半葉歷史上的極盛期，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國望學府，巍巍工商獨稱尊”之譽。特別是40年代中期，學校人才薈萃，堪稱與美國康奈爾大學相伯仲，居於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除以上提到的專家學者，還有建築設計大師閻子亨、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及民族飯店的設計者張鎛、語言學家朱星等先後在這裏任教。他們的加盟，極大地提高了學校的聲譽，也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大批工商管理人才和蜚聲中外的專家、學者。建國後，大多成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棟樑。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三十年代曾就學於財會系，還有著名物理學家袁家騮、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委員、房屋委員會主席鄭漢鈞等均出自此校。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著名音樂家沈湘出自該校的附屬中學。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據津沽大學校董會請求，批准“津沽大學改為公立，校名仍稱津沽大學”，同時“私立達仁學院停辦，全部學生轉入津沽大學商學院”，“天津土木工程學校合併於津沽大學工學院”，還批准“以津沽大學原有文學院為基礎，籌建師範學院”。國立津沽大學由著名物理學家張國藩任校長。

1951年9月25日，舉行了“津沽大學改為國立接受典禮暨開學迎新大會”。參加大會的有馬敍倫、曾昭掄、黃敬、李燭塵、周叔、楊石先、張國藩、孫冰如等。11月19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視察天津，特地來到津沽大學看望師生。此時的津沽大學已擴大為工學院、商學院、師範學院3院13系，在歷史、水利、財經、外文、哲學、美學方面具備最高水平，教師增至192人，在校學生達到1253人。

1952年春，天津市成立天津、南開、津沽三大學院系調整委員會。國立津沽大學撤銷，8月津沽大學工學院併入天津大學，商學院併入南開大學，並以其師範學院為基礎在原校址與天津市教師學院合併組建天津師範學院，天津市委文教部長梁寒冰兼任院長。這次院系調整增強了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實力，而由津沽大學改建的天津師範學院只剩下了十分簡陋的普通物理、化學兩個實驗室，和一些殘缺的儀器設備。面對搬遷一空的校園，一些教師蒙生了去意，教師隊伍受到重創。

為了重振學校，中央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在經費和人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學校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58年，教師由108名發展到338名，在校生由976名發展到4662名。實驗室由2個發展到21個。著名學者顧隨、雷石榆、裴學海、馬灃、胡毅、張弓、焦敏之、藍英年等先後來校任教，學校成為華北乃至全國較有聲望的師範院校之一。

1958年6月，師範學院擴建為“天津師範大學”。1960年夏，改為綜合性大學，定名為“河北大學”。 1970年11月，河北大學由天津遷至河北保定，原校址改建為天津外國語學院，2010年更名為天津外國語大學。

工商學院時期是學校20世紀前半葉歷史上的極盛期，在教育界享有“煌煌北國望學府，巍巍工商獨稱尊”之譽。特別是40年代中期，學校人才薈萃，堪稱與美國康奈爾大學相伯仲，居於天津各高等院校之首。學校奉利瑪竇、南懷仁等前輩傳教士為楷模，實事求是，崇尚科學。在學校主樓正廳，懸有二人畫像，牆壁正中懸掛着南懷仁繪製的巨幅《坤輿全圖》。從這個意義上説，西學之輸入中國，耶穌會士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48年秋獲准重新註冊為“私立津沽大學”。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951年9月19日，教育部令批准改為“國立津沽大學”。津沽大學在歷史、水利、建築、財經、外文、哲學、美學方面具備最高水平。

1958年夏，河北省教育廳將天津師範學院學校擴建為“天津師範大學”。1960年夏，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將天津師範大學改為綜合性大學，定名為“河北大學”。河北大學在科技研究上填補了中國多項空白，科技、教學水平國內一流，1958年在全國最早開始研究生教育，與天津大學、南開大學三足鼎立。

1922年，在工商大學院內修建了博物館的辦公樓，由當時著名的比商義品公司建築師比奈設計、監造，為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了防盜門和雙重窗户。其為三層樓房，高21米，佔地面積300平方米。1925年，在辦公樓西端建成陳列館，為三層建築，由法商永和營造公司設計。採用放火、防盜、防塵和防震措施，高窗天然採光，窗户密閉而又能自然通風。1930年又在辦公樓南首增建新樓，南北二樓又以通道相連接，博物院遂形成完整的格局。1952年天津市政府接收北疆博物院，1957年更名為天津自然博物館。

桑志華著有《中國東北的山區造林》、《華北（黃河及北直隸灣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記》《桑乾河草原旅行記》，作為主要作者與他人合著了《華北及蒙古人種學上的探險記》《北疆博物館的鳥類及北疆博物館收藏的樹木標本》。桑志華1914年來華，1938年回國，1952年在法國逝世。

北方地區最早的博物院出現在天津，它就是由法國神父桑志華創建的北疆博物院。

在天津的外國神父，分屬不同的教會組織，天主教稱之為“修會”。其中有個稱為“耶穌會”的修會組織，除了建立教堂進行傳教外，還從事地質方面的科學考察活動。耶穌會的傳教士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學者，桑志華就是其中的一位。

桑志華，本名黎桑，法國人，桑志華是其在中國的名字。桑志華青年時代就致力於地質生物學的研究。當時法國來往中國的傳教士很多，他經常從傳教士那裏打聽當地的地質生物狀況，傳教士即將東方見聞的土壤和植被進行一一的描述，他為這片神奇的土地所深深吸引。當時耶穌會傳教士已在上海著名的徐家彙教堂建立了中國最早的博物院，館藏標本採自長江中下游地區。1912年桑志華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後，便向耶穌會提出建立北疆博物院以填補北方地區空白的計劃。

據記載，中國的國寶大熊貓是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戴維最早發現的。桑志華在中國北方的科考活動同樣也有許多重大的發現，如西北赤峯等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鄂爾多斯地區埋藏極富的第四紀中期化石等，震驚了當時歐洲的學術界。桑志華的考察範圍遍及華北、西北地區，最遠到達西藏。對這些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社會風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都留下了各種自然歷史標本。

桑志華的活動主要由各地的耶穌會傳教士提供經濟上的贊助和具體幫助。他蒐集的地質、巖礦、古生物和動植物等方面的大量標本和化石，最初儲存在天津耶穌會修會帳房崇德堂內，後來標本逐漸地充斥了崇德堂的各個房間，甚至地下室。因此，桑志華向耶穌會提出創建博物院的要求。

耶穌會的大本營建在河北獻縣。1922年獻縣教區在醖釀天津工商大學的創建計劃時，合併考慮桑志華的建議，決定在校內同時修建博物院，以解決標本收藏的難題。建院初期稱為黃河白河博物館，後因藏品來源的拓展，定名為人們所知悉的北疆博物院。

1928年5月，北疆博物院陳列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展出了植物標本2萬種，動物標本3.5萬種，岩石與礦石標本7000種，動物骸骨化石1.8萬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動植物分佈地圖133幅，照片3000餘張，以及關於人類學、工商業和農業的調查報告。結合展覽還舉辦有關的科學知識的講座，這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桑志華為介紹博物院的藏品撰寫的出版物，對華北的地質生物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北疆博物院是北方地區創建最早的博物館，也是中國建立時間最早的博物館之一。在北疆博物院陳列館建成之前，桑志華將一些珍貴的植物標本贈給巴黎博物館、英國皇家植物園和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這些標本現在仍保存在這些博物館中，也使歐洲人從這些展品中瞭解到了東方的地質和植被。還激發了法、俄、瑞典、比、奧等國的專家學者來華考察的願望。他們與桑志華共同進行標本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分類工作，其中法國地質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參加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牙骨的鑑定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東北、華北、華東大部分地區被日軍侵佔，使桑志華的採掘工作被迫中斷。天津淪陷後，日軍封鎖了英、法租界，而此時的歐洲也燃起了戰火，迫於形式，桑志華回國，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採掘與研究工作

天津最早的建築教育事業始於該院建築系。1937年秋，教育部令工科分為土木系、建築系。商科分為會計財政系、國際貿易系。建築系課程採用法國體系。抗日戰爭爆發後，天津大部分高等學校南遷，一些留津的知名學者，如土木工程專家高鏡瑩、林鏡瀛、譚真，建築學專家沈理源、閻子亨，物理學專家馬灃，地理學專家侯仁之，語言學家朱星等都應聘到該校任教，成為華北地區有較大影響的學校之一。

學校1924年開始建築別具風格的主樓——教學大樓。教學大樓由法國永和工程司設計，為三層混合結構，坐南朝北，正面臨馬場道，主門廳居於正中。一至三層，主要是教室、備課室及辦公室。西翼是教堂，並設有單獨入口，將教堂設在教學樓內的做法比較少見。

法國人，天津工商大學首任校長，文學博士。1885年來華。1903年在威縣傳教。1904年—1911年任獻縣小修道院院長。1921年7月21日，直隸東南教區受命於教廷籌建天津工商大學，於溥澤神父任籌備院長即天津工商大學校長。1921年7月25日於溥澤神父赴天津開始勘定馬場道清鳴台校址，監督建設、購置設備，聘請教授。1923年9月15日學校投入使用，首屆學生入學。1927年於溥澤神父離開天津工商大學赴深州傳教，任大名府本堂。1930年4月8日病故。

耶穌會士，法國里爾人。法國里爾大學文學學士，哲學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學任教，擔任方言、哲學、數學教授。1925年7月擔任耶穌會天津會長，天津工商大學校長，他精通英語，博通數學，富於天資，誨人不倦，對待學生態度和藹，當時頗受學生欽仰。為謀工商大學之發展救濟金及解決教育等有關問題，曾進行了長達半年的歐美考察，參觀各國，以資借鑑。他長途跋涉不辭勞苦。每至一地，駐足時參見拜訪各地要人，以聯絡感情及宣傳工商大學之成績。考察期間他多半時間在法國，所到之處認真蒐集、研究教育、查閲有關資料。在巴黎逗留的三日他馬不停蹄採購各種新式理化試驗器具，並與當地名人學者探討社會經濟問題，並聘請法國著名社會經濟學者P.Dubois主持工商大學教務，同時聘請了數名法國知名教授來華任教。之後他又到羅馬覲見教宗以及到耶穌會總會呈報天津大學工作成績及發展計劃，裴百納神父歐洲之行後，先後與歐洲數十所大學結成友好學校，事後這些學校把大量的教材參考書贈送天津工商大學，為天津大學的發展和國內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裴百納神父因病辭去校長職務回國修養，1946年再次來華在天津工商大學任教，1948年開始撰寫他從教一生的劇作。他一生為天津工商大學的發展和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嘔心瀝血，1950年迫於政治原因返回法國。1962年病逝葬於法國布隆爾。

耶穌會會士，河北省衡水市景縣黃古莊人。1923年在比利時耶穌會神學院領受神學博士學位，1931年-1933年任天津工商大學校長。1937年12月25日被 羅馬教宗任命為天主教獻縣教區主教，同時冊封比西加主教封號。1938年3月27日正式祝聖。1948年-1949年2月任北京總教區代理總主教。1949年3月至1953年5月迫於政治趙振聲主教隱藏於交河縣郝村秘密傳教。1953年5月至同年10月遷至坦村。1953年10月應政府之邀返回獻縣總堂主持教區。1956年7月26日在中南海紫光閣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1957年12月擔任河北天主教愛國會主席。1962年當選為全國天主教神哲學院董事會副董事長。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趙振聲主教遭遇不幸。

耶穌會會士，1901年入會，1906年晉鐸。畢業於上海大修院。先後在聖若瑟大修院、耶穌會文學院、仁慈堂、仁惠學校等任教數十年，曾任獻縣公學校長、天津工商學院首任董事長、工商學院院長。1943年7月辭去董事長及學院院長職務，改任工商學院女子文學系系主任，又任獻縣慕華中學校長。其主要著作有《默想全書》、《退思錄》、《聖依納爵傳》、《聖方濟格玻爾日內傳》、《聖伯多祿卡拉米爾傳》、《幼學袖簡》、《輔士袖簡》等宗教著作，文字通俗易懂，在教會中廣為流傳。其待人接物和藹温良，學識廣博，為指導神師之典範。修士修女等多出其門下且樂於與之往來，聆聽教誨。

（1904-1975），1933年到該院任教，1943年任院長，任內他多方引導畢業生到大後方工作，留於淪陷區的，亦介紹到一般工商機構服務，免為敵偽所用。1944年4月，他因此同張元第（河北省立水產專科學校校長）、袁賢能（天津達仁學院院長）、羅光道（天津廣東中學校長）等一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受到嚴刑審訊，但敵人沒撈到確鑿證據，諸人先後被釋放。

煌煌北國望學府，巍巍工商獨稱尊，被稱為“東方康奈爾”。

實事求是

科學救國，效著乎西洋；

裕民保種，端賴工商。

煌煌我校，踞柝津之陽；

樂育善誘哉，成棟樑。

莘莘學子負奇資，如圭如璋；

切磋琢磨，集於一堂。

濟濟青年勤學問，日就月將；

藏息修遊，教亦多方。

守校訓，誓永志而弗忘；

實事求是，乃成德之梯航。

知識日以進，體魄日以強。

三育完美，二科專長。

尊師敬友，所習勿荒。

幼學壯行，庶挽瀾狂。

謹祝我校，如陵如岡，萬歲無疆；

人才輩出，久久自芬芳。

這所大學，曾經是那樣的輝煌燦爛。然而隨着歷史的腳步，津沽大學的輝煌漸漸的被人遺忘。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當年直隸東南教區的耶穌會士們為強國教育，為福傳四方奔走求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