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

洛爾迦出生在格拉納達十英里外的小村莊牛郎噴泉（Fuente Vaqueros）。他父親擁有一百公頃地，合一千五百畝，按中國階級劃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個妻子病故後第三年，他娶了個小學女教師。婚後九個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爾迦來到這個世上。洛爾迦成年後，把童年美化成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説不無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視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過和弟弟相比，他從來不是好學生，尤其進大學後考試常不及格。很多年，這成了父母的心病。

對洛爾迦早年影響最大的是三位老師。頭一位是鋼琴老師梅薩（Antonio Segum Mesa），他是個謹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爾迦家上課，極少出門。他終身侍奉音樂，作過曲寫過歌劇，都不成功，歌劇首演時就被轟下了台。他常對洛爾迦説：“我沒夠到雲彩，但並不意味雲彩不存在。”他們坐在鋼琴前，由梅薩分析大師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讓洛爾迦領悟到，藝術並非愛好，而是死亡的召喚。有一天，當洛爾迦在藝術中心彈貝多芬奏鳴曲時，一位年輕的法學教授路過，為其才華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紹。洛爾迦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這是第二位老師雷沃斯（Femandodelos Rios），後來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司法部長和教育部長。他喜愛吉普賽音樂和鬥牛，精通好幾門外語。他創建左翼政黨，支持工運，與地方腐敗的政治勢力對着幹。是他喚醒了洛爾迦的社會公正意識。十七歲上藝術史課時，洛爾迦被後來成了他第三位老師的伯若達（Martin Dominguez Berrueta）迷住了。他是個倔犟的小個子，誰若挑戰他的想法，他會發脾氣。他主張全面參與學生生活，甚至包括愛情私事。他意識到格拉納達的侷限，決定每年兩次帶六個出色的學生去西班牙各地遠遊，讓他們“瞭解和熱愛西班牙”。

在兩年內，洛爾迦先後參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僅大長見識，還通過老師結識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馬查多。基於旅行見聞，他完成了隨筆集《印象與風景》。他把此書獻給鋼琴老師梅薩。他把新書送到伯若達家，老師打開書掃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馬上離開，兩週後把書退還給他。洛爾迦不服氣。在他看來，伯若達是藝術評論家，而非藝術家，而他要追隨的是鋼琴老師那樣真正的創造者。兩年後伯若達病故。洛爾迦很難過，他公開表示歉疚之意，並私下對老師的兒子説：“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第一次旅行中，他們有幸結識了馬查多。他為伯若達一行朗誦了自己和別人的詩作，洛爾迦彈了一段鋼琴曲。那次見面讓洛爾迦激動不已。馬查多對他説，詩歌是一種憂鬱的媒體，而詩人的使命是孤獨的。洛爾迦從朋友那兒借來馬查多的詩集，他用紫色鉛筆在扉頁上寫了首詩，大意是，詩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樂一樣，它是看不見慾望的可見的記錄，是靈魂的神秘造就的肉體，是一個藝術家所愛過的一切的悲哀遺物。

1918年6月5日，洛爾迦二十歲。生日後第三天，得知童年夥伴的死訊，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頭困擾。緊接着，西班牙流感奪去了全世界兩千萬人的性命。1919年初全國陷於混亂，到處在罷工遊行。在格拉納達，工人與僱主發生衝突，洛爾迦和朋友們加入維護工人權利的運動。雷沃斯老師收到匿名恐嚇信。2月11日，離洛爾迦家不遠，憲警向大學生遊行隊伍開火，打死一個醫學院學生和兩個平民，當局宣佈軍管。雖有心支持工人運動，洛爾迦卻被血腥的暴力嚇壞了，他蜷縮在父母家，甚至不敢從陽台往街上看一眼。一個好朋友每天來到他家窗下，高聲通報局勢的進展。

1919年春，在馬查多的勸告和朋友的慫恿下，他離開家鄉，搬到首都馬德里。在雷沃斯的推薦下，他被號稱“西班牙牛津劍橋”的寄宿學院（Residencia）接納。這裏設備齊全，有人打掃衞生，提供膳食。洛爾迦很快成了這裏沙龍的中心人物，他朗誦詩作，即興彈奏鋼琴曲。一個崇拜者回憶：他手指帶電，似乎音樂從他體內流出來，那是其權力的源泉，魔術的秘密。在寄宿學院有個叫伯奈爾（LuisBunuel）的小夥子，喜歡體育、惡作劇、女人和爵士樂。他特別服洛爾卡，總跟他泡在一起，聽他朗誦詩。“他讓我知道另一個世界，”他回憶道。他們一起狂飲，在馬德里尋歡作樂。伯奈爾後來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電影導演。

1921年夏，洛爾迦厭倦了呆板的學校生活，常和朋友們到阿拉漢伯拉宮圍牆內的一家小酒館聚會。老闆的兒子是吉他手，為大家演奏深歌（deepsong），一種古老的安達盧西亞吉普賽民歌，十九世紀被弗拉明科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圍中，他們傾聽深歌的哭泣。參加聚會的有個禿頂小個子，他就是法亞，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爾迦一夥嚷嚷着要搞個音樂咖啡館，而法亞提議舉辦深歌藝術節。兩年前他倆曾見過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為朋友。表面上，兩個人相去甚遠。中年的法亞膽小古怪：他連刷牙都害怕；睡在儲藏室般小屋的窄牀上，頭上懸着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彌撒。他是個工作狂，認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禮物。在法亞看來，深歌才是正宗的。為尋找源頭，他帶洛爾卡去吉普賽人的洞穴。1921年除夕夜，洛爾迦僱來一個街頭樂隊，踮着腳尖來到法亞的窗户下，在洛爾迦的指揮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亞笑得幾乎開不了門。深夜，法亞請小樂隊分四次演奏他們的樂曲，由他鋼琴伴奏。他和法亞忙於籌備深歌藝術節，為尋找比賽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與此同時他開始寫作。1921年11月初，他在十天內寫了二十三首，月底前又成八首。這組詩命名為《深歌集》。

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歲生日兩天後，洛爾迦在格拉納達一家旅館朗誦了《深歌集》。一週後，深歌藝術節在阿拉漢伯拉宮拉開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傳統服裝的觀眾。參加比賽的歌手一一登場，響板迭起，吉他悸動，從吉普賽人中傳出陣陣哭聲，他們跟着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們把椅子頂在頭上，比賽照常進行。洛爾迦對一個本地記者説：“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深歌比賽是獨一無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賽，正像太陽與陰影之於鬥牛一樣。”

1923年春，洛爾迦勉強通過大學畢業考試，一週後和弟弟去馬德里。在寄宿學院，一個叫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Dali)的青年畫家進入他視野。他們隨即形影不離：散步、逛博物館、泡酒吧、聽爵士樂。有一回，達利把一張二流作品賣給一對南非夫婦。興奮之餘，他們叫了兩輛出租車回學院，自己坐頭一輛，讓另一輛空車跟着。此舉被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時。由於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對方才能的強烈吸引，他們的關係很快從友誼發展成愛情。1925年復活節假期，洛爾迦應邀到達利家做客，他們住在地中海邊一個風景秀麗的小鎮裏。達利的妹妹阿娜（Ana Mafia），按洛爾迦的説法，是“那些美麗得讓你發瘋的姑娘之一”。他們仨沿海濱散步。達利察看光線、雲和大海，洛爾迦背誦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們圍坐在餐桌旁，洛爾迦讀了他新寫的劇本，阿娜感動得哭了。達利的父親聲稱，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洛爾迦回到格拉納達，他近乎絕望地懷念那段美好時光。達利在巴塞羅那附近服兵役。他們書信頻繁，字裏行間情誼綿綿。洛爾迦寫了首詩《薩爾瓦多·達利頌歌》，達利在信中稱他為“我們時代唯一的天才”。洛爾迦深知同性戀的危險，特別是在一個天主教國度。他得學會偽裝，避免來自社會習俗的懲罰。

1927年5月，洛爾迦來到巴塞羅那，參加他的新戲彩排。服兵役的達利一有空就溜回來，和他在—起。他們在街頭漫步，迷失在關於藝術、美學的熱烈討論中。達利為他的新戲做舞台設計。6月17日，達利和他妹妹來參加首演。演出獲得巨大成功。

在西班牙文學史上，1927年無疑是重要的一年。為紀念西班牙詩人貢古拉（Luisde Gongom）逝世三百週年，洛爾迦和朋友們舉辦一系列活動，馬查多、法亞、畢加索和達利等人都熱烈響應。在馬德里，年輕人焚燒了貢古拉當年的敵人的書；由於西班牙文學院對貢古拉的冷落，他們半夜在文學院圍牆上撒尿。高潮是在塞維利亞舉辦三天的紀念活動，洛爾迦和其他幾個年輕詩人在邀請之列。他們一行六人登上火車，一路喧鬧，深夜到塞維利亞。迎接他們的是退休的鬥牛士梅亞斯（Ignacio Sanchez Meiias），他是個文學鑑賞的行家，幾乎能背誦貢古拉所有詩篇。他是那種極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矯健，臉上是鬥牛留下的傷疤。他把客人帶到自己在郊外的農場，給他們披上阿拉伯長袍，打開香檳酒。梅亞斯和一個吉普賽朋友唱深歌，洛爾迦和朋友們朗誦詩。三天正式的紀念活動，包括演講朗誦和本地報紙的採訪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維利亞朋友的陪伴下，他們每天都喝到天明。貢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詩歌“二七一代”的誕生。塞維利亞之行後，洛爾迦畫了一張詩歌天體圖。據説，他把自己畫成被衞星環繞的最大行星。

從1928年春到夏初，洛爾迦忙於整理他的《吉普賽謠曲集》。7月此書問世，獲意想不到的成功，人們甚至能背誦吟詠。後獲諾貝爾獎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在賀信中寫道：“我相信你那純粹的無法模仿的詩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夢遊人謠》，是洛爾迦的代表作之一。1928年春，洛爾迦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 Aladren），是馬德里美術學校雕塑專業的學生。洛爾迦帶他出入公開場合，下飯館泡酒吧，為他付賬。阿拉俊口無遮攔，把他和洛爾迦的隱私泄露出去，鬧得滿城風言風語。達利顯然聽説了傳聞，和洛爾迦的關係明顯疏遠了。1928年9月初，他寫了一封七頁長的信給洛爾迦，嚴厲批評他剛出版的《吉普賽謠曲集》：“你自以為某些意象挺誘人，或者覺得其中非理性的劑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訴你，你比那類安分守法者的圖解式陳詞濫調強不了多少。”達利認為洛爾迦應該從現實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觀點，出現在不久發表的文章《現實與超現實》中。在這篇文章中，他進一步強調：“超現實主義是逃避的另一層意思。”當年的夥伴伯奈爾這時和達利結成新同盟。他專程去看望達利，他們開始合作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在達利面前，伯奈爾大罵洛爾迦。他們用一週的時間完成電影腳本初稿。他們創作的一條原則是，任何意象都不應得到理性的解釋。伯奈爾給朋友寫信説：“達利和我從來沒這麼近過。”阿拉俊原來是個雙性戀，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爾迦分道揚鑣。在寂寞中，洛爾迦開始尋找新朋友。他結識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los Morla Lynch）夫婦，很快成了他們家座上客。“他常來常往，留下吃午飯晚飯——或都在內——打盹，坐在鋼琴前，打開琴蓋，唱歌，合上，為我們讀詩，去了又來。”自幼寫日記的林奇寫道。

洛爾迦精神瀕臨崩潰，幾乎到了自殺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變。那年年初，有人為他安排去美國和古巴做演講，這計劃到4月初終於定下來。三十一歲生日那天，他收到護照。他們乘火車到巴黎，轉道英國，再從那兒乘船去美國。“向前進!”他寫道，“我也許微不足道，我相信我註定為人所愛。”

1929年6月26日，風和日麗。“奧林匹克”客輪繞過曼哈頓頂端，逆流而上，穿過華爾街灰色樓羣，停泊在碼頭上。洛爾迦吃驚地打量着周圍的一切。他寫信告訴父母，巴黎和倫敦給人印象深刻，而紐約“一下把我打倒了”。他還寫道：“整個格拉納達，也就能塞滿這裏兩三座高樓。”抵達兩天後，他半夜來到時代廣場，為燈火輝煌的奇景而驚歎：紐約的一切是人造的，達利的機械時代的美學成為現實。他對美國人的總體印象是：友好開放，像孩子。“他們難以置信的幼稚，非常樂於助人。”而美國政治系統讓他失望。他告訴父母説：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僱女傭”。他生平頭一回自己縫釦子。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倫比亞大學註冊，並在學生宿舍住下來。他給父母的信中假裝喜歡上學，實際上他在美國幾乎一點兒英文都沒學會，除了能怪聲怪調地説“冰激凌”和“時代廣場”，再就是去飯館點火腿雞蛋。他後來告訴別人，在紐約期間他吃的幾乎全都是火腿雞蛋。他在英語課上瞎混，模仿老師的手勢和口音。他最喜歡説的英文是“我什麼都不懂”。他擔心，英文作為新的語言，會搶佔自己母語的地盤。某些西班牙名流的來訪給他當家做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亞斯，那個在塞維利亞認識的鬥牛士。他把梅亞斯介紹給他在紐約的聽眾。

二十年代的哈萊姆是美國黑人的巴黎。洛爾迦迷上了哈萊姆與爵士樂，經常泡在那兒的爵士酒吧裏。他時不時抬起頭嘟囔：“這節奏！這節奏！真棒！”他認為，爵士樂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於非洲。只有通過音樂才能真正瞭解黑人文化；像吉普賽人一樣，黑人用音樂舞蹈來承受苦難，“美國除黑人藝術外一無所有，只有機械化和自動化，”他説。到美國六週後，他開始寫頭一首詩《哈萊姆之王》。他後來寫道：紐約之行“豐富並改變了詩人的作品，自從他獨自面對一個新世界”。夜深人靜，他常常漫步到布魯克林大橋上，眺望曼哈頓夜景，然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倫比亞的住所，記下自己的印象。他跟同宿舍的美國鄰居格格不入。他告訴父母説：“這是地道的野蠻人，也許因為沒有階級的緣故。”他把自己關起來，要麼寫作，要麼無所事事，整天躺在牀上，拒絕訪客，也不起來接電話。

1929年10月29日是歷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紐約股市大崩盤。在此期間，洛爾迦和雷沃斯一起去華爾街股票市場，目睹了那場災難。洛爾迦在那兒轉悠了七個小時。事後他寫信告訴父母：“我簡直不能離開。往哪兒看去，都是男人動物般尖叫爭吵，還有女人的抽泣。一羣猶太人在樓梯和角落裏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個在曼哈頓中城旅館的跳樓自殺者的屍體。他寫道：“這景象給了我美國文明的一個新版本，我發現這一切十分合乎邏輯。我不是説我喜歡它。而是我冷血看待這一切，我很高興我是目擊者。”他對自己在紐約寫的詩充滿信心，他認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為朋友們朗誦新作。“他的聲音高至叫喊，然後降為低語，像大海用潮汐帶走你，”一個朋友如是説。這些詩作後結集為《詩人在紐約》，直到1940年才問世。

在紐約住了九個月後，洛爾迦於1930年3月7日乘船抵達哈瓦那，一羣古巴作家和記者在碼頭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語世界，他如魚得水。在第一封家書中他描述古巴是“撫愛而流暢的，特別感官的”。和紐約相比，哈瓦那簡直是天堂。鋪鵝卵石的街頭，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讓人感到親切。他的朗誦和演講獲得成功。幾乎每夜都和朋友們一起泡酒吧、朗誦、彈鋼琴，直到天明。三個月後洛爾迦返回祖國。在格拉納達街頭，他碰見一個自大學時代就認識的牧師。牧師為他外表的變化大吃一驚，問紐約是否也改變了他的個性。“沒有，”洛爾迦快活地回答，“我還是我。紐約的瀝青和石油改變不了我。”與家人團聚，讓他真正放鬆下來。他夜裏讀書寫作，白天穿睡袍在屋裏晃盪。他常把白髮蒼蒼的母親舉起來，“天哪，你在殺死我廠母親大聲驚呼。當母親睡午覺時，他坐在旁邊為她扇扇子，驅趕蒼蠅。他一直在寫新劇本《觀眾》。初稿完成後不久，他回到馬德里，一家報紙的記者好奇地向他打聽。“那是個六幕劇謀殺案。”他答道。“此戲的意圖何在?我指的不是謀殺，而是作品本身。”記者追問。“我不知道是否真能製作。這齣戲的主角是一羣馬。”“了不起，費特列戈。”記者喃喃説。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動盪。雷沃斯和他的同志們一度入獄，他們在獄中發表宣言，呼籲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國王宣佈舉行全國選舉。一天夜裏，在去咖啡館的半路，洛爾迦被捲進支持共和的遊行隊伍中。憲警突然出現並開槍，示威者逃散，洛爾迦摔倒在地。當出現在咖啡館朋友們面前時，他上氣不接下氣，滿臉大汗，渾身是土，嘬着受傷的手指，聲音顫抖地講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國王最終離開西班牙，共和運動領導人包括雷沃斯被釋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新時期開始了。雷沃斯被任命為司法部長。新政府立即將政教分離，實行一系列社會政治改革。在新政的影響下，牛郎噴泉鎮政府決定，以他們最值得驕傲的兒子的名字，取代原來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爾迦在牛郎噴泉鎮第一座也是整個格拉納達當時唯一一座公立圖書館成立儀式上發表演講。這座公立圖書館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命名儀式上演講的講演中他強調説，沒有書籍與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頭，我不會要一整塊麪包，我要的是半塊麪包和一本書。”他注視着灑滿陽光的廣場和鄉親們熟悉的面孔，後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洛爾迦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裏，他衝進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緒激動。他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劇團，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種鄉村集市演木偶戲之類的臨時木棚。新政府重新調整後，雷沃斯成為教育部長，促進了“巴拉卡”計劃的實現，特別是財政上的支持。洛爾迦談到“巴拉卡”總體規劃時説：“我們要把戲劇搬出圖書館，離開那些學者，讓它們在鄉村廣場的陽光和新鮮空氣中復活。”作為劇團的藝術總監，洛爾迦招兵買馬，親自負責選目排演。他和演員們一起身穿藍色工作服，唱着歌穿過大街小巷。在兩年多的時間，“巴拉卡”幾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無數的平民百姓。他説：“對我來説，‘巴爾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學作品更讓我激動。”在“巴爾卡”活躍的那幾年，他很少寫詩。這似乎並不重要，戲劇在某種程度上比詩歌更讓他滿足。“巴爾卡”無疑振興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戲劇舞台，實現了他畢生的夢想。

1933年初，劇團來了個名叫拉潘（Rafael Rodriguez Rapun）的小夥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壯，具有一種古典的美。這個馬德里大學學工程的學生，轉而熱愛文學，偶爾也寫寫詩。他成了洛爾迦的男朋友兼私人秘書。四年後，在洛爾迦逝世週年那一天，拉潘為保衞共和國戰死在沙場。那年夏天，遠在六千英里之外，一個阿根廷女演員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演洛爾迦的戲《血腥婚禮》，她和她丈夫邀請洛爾迦到阿根廷訪問。9月28日，洛爾迦從馬德里出發到巴塞羅那乘船，兩週後抵達阿根廷。他為重返美洲而激動。與上次不同，他寫信對父母説，他來到的是“我們的美洲，西班牙語的美洲”。阿根廷之行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戲不斷加演，好評如潮。他告訴父母：“我在這個巨大的城市像鬥牛士一樣出名。”他被記者包圍被觀眾簇擁，常在大街上被認出來。

洛爾迦和博爾赫斯只見了一面。見面時，他明顯感到博爾赫斯不喜歡他，於是故意模仿博爾赫斯，莊重地談到美國的“悲劇”體現在一個人物身上。“是誰?”博爾赫斯問。“米老鼠。”他回答。博爾赫斯憤然離去。以後他一直認為洛爾迦是個“次要詩人”，一個“對熱情無能”的作家。而他和聶魯達則一見如故。聶魯達當時是智利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事。聶魯達喜歡洛爾迦的豐富以及他對生活的健壯胃口。他們倆背景相似——都來自鄉下，對勞動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對聶魯達的詩歌十分敬重，常打聽他最近在寫什麼。當聶魯達開始朗誦時，洛爾迦會堵住耳朵，搖頭叫喊：“停!停下來!夠了，別再多唸了——你會影響我!”除演講費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斷。洛爾迦一生中第一次有錢，他開始寄錢回家，給母親買狐狸皮大衣。母親來信説：“沒有別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樣驕傲和滿足，這是你用勞動成果買來的紀念品。”

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聶魯達。他對在場的朋友説：“我在喧囂的紐約待了幾個月後，離開時我似乎挺高興……現在雖説我急於見到親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這奇異的城市。”他哭了起來。聶魯達打破沉默，轉移話題。第二天，他登上開往西班牙的越洋輪船。一週前，他對記者説：“對我自己來説，我仍覺得像個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隨着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三週年。新的聯合政府廢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復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開始擔心，這兒的天主教會會扮演希特勒興起中的角色。那年夏天，聶魯達作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羅那，又搬到馬德里。他家幾乎夜夜笙歌，客人們橫七豎八地過夜。洛爾迦和聶魯達常在一起朗誦演講。他倆互相讚美，不吝辭句；尤其是洛爾迦，有時簡直是揮霍。這似乎是一個天才的特權——對他人才華無節制的激賞。在一次正式場合，他介紹説，聶魯達是當今最偉大的拉丁美洲詩人之一，是“離死亡比哲學近，離痛苦比智力近，離鮮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聶魯達“缺少兩樣眾多偽詩人賴以為生的因素：恨與嘲諷。”聶魯達認為洛爾迦是“我們語言此刻的引導性精神”。

洛爾迦打算8月11日和劇團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鎮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週。就在當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亞斯在鬥牛場上受重傷，先進本地醫院，再轉到馬德里搶救。得知梅亞斯受傷的消息，洛爾迦立即取消原計劃，留在馬德里。由於傷勢嚴重，醫院不許任何外人看望，洛爾迦用電話把病情及時告訴朋友們。8月13日上午，梅亞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後，獨自關上門哀悼梅亞斯。自從在塞維利亞相識，他們成為好朋友。梅亞斯老了，發福了，但他寧願死在鬥牛場，也不願意死在自己牀上。聽説梅亞斯重返鬥牛場，洛爾迦對朋友説：“他對我宣佈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個法國作家散步時説：“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學徒。我為我安寧驚奇，也許是因為憑直覺我預感到這一切發生?”

1934年10月底，洛爾迦開始寫他一生最長的一首詩《伊涅修·桑切斯·梅亞斯的輓歌》。他起稿於格拉納達和馬德里兩地之間，最後在聶魯達的公寓完成。這首長詩是洛爾迦的巔峯之作。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礦工起義，隨後遭到佛朗哥將軍的殘酷鎮壓。1935年5月初，內閣改組，包括五個極右組織的成員，並將在摩洛哥任職的佛朗哥調回，正式任命為總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斷了財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機。洛爾迦在朗誦排戲的同時，捲入各種政治活動。他譴責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聲援兩國作家和藝術家，並在反對埃塞俄比亞戰爭的公開信上簽名，為人獄的年輕詩人赫爾南德茲呼籲。在巴塞羅那上演新戲期間，達利的妹妹阿娜到劇院來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們去咖啡館小坐，一直在談達利。洛爾迦終於和達利見面，這是七年來第一次。那年秋天他倆常來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機會證明他對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羅那書店朗誦，他專門唸了那首《薩爾瓦多•達利頌歌》。他們計劃一起合作寫書配畫，但並未實現。幾個月後，兩人友誼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爾迦收到從牛郎噴泉寄來的有鎮長和近五十名村民簽名的賀年卡，上面寫道：“作為真正的人民詩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樣把所有痛苦，把人們承受的巨大悲劇及生活中的不義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戲劇中。”

6月5日，洛爾迦過三十八歲生日。他從來不想長大，時不時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對記者説：“還是我昨天同樣的笑，我童年的笑，鄉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遠，永遠保衞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還開玩笑説，他怕出版紐約的詩集，那樣會讓他老去。西班牙政局進一步惡化，瀕臨內戰邊緣。在馬德里，左右派之間互相暗殺綁架，血染街頭。除了1919年格拉納達的衝突，洛爾迦從未經歷過像馬德里7月初那樣血腥的暴力。他變得越來越神經脆弱。他總是讓出租司機減速，叫喊道：“我們要出事了!”過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隨時準備跳回便道上。7月13日，得知一個右翼領袖被暗殺的消息，洛爾迦決定馬上離開馬德里。他和一個朋友幾乎整天都在喝白蘭地。他激動地吐着香煙説：“這裏將屍橫遍野。”停頓了一下，“不管怎樣，我要回格拉納達。”晚九點，他按響他的小學老師家的門鈴。在老師的詢問下，他回答道：“只是來借兩百比索。我要乘十點半的火車回格拉納達。一場雷雨就要來了，我要回家。我會在那兒躲過閃電的。”回家第二天，本地報紙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內戰開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納達要塞的軍人起義，佔領了機場和市政廳，逮捕了省長和新選的市長，那是洛爾迦的妹夫。三天後，他們完全控制了局勢。到處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處決。

長槍黨分隊接連不斷到洛爾迦家搜查，第三次他們把洛爾迦推下樓梯，又打又罵。他們離去後，洛爾迦給一個寫詩的年輕朋友若薩勒斯（Luis RosMes）打電話，他三個兄弟都是長槍黨鐵桿。若薩勒斯馬上趕來。他提出三個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區；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亞家避風；其三，搬到他們家小住，待局勢穩定下來再説。第三個方案似乎最安全。當天夜裏，父親吩咐他的司機把洛爾迦送到位於格拉納達市中心的若薩勒斯家。

8月15日，長槍黨再次衝進洛爾迦家，威脅説若不説出去處，就要帶走洛爾迦的父親。走投無路，他妹妹説出實情。次日晨傳來洛爾迦妹夫被處決的消息。下午一點，一輛汽車停在若薩勒斯家門口，下來三個軍官，領頭的是原右翼組織的國會議員阿龍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爾迦。若薩勒斯的母親邊阻攔邊打電話，終於找到一個兒子。那兒子趕來，問洛爾迦犯了什麼罪。“他用筆比那些用手槍的人帶來的危害還大。”阿龍索答道。洛爾迦被帶走，先關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樓，18日凌晨被轉到西北方山腳下的小村莊，和一個中學老師及兩個鬥牛士一起關在舊宮殿裏。看守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告訴他們要被處決，讓他們做臨終禱告。“我什麼也沒幹!”洛爾迦哭了，他試着禱告。“我媽媽全都教過我，你知道，現在我忘光了。”四個犯人被押上卡車，來到山腳下的一塊空地上，周圍是橄欖樹林。在破曉以前，一陣槍聲，洛爾迦慘遭國家主義者槍殺。

洛爾迦的詩集主要有《詩集》（1921）、《深歌集》（1921）、《最初的歌集》（1922）、《歌集》（1921-1924）、《吉普賽人謠曲集》（1924-1927）、《詩人在紐約》（1929-1930）、《獻給伊格納喬·桑切斯·梅希亞斯的哀歌》（1935）、《塔馬裏特波斯詩集》（1936）、《十四行詩》（1936）等多卷。洛爾迦的詩歌作品生動描繪了安達盧西亞的城市、風景、吉普賽人、農民、憲警、聖徒以及古老的行為準則，其形式多樣，詞句形象，想象豐富，民間色彩濃郁，易於吟唱。他的作品主題廣泛，包括愛情和淫慾、死亡、母性、對下層人物的友愛，特別是殘酷、暴力以及習俗導致的悲劇等等，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情歌》

我望着你的一雙眼睛/在我是個孩子而且很好的時候。

你的雙手撫愛着我/給了我一個甜蜜的吻。

（鐘錶走着同一個節拍，夜晚綴着同一羣星星。）

我的心開放了/猶如一朵花在天空下面/茁壯的片片花瓣/以及夢一般的花蕊。

（鐘錶走着同一個節拍，夜晚綴着同一羣星星。）

我在房間裏啜泣/彷彿故事中的王子/為了一顆黃金的小星/在比武場口丟失。

（鐘錶走着同一個節拍，夜晚綴着同一羣星星。）

我離開了你的身邊/愛着你而並不知曉/你的雙眼什麼模樣/以及你的美髮和雙手，

我只留下了額頭上/像只蝴蝶的你那一吻。

（鐘錶走着同一個節拍，夜晚綴着同一羣星星。）

《願望》

只有你灼熱的心/再也沒有什麼。

我的樂園/一片田野/沒有夜鶯/沒有琴絃，

一條河/分離/和一座小噴泉。

樹枝裏/沒有風的馬刺，

沒有那想成為/樹葉的星星。

一縷巨大的光芒/將會在/一片破裂的

凝眸的田野上/成為另一個人的光亮。

一種安謐的平靜/我們的吻，

迴音那共鳴的圓圈/將會/在那裏遠遠開啓。

而只有你灼熱的心/再也沒有什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