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舶

舊稱來華貿易的外國商船。

看似明白，但實際不確，以前翻趙翼的筆記，《檐曝雜記》卷四有“西洋船”一條，言“西洋船之長深廣，見餘所詠《番舶》詩”，再去看那首《番舶》詩，有“一載千婆蘭”句，自注：番語三百斤為一婆蘭。此非泰西權度單位。《宋史·食貨志》雲：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舶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

明代的對外貿易原有“朝貢貿易”和私人經營的私商貿易兩種形式。前者是由朝廷獨佔經營，兼有政治目的。外國的貢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明廷以“賞賜”的名義，給以相當價值的回報。“賞賜”的價值往往高於“貢品”的價值，兩者的差額實際上是保持朝貢關係和名義的代價。各國朝貢使臣隨帶一批隨行的商人，以入貢為名，運來私售貨物，朝貢完畢，被允許在會同館附近的指定地點進行民間交易。外國使臣和隨從商人也被允許採辦一批中國商品，如瓷器等物，運回本國。（《萬曆野獲編》卷三十）

朝貢貿易在永樂、宣德時期，甚為興旺。鄭和出使海外諸國，實際上是這種朝貢貿易的擴大。洪熙時停止下西洋寶船，不再增加新的朝貢國，削減賞賜數量。明初一度繁榮的海外朝貢貿易逐漸衰落。

私人的對外貿易活動，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不能發展。爾後，東南沿海地區的“海商大賈”或“湖海大姓”的海外走私活動日益活躍。這些海商或舶主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必要的海船、水手，以經營出口絲絹、瓷器、鐵器，進口香料、珠寶和東西洋特產為主。他們投商入股，載貨出洋。靠盤剝入股商眾，謀求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東西洋考》卷七）。

嘉靖以來，沿海的商品經濟有長足的發展。福建地區“凡福州之綢絲，漳（州）之紗絹，泉（州）之鹽，福（州）延（平）之鐵，福漳之桔，福（州）興（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蒲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王世懋《閩部疏》）一些沿海商人，私造雙桅大船；驅使貧民充當水手。“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誌》卷十五）

嘉靖年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明經世文編》卷二四三，張時徹《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峯沈公祠碑》）根據明代的法律，私自下海通番者處以充軍或死罪，但沿海居民“尚猶結黨成風，造船出海，私相貿易，恬無畏忌”。（《明經世文編》卷二八○，馮璋《通番舶議》）由於倭寇與中國海盜的劫掠，明朝進一步加強了海禁，鎮壓沿海的海盜商人。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因而遇到困難。明廷派往福建主持海禁的巡撫朱紈，受到朝內宦官和地方勢家的攻擊，被劾落職，憤恨自殺。此後，“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紈傳》）私人海外貿易又有擴展。

自明初到穆宗隆慶時，明廷的對外貿易，基本上是實行所謂“海禁”政策，禁止商人與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強海防。“寸板不許下海”就在於切斷海上聯繫，以防止國內的反亂與海外的侵擾。二是由官府獨佔貢市貿易，禁止私人貿販，以防侵犯官府的商利。所以，官府壟斷的貿易，不在海禁之列。

隆慶初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書“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議只通東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明經世文編》卷四百，許孚遠《疏通海禁疏》）這是一次極有限度地開放海禁。商人下海貿易要申請引票，限定船隻數目和貿易地點，但仍使對外貿易獲得很大的發展。明末人周起元説：“我穆廟（穆宗）時除販夷之律。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東西洋），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東西洋考》周起元序）這次開放海禁，大約持續近三十年。一五九二年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兵部又要求“申嚴海禁”：“凡有販番諸商，告給文引者，盡行禁絕，敢有故違者，照例處以極刑”。福建巡撫許孚遠據海澄縣番商李福等聯名呈請，草擬《疏通海禁疏》上奏。李福等人呈報説：海澄縣“民業全在舟販，賦役俯仰是資。往年海禁嚴絕，人民倡亂。幸蒙院道題請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近因倭寇朝鮮，廟堂防閒奸人接濟硝黃，通行各省禁絕商販、貽禍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生路阻塞。商者傾家蕩產，傭者束手斷饗，闔地呻嗟，坐以待斃”。許孚遠在奏疏中指出：如果以為沿海居民，憑藉海濱，易與為亂。“往者商舶之開，正以安反側杜亂萌也。乃今一禁，彼強悍之徒，俯仰無賴，勢必私通，繼以追捕，急則聚黨遁海，據險流突”。他還説：如果斷絕中外往來，在呂宋的數千漳州人，不得回還，勢必要勾結外人入寇。如果禁絕海外貿易，則周邊外國情勢一無所知，談不到事前防禦。如果禁絕對外貿易，則商税無收，往年由商税兩萬兩補貼的地方兵餉，就無着落，沒有兵餉，怎能加強海防？他極力主張繼續開放海禁，復舊通商，總結過去海禁的教訓，“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開放海禁不但於國有利，而且也是加強海防的最好辦法。（《明經世文編》卷四百，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此後，海禁時緊時鬆，朝廷禁海與開海之爭，迄未停息。私人的海外貿易事實上則在繼續發展。

來華貿易的外國船隻，多在廣州一帶停泊。正德時“番舶不絕於海澨，蠻人雜■於州城”。（《明史·佛郎機傳》）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寧波也都是外船貿易的口岸。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的商船，把中國的絲斤、綾綢緞匹、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物，運往國外銷售。中國商船也把絲織品、鐵鍋、成衣、肉類製品、水果、牲畜、香料、冰糖等商品運往亞洲各國。

與此同時，西洋、南洋、印度洋國家和地區的大批商品也隨之進入中國的國內市場。舶來商品中，歐洲國家生產的只佔少數，多數是南洋、印度洋各地的商品，經葡、西等國或中國的商船運到內地。明人把舶來品一律視為西洋商品。依據《明會典》所載和王世貞從《會典》中抄出的番貨價值單，可以得知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基本情況。

南洋所產的香料，是進口商品的大宗貨物。香料中的胡椒和丁香則是最重要的商品，是南洋香料貿易爭奪的焦點，嘉靖以前，中國商人是南洋香料的主要經營者，後來西方殖民勢力到達南洋後，香料貿易轉入歐洲商人之手。就上舉當時三種進口商品清單來看，香料都列有十幾種之多，其中有供上層社會消費的龍涎香、安息香，也有常用的調味品，胡椒、丁香等。有些香料是製造神香、除蟲香、薰衣香的原料。從香料抽税率看，價格都是很高的。

其次，進口外國的商品中，手工業原料和織紡品為數最多。手工業原料約二、三十種，其中有銅、鐵、錫和各種毛皮，包括牛皮、馬皮、鹿皮、沙魚皮、虎、豹、水獺皮以及名貴的鳥毛，如翠毛、孔雀尾等。製造藤編品的原料白藤、棕竹。名貴木料，烏木、紫檀、紫■。製造手工藝品的原料玳瑁、象牙、犀角、牛角、龜甲（筒）等。染料以蘇木為最多。紡織品大多是南洋各國出產的當地特製絲棉織品，如油紅布、青布、苾布、暗花打布、沙連布、勿那朱布、各樣粗布、交阯絹、暹羅紅沙，兜羅被等。製成的工藝品，如玳瑁盒、玳瑁盂、玻璃瓶、碗、香泥瓶、嘉文席、番藤席等，也有一定的數量。

第三類是藥品，有沒藥、冰片、阿片、血竭、孩兒茶、阿魏、蘆薈、豆蔻、雄黃、梔子、大風子等。

第四類是食品，燕窩、番米（西洋米）、椰子、海菜、鹿脯、油麻、蝦米、紅花米、沙魚翅、綠豆等。

此外，還有鶯哥類的觀賞禽鳥，有玻璃製成的番鏡，有驅蟲藥樟腦和特製的悶蟲藥，還有日本製造的倭刀及番弓、番箭、火炬等物。這些商品只是少量進口，不能與上列四類商品相比。綜觀這時從海外輸入的商品，並非只是專供皇室貴族賞玩的珍禽異獸，珍珠寶石之類，其中大部分都與國計民生有着密切的聯繫。輸入的赤金、足色銀，錢銅、番錫對於明代貨幣白銀化和銅錢的製造起了相當的作用。一些中國沒有的手工業原料，從國外輸入在國內加工，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的發展。中國早有玻璃製品，但質量不高，這時國外的大量高級玻璃製品，進入了市場。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商品的種類和數量，都已達到相當程度。有些外國商品，如蘇木一項就因進口過多而積存庫中，以至不得不用蘇木來充當發放給官員的俸給。

貴族官僚家庭積蓄的財物，也反映出外國商品交易的普遍。嘉靖初年抄沒幸臣錢寧家產，內有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天水冰山錄》附籍沒數）嘉靖時，抄沒嚴嵩家產，內有國外出產的大象牙、犀牛角、珊瑚珠，玻璃制壺瓶杯盞碗以及高腳茶盅、酒杯、玻璃鏡、香爐、香筒、面盆等。玳瑁製品有酒杯、酒盤、茶盅、大碗、攢盒等。各種外國香料共重五千多斤。紡織品有西洋羅、西洋白絹綢、西洋鐵色褐、西洋紅白棉布。還有日本進口的倭刀、倭扇等。（《天水冰山錄》）錢寧、嚴嵩家產中的大量舶來品，只能有少數是得自皇室賞賜的外國貢品，絕大數應是貪賄得來，直接來自中外商人或間接出於商品市場。

市舶宦官權勢膨脹

正統以後，宦官“干與外事”，在朝架空內閣，把持國柄，操縱廠衞，提督京營，如邊方鎮守、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宦官權力體系。武宗繼位，劉瑾擅權，打擊異己，朝政敗壞，史載：“瑾逐去不附己者，矯旨許進、馬文升、劉大夏、趙事賢、張津奸邪朋黨，為民。”[1]宦官還控制廠衞，開張皇店，監督徵税等。

市舶宦官在這一時期權勢大為擴張。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鎮守太監，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職，權勢更加顯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監董讓遷江西鎮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監尚春升御馬監太監、福建鎮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監趙誠升福建鎮守，都是很有勢力的人物。

成化間，浙江市舶太監林槐獲得提督海道的權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監賴恩，“比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2]雖然兵部和都給事中鄭自璧皆上言反對，但有旨許之。

成化十一年，韋眷為廣東市舶太監，兼“採造進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監；[3]二十三年（1487），韋眷插手鹽政，奏請徵廣州東莞西湖等村各埠場魚鹽之税，“以備入貢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韋眷以內官監太監兼任兩廣鎮守太監，[5]成為集多種權力於一身的兩廣頭號實權派人物。弘治八年卒於任所。韋眷操控對外貿易二十年，胡作非為，臭名昭著，是成弘間權勢最大、為禍最烈的市舶太監。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還形成總鎮太監管帶市舶太監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廣東巡撫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歸併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駐紮梧州，若番舶到時，前詣廣東省城，或久妨機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惹番商，因而轍至軍門，不無有失大體。故臣愚以為不如令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6]

這段史料説明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宦官兼職情況有所不同。浙、閩市舶宦官往往由總鎮太監管帶，廣東則委派專官，原因是兩廣總鎮太監與兩廣總督駐梧州，市舶太監則駐廣州，兩地距離太遠，不能相兼。

正統以後，貢舶貿易日趨蕭條，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監無事可管，正如廣東巡撫林富疏言：“先年番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監徒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7]相反，屬於非法的商舶貿易日趨興旺。兩廣當局面對緊迫的財政形勢，默許商舶貿易發展，放鬆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開始確立“收税則例”，開徵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陳金等提請對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將貴細解京，粗重變賣，留備軍餉。”正德十二年降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開確立，成為“廣中事例”的核心內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圖，引起市舶太監的垂涎，廣東當局與市舶宦官的權利之爭隨之展開。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監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諸國商舶抽分，結果為禮部所劾，斥其“妄攬事權”，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監畢真援引所謂“熊宣舊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務要求：

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書所載，例不當預。奏入，詔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太監也，常以不預滿剌加等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為例雲。[10]

這次爭議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點在於商舶貿易税收。宦官方面認為商舶抽分不宜由鎮巡三司兼管，而應由市舶太監專理；禮部以貢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貢舶屬太監，商舶歸地方，對商舶抽分市舶太監“例不當預”。當時劉瑾掌權，在他活動與支持下，武宗批准了畢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