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涇浜

該浜原通洋涇港，故稱洋涇浜。明永樂初，黃浦江水系形成後，浜分為東西兩段。浦東段叫東洋涇浜，浦西段稱西洋涇浜。清乾隆後，因沿浦築土塘，浦東段不再通浦水，後又逐漸淤塞。而浦西段的西洋涇浜也就不再冠以“西”字了。 ^[2] 

洋涇浜，原在上海市黃浦區浦西南部。東納浦水，流經原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東路、福建路、浙江路、廣西路、雲南路處，西入周涇（今西藏中路）通吳淞江（蘇州河） ^[11]  ，即今延安東路自外灘至大世界的路段所在地。長約1.6公里。浜身蜿蜒曲折，東段寬約40米，中段和西段約60米。系潮汛河，漲潮時為附近居民汲水處，篷船能常年通航。 ^{[2]  [11]} 

洋涇浜系潮汛河， ^[2]  參照吳淞江河口（黃浦公園站）的水文特徵， 洋涇浜也應為中等感潮河流，多年平均高潮位3.12米，多年平均潮1.83米；北新涇多年平均高潮位2.78米，多年平均潮差0.72米，歷年最高潮位4.14米（1928年9月16日）。 ^[13] 

雙涇浜，在今黃浦區浦東東部。西納洋涇浜，流經三十六間、黃家木橋等自然村，東入大塘浜。此浜曾對兩岸居民飲水、農田灌溉起過一定作用。建國後，在今游泳池至洋涇鎮一段已填平築路（即雙涇浜路），至1980年改建為瀝青混凝土路。 ^[6] 

周涇，又名周涇浜。跨今黃浦，盧灣、南市三區。南通護城河，與肇嘉浜相連；北經洋涇浜，與寺浜相接，通吳淞江（今蘇州河）。黃浦區境內一段南起今淮海東路，經今金陵東路、金陵中路，寧海西路，至今延安東路（洋涇浜），總長300多米。據1876年《滬遊雜記》圖示；浜上在今大世界遊樂場與大世界旅社之間，跨有老八仙橋，寧海東路處跨有中八仙橋，金陵東路處跨有南八仙橋。據《同治上海縣誌·水道下·歷代治績》載。“康熙二十三年，知縣史彩開浚城壕以通舟楫，並浚寺浜，俾漕運由城壕入寺浜，以達吳淞江，得免由浦風濤之險。”周涇連接護城河與寺浜，是漕運必經之遭。1900年起因浜水污濁，交通阻塞，法租界當局逐段填浜築路，命名為敏體尼蔭路，即今西藏南路。周涇有二條支流；一稱西長浜，西通蛛絲港，南達肇嘉浜；二日南長浜，西至王家浜，北通東蘆浦。 ^[7] 

成塘浜，在今黃浦區浦東中部。黃浦江支流。北納浦潮。據《同治上海縣誌》卷三載：“鹹塘浜在三里汀東向通洋涇浜、高巷浜、華漕澾、白蓮涇、楊師橋、三林塘諸水。自土塘堵塞，今俱淤。”因長期堵塞，腹地污穢不堪。1922年塘工局疏浚北段至東洋涇浜。曾對交通運輸，農田灌溉等起過重要作用。建國後，因擴建源深路，大部份填沒，現浦東大道以南還有一小段河道。 ^[8] 

泥城浜，即護界河。又名新開河。在今黃浦區浦西中部。此浜北納吳淞江（即蘇州河）水，流經今南蘇州路、廈門路、新閘路、北京東路與北京西路、芝罘路、牯嶺路、鳳陽路，南京東路與南京西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汕頭路、廣東路、北海路、武勝路，南入洋涇浜（今延安東路），與周涇浜溝通，長1.4公里。系潮汐河。1848年英租界第一次擴充時，此處為其西界。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連克南京，鎮江，當時英租界當局為防太平軍從西面進攻租界，便沿西界開挖河道（自今廣東路至南京東路一段），作為防禦界線，至1862年此浜全線鑿通，通吳淞江（蘇州河）。外人稱它為護界河（Defence Creek）。因浜邊築過泥城，一般稱它為泥城浜。據1910年商務印書館《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標明，浜上今南京東路處跨有泥城橋，北京東路處跨有北泥城橋，風陽路處跨有中泥城橋，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官附近跨有南泥城橋。泥城浜旁原有一條土路，稱西藏路，又名西外灘。1912年英租界當局填浜築路，合稱西藏路，今為西藏中路。 ^[9] 

寺浜，在今黃浦區浦西西部和靜安區東部。為吳淞江南岸支流。關於寺浜的流向所見記載有二説。一説寺浜引吳淞江水南注閘港，東通西洋涇浜，西南通周涇以達城壕。《嘉慶上海縣誌·水利志·支流》。“寺浜在收瀆浜東，東通西洋涇浜，西南通周涇、肇嘉浜。”《同治上海縣誌·水道上·沿江南岸諸水》：“寺浜在朱家浜東，新閘大王廟西，引江水南注閘港，通西洋涇、周涇、肇家浜。”從上述引文和《同治上海縣誌》水道圖，可知寺浜在今成都路西，石門二路東，引吳淞江水流入閘港；再向東南流，東通西洋涇浜（今延安東路處），南通周涇（今西藏南路處）。1914年出版的《上海市區域北市圖》上標有寺浜遺蹟及舊地名。在新閘路處（今西海電影院附近）標寺浜橋，在愛文義路處（今北京西路與大田路交會處）標中寺浜橋，在白克路處（今鳳陽路與大田路交會處）標南寺浜橋。從圖上遺蹟可看出，寺浜主要河段是從吳淞江向南，大致沿今慈溪路、大田路南段至鳳陽路，向西注入閘港，向東流入黃浦區境內，通西洋涇浜、周涇。《同治上海縣誌·水道下·歷代治績》；“（康熙）二十三年，知縣史彩開浚城壕及城內市河，以通舟楫，並浚寺浜，俾漕運由城壕入寺浜，以達吳松江，得免由浦風濤之險。”可見寺浜在清初為一條重要的漕運水道。漕運線為由城壕通周涇、寺浜，以達吳淞江。寺浜在雍正時已淤淺，同治十年（1871年）時已全部淤塞（見《同治上海縣誌》卷三“寺浜”條注和同書卷四“十三年建吳松江新石閘於金家灣”條注）。一説為寺浜主要河段（在今靜安區境）由北向南，浜水流至今風陽路大田路處後，有一支流東流入今黃浦區境。1918年出版的《上海縣續志·水道上·沿江南岸諸水》：“寺浜，見前志。流經之處，多築馬路。寺浜橋為芝罘路，中寺浜橋為愛文義路，南寺浜橋為白克路，又南為靜安寺路。”《上海市區域北市圖》上所標寺浜遺蹟在白克路（今風陽路）、靜安寺路（今黃河路與新昌路之間的南京西路一段）、平橋路（後為愛文義路東段，今北京西路東段）、芝罘路處，與。續志”所記相近。這一説可歸納如下。寺浜自吳淞江南流至今風陽路大田路交會處（這一段河道同第一説）後，有一支流沿今風陽路東流至今西藏中路附近一帶。在東流途中，經今成都北路、新昌路、黃河路等處時向北或向南流，與其他河浜相通。因此，今風陽路、南京西路東段、北京西路東段和芝罘路處，都有該浜支流經過。 ^[10] 

洋涇浜為上海縣城北面的河道。上海開埠前，為方便縣城和北郊的交通，洋涇浜上曾有兩座橋，一座洋涇橋，靠近黃浦江邊，另一座是三茅閣橋，位於今延安東路河南路口。租界開闢後，以洋涇浜為界，浜北屬英租界，浜南屬法租界。

隨着上海縣城與租界的交往日益頻繁，為了便於行人來往，洋涇浜上先後翻修新建了8座主要橋樑，從東向西依次為外洋涇橋（洋涇浜1號橋）、二洋涇橋（天主堂街橋、洋涇浜2號橋）、三洋涇橋（吉祥街橋、洋涇浜3號橋）、三茅閣橋（洋涇浜4號橋）、帶鈎橋（山東路口，洋涇浜5號橋）、鄭家木橋（福建路口，亦稱泰勒氏橋、監理會橋、桂香橋、洋涇浜6號橋）、東新橋（浙江路口新橋、洋涇浜7號橋）、西新橋（廣西路口八里街橋、北八仙橋、洋涇浜8號橋）。三茅閣橋是洋涇浜上所建最早的橋，是上海縣城與租界以及通北門（今老北門）的主要通道，因近三茅閣而得名。1553年建造，1802年重修。1853年為防止義軍進入租界，工部局將三茅閣和橋樑拆除，後又在舊橋址附近另建一座板橋，仍叫三茅閣橋。泰勒氏橋因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C.泰勒而得名。1848年，泰勒在今廣東路福建中路一帶建立監理會堂，為方便城裏的信徒到教堂作禮拜，在洋涇浜上建橋，故名。小刀會起義後，遷移至泰勒氏橋的陳、鄭姓福建百姓增多，改稱鄭（陳）家木橋。鄭家木橋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線，再向南是華界，形成三方交匯的特殊地區。1856年1月，法國代理領事愛棠召集法租界第一次租地人大會，籌集建造連接法租界外灘與英租界外灘的外洋涇橋經費，決定凡坐落外灘和洋涇浜附近的地產，每畝抽八兩半；凡離此稍遠的地產，每畝抽五兩半。是年3月，外洋涇橋修築完畢。橋長69英尺，寬30英尺，全部以石塊砌成。

19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工部局與公董局合作，對洋涇浜上的橋樑進行了一次全面更新。1867年首先重建位於洋涇浜口的外洋涇橋。1月15日，工部局為外洋涇橋建造新木橋及修理六處舊木橋舉行公開招標。1月21日，工部局、公董局與承包商訂立包工合同，議定撥款4000兩，橋面、兩座橋墩由承包商自備並選用上等材料；造橋式樣、細節遵照工部局圖樣辦理；外洋涇橋完成後由工部局道路督察檢驗。1868年8月，橫跨洋涇浜各座橋樑重新塗漆後工程完成。

早期洋涇浜上橋樑的養護費用由兩租界當局和中國當局按三分之一的比例分攤。1868年，山東路北端的一座橋樑施工，經費由上海道台、公董局、工部局共同負擔。1873年，上海道台支付了重建洋涇浜上各橋的費用後，表示嗣後將拒絕考慮這類建築費用。自此，洋涇浜上橋樑的養護由兩租界當局繼續承擔，一般按照均攤的原則分擔費用。橋樑的養護費用來自小車的捐税收入。1875年3月，公董局照會工部局，表示由法租界負擔橋樑支出的一半不合情理，今後法租界只能以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擔養護各橋樑的費用。但是工部局拒絕了這個建議，指出若公董局不同意承擔半數份額，將不再對洋涇浜上已有的橋樑進行修理，也不再建造新的橋樑。最後通過協商，兩租界當局同意繼續對洋涇浜上的橋樑進行更新維修，費用仍由雙方均攤。1877年8月，兩租界當局平均分擔了改造外洋涇橋鐵橋的費用，各自承擔6149.57兩。1878年8月，公董局支付給工部局維修橋樑費用236.28兩。1882年7月，公董局應工部局的要求，把油漆洋涇浜上橋樑的一半費用支付給工部局，估算為50兩。1896年洋涇浜上各橋樑的養護費用由公董局支付。當年2月，公董局董事會批准撥款290兩。

鑑於鐵、木橋的代價從耐用角度考慮相差並不大，1869年，工部局與公董局商定了在洋涇浜上逐漸用鐵橋替代木橋的計劃。1873年12月起，首先把連接北門路和河南路的4號舊木橋（河南路橋）改建為鐵橋。1875年2月，工部局董事會同意公董局的意見，將外洋涇橋鐵橋的寬度設定為超過40英尺（12.2米）。橋樑圖樣由公董局提出，不妥之處由工部局工程師列出專門報告。外洋涇橋建成後長23米，寬10米，橋面用混凝土澆灌，橋上設鐵欄，裝有鐵柱稜形玻璃燈。橋下3孔，中孔跨徑8米，可通航，為外灘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一。以後又相繼更換了帶鈎橋、鄭家木橋等。1882年11月，租界當局拆除三洋涇橋舊木橋，並建造了人行步橋作為過渡措施，建步行橋的開支188兩由兩租界當局均攤。1884年，洋涇浜上的橋樑全部修理油漆完畢，共花費505兩，一半費用由公董局承擔。1885年5月，連接福建路與鄭家木橋街的福建路橋建成，並向公眾開放。1893年，工部局在洋涇浜上建造了兩座人行鋼橋。1914年兩租界當局填平洋涇浜築愛多亞路，洋涇浜上的橋樑就此消失，而橋樑名稱作為歷史地名被保留下來。 ^{[3]  [12]} 

1914年，英法兩租界當局鑑於河道阻隔交通，且浜水污濁，有礙衞生，遂填浜築路。

1915年底，道路築成，取名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 ^[2]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洋涇浜附近的部分居民通過一名董事會成員，就停泊在洋涇浜河道上的糞便船造成重大公害事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交了投訴書。當局要求代理房總監注意船隻是否正規地加以覆蓋，並要求在潮水許可情況下，船隻在上午9時以後不得在河道內停泊。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居民寫信懇請工部局對洋涇浜在落潮時黑臭狀況引起注意，那裏臭氣沖天，希望能儘可能減少這些公害。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會議上，根據總巡及工程師關於租界治安和衞生有關問題的報告，專門研究了疏浚洋涇浜和護城河的方案，建議建立海水蓄水池，利用漲潮時蓄水，落潮時以所蓄之水把河底堆積的淤泥垃圾一起帶走；用農民及船隻挖泥。

在洋涇浜各橋附近經常停滿柴草糞船，浜水污濁，頗礙衞生，且橋身狹小，交通不便。英、法租界當局共同協商後，決定填浜築路。於民國3年（1914年）6月開始動工，民國5年築成寬廣馬路，命名為愛多亞路。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5月改名為延安東路。 ^[11]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宮慕久被迫公佈與英國駐滬領事巴富爾“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同意把洋涇浜北、李家場（今北京東路外灘）南一帶作為英人居留地。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又屈服於法國駐滬領事敏體尼的淫威，宣佈將洋涇浜南、護城河（今人民路）北劃為法租界。從此，本來默默無聞的洋涇浜成了頗受矚目的上海兩租界的界河；而“洋涇浜”（或“洋涇”）一詞，則一度用作租界的代稱。 ^[1] 

洋涇浜自成為英法兩租界界河，架設橋樑，尤其是填浜築路後，縣城內商户向北轉移，中外商賈紛至沓來，交通日益繁忙，從外灘至東新橋一帶，成為熱鬧繁盛之地。較有名聲的企業，浜北有光緒三十三年英商開辦的亞細亞火油公司，光緒二十七年美商創辦的泰晤時報，在棋盤街口有一家叫麗水的茶館，臨流高築，明窗開敞。當時附近三層樓房甚少，麗水茶樓十分引人注目。往來客商以此為接洽交易之地。包探、巡捕、流氓等出入其間。鄭家木橋至東新橋一帶，商號林立，煙館、賭場、妓院等集中在此，幫會流氓活動猖撅。在浜南有法國匯理銀行。咸豐十一年，英商開設會德豐駁運公司。三茅閣橋南是法租界總巡捕房（俗稱大自鳴鐘巡捕房）。鄭家木橋之西南，有光緒七年創辦的中國最早的電政局等。填浜築路後，兩側市房先後翻建成高樓大廈，一些大企業相繼在兩旁開設，如萬國儲蓄會、美商友邦銀行、中匯銀行、安樂宮飯店、大中飯店、大滬飯店、南洋煙草公司發行所、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紗布交易所、中南飯店等。民國6年，大世界遊樂場開設之後，這一帶更加繁榮。 ^[3] 

洋涇浜兩岸中外商賈雲集。外國商人不諳中文，中國人也不懂外文，於是因商業貿易的需要，便產生了一種“用英語詞語説中國話”的不規則的英語。

清代稱外文翻譯為“通事”。在洋涇浜上有一些略通幾句蹩腳英文的人，當外國人來洋涇或經此到縣城做生意時，言語不通，這種人便上來自充翻譯，獲取酬金。上海人稱他們是“露天通事”。他們和外國人打交道時，用帶很濃重的上海、寧波等口音，用漢語語法拼綴成簡單的英語語句，這種似洋非洋的話，人們稱之為“洋涇浜英語”。如“我不能”，英文是“I can not”，而洋涇浜英語卻是“My no can”；把“兩本書”説成“two piece book”，把“讓我看看”説成“let me see see”等。這種洋涇浜英語，詞彙貧乏，來源混雜，但語言結構簡單明晰，很有實用價值。自此，大批外來詞首先在洋涇浜傳播，有許多詞至今還在使用，如沙發、白蘭地。土司、色拉、凡士林、水門汀等。有些在舊上海曾廣泛使用，而今已經消失。如洋行買辦稱“康白度（compradore）”，跑街稱“式老夫（shroff）”，工頭稱“那摩温（number one）”，佣金稱“康密興（commession）”，小賬稱“司昌而（small）”，電話稱“德律風（telephone）”，分肥稱“哈夫哈夫（half）”，銀元稱“大拉斯（dollers）”等

上海人為了學洋涇浜英語，還編成一首洋涇浜英語歌謠，即“來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塊洋鈿‘吞的福（twen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少鹹魚沙（so and so）’，真嶄實貨‘佛立谷（hully good）’，靴叫‘浦脱（boot）’鞋叫‘靴（shoe）’，洋行買辦‘康白度（comprador）’，小火輪叫‘司汀巴（steamer）’，‘翹梯翹梯（tea）’請吃茶，‘雪堂雪堂（sit down）’請儂坐，烘山芋叫‘撲鐵禿（potato）’，東洋車子‘力克靴（ricksham）’，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混賬王八‘蛋風爐（daffylow）’，‘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式老夫（shroff）’，‘麥克麥克（mark）’鈔票多，‘畢的生司（empty cents）’當票多，紅頭阿三‘開潑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爺要‘發茶（father）’娘‘賣茶（mother）’，文人阿伯‘發音落（father—in—law）’”。

除了洋涇浜英語，還有洋涇浜法語等。以後“洋涇浜”三字成為一種混雜語言的“代名詞”。外國人講的蹩腳中國話，外地人講的不標準的上海話，帶着土音的普通話，都被稱之為“洋涇浜”。只要講“洋涇浜”三個字，人們就知道是指不純粹的某種民族語言或方言。 ^[4] 

洋涇浜上鄭家木橋，是一木質小橋。其時南匯、奉賢等縣農民，常搖小船由黃浦江進入洋涇浜，來此出售豆箕、柴草、蔬菜、海鮮和手編的各種用具等。流氓癟三利用英法兩租界各自為政的空隙為非作歹，凡行人行經此地或商船停靠在此，他們便一哄而上進行搶劫。大到貨箱皮包，小至婦女所戴耳環頭簪。在松江路作案，只須逃到孔子路即無險，反之亦然。洋涇浜的有利地位，使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們結夥成幫，各劃地盤，成為上海黑社會勢力的基礎。他們在這一帶大肆進行白天“拋頂官”（搶人高級呢帽），夜間“剝豬玀”（搶剝行人衣服），“剝田雞”（搶剝孩子的絨線衣），還有“背孃舅”（用繩套住被害人頭頸揹走，待昏迷即搶剝衣物）等。這裏搶、打、殺事件屢見不鮮。“當心鄭家木橋小癟三”，成為舊社會上海人當心吃虧的一句口頭禪。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