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書院

清唐仲冕《泰山書院三賢祠附宋趙兩先生記》雲：“自宋孫明覆先生教授泰山，學者翕然宗之……蓋今世所指講書堂，既泰山上書院也。後人祀孫、石師弟並安定，為三賢祠，由來已久。”（《陶山文集》卷七）

《泰山石刻》附錄雲：“泰山書院，在凌漢峯西南，所謂上書堂也。孫明覆講書處，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泂、李緼。其北有授經台，西有講書枱及景賢、侍立祝石遺蹟。

明嘉靖年間按察僉事盧問之妥孫、石靈位於此，顏曰“仰德堂”。後合祀胡瑗，稱“三賢祠”。

清康熙學政黃叔琳、乾隆知府蔣尚思、嘉慶邑人趙起魯相繼重修。

清道光巳醜（1829）徐清惠公宗幹令泰，增祀宋燾、趙國麟，稱五賢祠。

《岱聯拾遺·五賢祠》記祠舊貌雲：“在普照寺西北，舊名三賢祠，祠崇祀孫明覆、石守道、胡安定三先生，正殿橫匾為‘高山仰止’四字，款署‘乾隆巳未（1739）五月之吉，特授中憲大夫知泰安府事軍功加二級蔣尚思題’。

正殿西為仰德堂，橫匾題“信道遺規”四字。跋雲：“宋景祐四年（1037），明覆先生作講堂與泰山之陽，而為之記，題曰‘信道’廢圯久矣。今始復其舊規雲。時嘉慶丁巳（1797）夏，賜進士出身泰安府教授李席珍題”。又橫匾刻“泰山書院”五字，跋雲：“孫明覆先生初建泰山書院，臨嶽祠，後移置於此。故世稱上書院。今恐名跡就失，爰小住以志前微。嘉慶丁巳（1797）初秋休寧金棨謹識”。

景祐二年冬(1035)，石介在原籍奉符(今泰安市)籌建泰山書院，敦請孫復主持書院的教學，自己甘願作為門徒而尊之為師。起初在泰安城內岱廟漢柏院，名曰信道堂。此時年過不惑的孫復退居泰山之陽坐壇講學，作《信道堂記》以志其事，稱其志在於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據金代大學士党懷英記：“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為學館，屬大辟嶽祠，壖基甫迫，乃北途山麓，而以舊館為柏林地，歲分施錢，為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

孫復、石介又來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剎普照寺西北舊為唐朝詩人周樸庵名曰棲真觀，整頓院落，淋溉草木，聚徒講學。泰山書院之名，見於康定元年（1040）石介的《泰山書院記》一文。記中石介尊稱孫復為“泰山先生”，把他與孟子相提並論，説他“於泰山之陽起學舍齊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徂徠集》卷19）。這篇記文曾刻石碑立於講堂西邊的石壁上。史稱泰山上書院。岱廟信道堂稱泰山下書院。

慶曆二年（1042）夏，石介居喪期滿，由杜衍推薦入國子監直講。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等人的推薦下，孫復入國子監，弟子們也相繼出山為官，泰山書院停止授業活動。泰山書院的學術、道德傳播到國家最高學府，原來僅有的二三十人的國子監驟增至數千人，宋初太學由此興盛。

泰山書院歷時八年，其規模雖不及白鹿、石鼓、應天府、嶽麓等著名書院，但其歷史地位極為重要，在泰山以至山東地區倡明覆興儒學，普及教育，培養人才，立下了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他們不僅以自身行為樹立了一代學風，在儒學理論上也頗多建樹，成為宋朝理學醖釀時期的先驅。

朱熹把胡瑗、孫復、石介並稱為“宋初三先生”。《宋元學案·泰山學案》中説：“宋興八十年矣，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經，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喜）有伊川（程頤）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充分説明在開啓理學上的積極作用。

交遊社會名流與地方名士，爭取他們的各種支持，以擴大書院的影響。孫復、石介等人與當時位居高官的范仲淹、歐陽修、富弼、韓琦、杜衍等一直書信往還，保持着密切聯繫。李迪在復丞相職後把侄女許配給孫復。那位性情鯁挺。“不輕易許人”的孔道輔，見到書院師生之禮儼然，十分佩服，曾多次來書院訪問。奉符知縣馬永伯與石介是同年進士，也詩文酬和，過從密切。

　　招徒授業，講習儒術。書院聲譽既起，四方士子聞風而趨。除《泰山書院記》提到的以外。還有杜默、張續、李常、李堂、徐盾等人。在教學內容上，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子、史、集諸書。孫復講學尤其重視《周易》、《春秋》。石介説：“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泰山書院記》）。石介也講授過《尚書》、《周易》等經典。

開展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活動。在講學活動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撰寫學術著作。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易説》六十四篇及《春秋總論》、《堯權議》、《舜制議》、《文王論》、《董仲舒論》、《四皓論》、《揚子辯》等均成於此時。石介也完成了《易解口義》十卷及其它文著。鄆州儒學家士建中、曲阜孔道輔等人也曾應邀來書院講學。這些活動豐富了教學內容，活躍了學術空氣，開闊了學生眼界，提高了學生思辯能力。

推薦學生到各地任官。孫、石等人主張積極入世，用世之心極切，所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孫復詩《蠟燭》）。在與高官顯宦的書信中，薦才請用的佔相當數量。除孫、石二人互薦外，學生中幾乎沒有未受到薦舉的。

“不惑專注，自尋義理”

泰山學派推動了疑經學風的形成。自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學説及其經典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經典不敢有懷疑，甚至對經師們所作的註疏也不敢懷疑。儒家學説在漢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條文。到宋代，泰山學派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研究儒家經典時，拋開前人成説，自尋義理，表現出獨立的見解。

孫復以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發微》。歐陽修在《孫明覆先生墓誌銘》中説：“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説以亂經，其言簡易，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晁公武評價孫覆在《春秋尊王發微》時説：“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陳振孫也稱讚其“不惑傳注、不為曲説，真切簡易”。

泰山學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對經學很有研究。認為韓愈死後數百年，異端肆行，邪説蔓引，註疏已嚴重背離先儒經典，不足為解經的憑據。泰山學派對漢唐註疏的認識，推動了宋代疑經改經學風的形成，逐漸使漢唐註疏之學轉向義理之學。

提升孟子

泰山學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並不高。唐以前，孟子在人們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孔孟之道”是後來的事。泰山學派在孟子地位的提升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孫覆在《春秋尊王發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統”鏈條中繼孔子之後的首要環節。他説：“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説，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孫明覆小集》）。

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言“道統”，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後“道”的承繼者。他認為，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孔子之後，“道”的發展出現斷接，至孟子，始又發揚光大。石介在當時政局及學術界都頗具影響，以其為核心的泰山學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響到當時的學術取向。在泰山學派的努力推動下，孟子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孟子的地位也隨之越來越高。宋神宗元豐年間，學統四起，學派紛出，洛學、關學、新學各派都尊崇孟子，自此，孟子與孔子得以相提並論，人們遂把孟子的學説與孔子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斥佛、道

泰山學派以衞道士身份極力排斥佛、道，捍衞儒學的正統地位。以儒家正統思想自居的泰山學派，極力倡導《道統》，意在復興儒學。在泰山講學時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衞孔子之道。面對佛、老對儒學的衝擊，奮起而作《儒辱》。

石介在排佛老方面甚為激進，寫有《怪説》、《中國論》、《辨惑》、《讀原道》、《尊韓》等文章，抨擊佛道，捍衞儒學。石介排佛道有兩面旗幟，一是先王之道，即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體説就是儒家的倫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辯，石介把佛、道稱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教其教、各禮其禮的解決辦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聖人之道，實現“中國一教”。以孫復、石介為首的泰山學派對佛老的排斥，捍衞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開源理學

泰山學派與理學的形成關係。理學是宋學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學復興的標誌。人們在追溯理學思想淵源時，無不肯定胡瑗、孫復、石介“泰山三先生”的開山作用。鑑於晚唐五代以來佛老之學凌駕於儒學之上的社會狀況，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泰山書院一反漢唐註疏之學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復先秦儒家的干政職能，講學授徒，對改變視教育為利祿之途的教育體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全祖望説：“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孫復、石介等崛起於泰山，他們努力探索弘揚光大儒學的途徑，認為要理解經旨，必須從探求義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學，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強調探求儒家經典的宏旨大義，即人們常説的“理”或“理達”。泰山學派躬身力行的實踐和探索，實開“義理之學”之先河。

在泰山明代地方名士李汝桂的育英書院、宋燾的青巖書院、清代趙國麟的泰山書院、徐肇顯的徐公書院、徐大榕的岱麓書院、許蓮君的懷德書院、唐仲冕的泰山書院等等，無一不打出泰山書院的精神旗幟，成為“能使魯人皆好學“風氣的體現，更使古老的泰山書院成為一方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