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孫子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繫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 “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績、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一時，其所出計劃，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

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説。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

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蹟，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

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註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註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説，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后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

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1] 

杜牧（803—852），字牧之，號樊川，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進士，曾任弘文館校書郎、左補闕、監察御史，黃、池、睦、湖等州刺史，官終中書舍人。杜牧受祖父杜佑影響，關心國事，有政治抱負。牛李黨爭時期，牛李兩派都賞識他的才能，但因他“剛直有奇節”（《新唐書》），不願趨炎附勢，因此兩派對他都不重用，一生鬱郁不得志，未能施展抱負。杜牧的詩多指陳時政之作，詩風飄逸俊爽， “雄姿英發”（劉熙載語），別具一格。杜牧擅長近體，以七言絕句最為出色，是唐代絕句大家。他又是晚唐著名散文家，代表作有《阿房宮賦》。有《樊川文集》，存詩二百餘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