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公報

1719年，時任郵局局長的約翰·坎貝爾在政治上失寵，威廉·布魯克成為新任郵政局長。他要求坎貝爾移交《波士頓新聞信》，但遭到拒絕，布魯克只得創辦一份新的出版物——《波士頓公報》，被打破了《波士頓新聞信》為期15年的壟斷。後來由相繼的五任郵政局長繼續發行。到1741年才轉給印刷商承辦。

《波士頓公報》和《波士頓新聞信》一樣，兩面印刷，國外消息採自倫敦來的時隔數週的報紙，本地新聞自行採集。報紙以較低的費用發行，但這兩份報紙是相當枯燥乏味的，發行人謹小慎微，生怕得罪其所依賴的給予他們某些特權和津貼的政府官員，所以每期報紙出版之前都要經過審批，很少考慮讀者的興趣，發行量通常很少。

馬庫斯·丹尼爾在《醜行與文明：新聞及美國民主的誕生》（Scandal &Civility：Journalism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Democracy）一書中説，對當權者進行批評是18世紀出版商做得最好的事。新聞從業者的客觀性標準19世紀才建立起來，在那之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觀點。“出版業主要就是和人們的意見和評論打交道，”本傑明·富蘭克林1731年在《為出版商道歉》一文中説，當時他已經開始在費城出版《賓夕法尼亞報》，他曾提議每年都出一份萬金油式的《道歉》，以免去每次冒犯某人時都要道歉的辛勞。在富蘭克林看來，他的工作不是找出真相，而是充分刊登意見和評論：“出版商是受過信仰教育的，如果人們意見不一，公眾就應該同時聽到雙方的説法。當真理和謬誤同時登台，前者總是能勝過後者。”

1755年，波士頓的本傑明·艾德斯及其才質平平的合夥人約翰·吉爾接手了經營失敗的《波士頓公報》。艾德斯是查爾斯頓一名帽商之子，並沒有多少錢，還當過清潔工。與當時的很多報商一樣，他也同樣對統治者進行了批評。接手《波士頓公報》後兩年，當地行政委員們把他叫去一頓臭罵：“你在報紙上登的那些小冊子和文章非常有攻擊性，因此我們通知你，如果繼續刊登這類性質的東西，你就得不到我們的關照了。”艾德斯本可以做富蘭克林式的“道歉”遊戲，但是，他被迫發表了一個含糊但不可能做到的承諾，即未來“不出版任何讓任何人不適的東西”。

接下來他怎麼做了呢？他沒有停下。1760年代，經他之手，曾經是行政委員們手中皮鞭的《波士頓公報》變成了愛國反對派的機關報。約翰·亞當斯、塞繆爾·亞當斯、小詹姆士·奧蒂斯、約瑟夫·沃倫這些自稱“波士頓自由之子”的人都為艾德斯的報紙寫文章。美國獨立戰爭時代的英雄保羅·裏維爾（Paul Revere）為它寫了報頭。艾德斯本人也為報紙寫文章，雖然他的文筆並不炫目，但他和其他作者一樣，知道如何對英國王室指定的統治者、英國士兵、税官進行進攻。

保守的出版商稱該報為“每週糞船”，這一説法並非毫無根據。早期的美國報紙看上去就像一篇長長的沒有休止的惡言謾罵，一艘巨大的糞船。很多文章只是玩弄花招和嬉鬧，其中一些非常任性，反覆無常。有些是純粹的居心不良，還有很多則更進一步。但所有這些痛罵加在一起，的確形成了一支長長的革命論戰大軍，反抗專橫、獨立和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統治。

1764年，北美13個殖民地共有22家報紙。那一年英國議會通過了《食糖法案》（Sugar Act），對從北美進口的糖、酒、咖啡等課税，並警告説，印花税將隨之到來。殖民地人已經一文不名，很不高興。可怕的法印戰爭奪走了幾千條人命，民不聊生。王室金庫空空如也：戰爭使英國債務幾乎翻了一倍。新任首相喬治·格倫維爾的理論是，我們是為殖民地發起這場戰爭，因此殖民地居民要為之買單。於是出台了《印花税法案》。“該法案對印刷商的影響最大，”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倫敦預言道，他懇求英國議會再考慮一下。事實證明，《印花税法案》是英國犯下的最大錯誤。“格倫維爾內閣摔的大跟頭，”歷史學家亞瑟·史勒辛格寫道。

在波士頓，本傑明·艾德斯拒絕買印花。他聽從約翰·亞當斯的建議，將《波士頓公報》的口號改為“自由的報紙維持人民的權威”。當英王室任命的馬薩諸塞總督弗蘭西斯·伯納德（他認為艾德斯的報紙“充斥着最惡毒的誹謗”）威脅要起訴艾德斯和吉爾時，亞當斯要求印刷商們繼續。他告訴他們，“不要被任何偽裝禮貌、優雅或莊重的人騙去自由，那常常是偽善、欺騙和怯懦的代名詞。”

1765年11月1日，那個黑暗的日子，波士頓人在著名的自由樹下為自由舉行了一個葬禮。艾德斯的《波士頓公報》報道了殖民地舉行的很多類似的葬禮。在樸次茅斯、新罕布什爾，一個棺材“經過了精心裝飾，棺蓋上寫着‘自由，享年145歲，因印花税而亡，自我們的祖先登上普利茅斯時始。” “悼詞還沒念完，屍首就開始有動靜了，還是有一絲生機留存”，自由還在動。

1775年4月19日，在列剋星敦和康科德，獨立戰爭爆發了。那天夜晚，在波士頓，這個由英國人佔據的城市，艾德斯和吉爾迅速解除合夥關係。吉爾跑去藏了起來。在夜幕的掩護下，艾德斯獨自一人把印刷機和字模載到了查爾斯河，在那兒把它們裝上一條船，連夜划船逃離了圍城。在附近的城鎮，他臨時開設了一個印刷廠，幾周內就用粗糙的紙墨重印《波士頓公報》。在波士頓，英國軍隊到處尋找艾德斯，但一無所獲，於是轉而對付他19歲的兒子。彼得·艾德斯作為戰俘在監獄裏呆了幾個月。他透過監房的窗户看着獄友、一名波士頓畫家被痛打，忍受不住心理折磨，終於喊出“天佑吾王”。

彼得·艾德斯倖存下來，他也變成了出版商。戰爭結束了。人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領會，在一個共和國內，報紙是受到支持的。本傑明·艾德斯繼續出版《波士頓公報》，但他已經失去了最好的作者。沃倫在邦克山戰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戰死，奧蒂斯瘋了，約翰·亞當斯永遠離開了波士頓。政治氛圍也變了。革命已經結束，現在是組建國家的時候了。過去的激進主義者現在找到了組建穩定政權的途徑。艾德斯和很多落魄的生意人、長期遭受折磨的革命者一樣，沉湎於過去的時光，不能自拔。他反對憲法，對他來説，它帶着專制的味道。他反對它，但發現自己最終成了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反聯邦主義者。當馬薩諸塞通過自己的印花税徵收方案時，艾德斯發表了激烈的抨擊性文章，署名“印刷工的朋友”。

1796年，艾德斯曾經的朋友約翰·亞當斯擊敗托馬斯·傑斐遜，成為美國總統。馬庫斯·丹尼爾對1790 年代報業進行研究後説，亞當斯的專橫和有爭議的管制使得報業變得更加極端、武斷。印刷商們，不管是反對亞當斯還是狂熱支持他的，都變得越來越大膽。“我不相信什麼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聯邦黨報人威廉姆·科比特寫道：“它們一無用處，是完美的廢話。”《康涅狄格蜜蜂報》出版商承諾報道“財富流轉，時局變幻，寵幸之失，偉業之殤，管理不善，雜税苛捐，既非真實，亦非虛妄”。

1798年7月，亞當斯簽署了《懲治煽亂法》，令誹謗成了聯邦重罪。亞當斯已經意識到出版商是一根鞭子，用來鞭笞統治者是相當好用的，但是如果統治者是自己，那就另當別論了。傑斐遜有意在1800年的大選中挑戰亞當斯。《懲治煽亂法》預定於1801年3月到期，也就是新總統就職典禮舉行前一天，因此很多美國人認定，亞當斯就是想讓反對派聲音消失，以利於他自己連任。當時有25人因煽亂罪被捕，15人被起訴，10人被判有罪。這10個人包括7名記者，他們和艾德斯一樣，支持傑斐遜。曾在印度和英國坐過牢的杜安再次進了監獄。巴赫沒出庭，因為他已經死於黃熱病。編輯托馬斯·庫珀的罪名是試圖“陷亞當斯於不義之地，煽動美國好公民反對他”。當要求自辯的庫珀試圖證明他所説的關於亞當斯的一切都是真的時，法庭拒絕了他要求傳喚總統的請求，認定他有罪，判了他六個月監禁。

那時本傑明·艾德斯已經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1797年，他在他的《波士頓公報》上刊登了一則可憐的請求，要用過去的光榮換錢，説自己作為一名報紙編輯，過去四十一年來一直是公眾忠誠的僕人，現在需要公眾的仁愛和幫助。亞當斯任他絕望。艾德斯相信亞當斯已經背叛了戰鬥的一代為之戰鬥的所有信念。他們把自由及其“哥哥”報紙從墳墓中拯救出來，只是為了讓亞當斯成為“殘酷的收割機”嗎？艾德斯比大多數人更受不了這種背叛，他被擊倒了。國會通過《懲治煽亂法》後兩個月，艾德斯出版了最後一期《波士頓公報》。“現在，我的市民朋友們，”他寫道：“我要向你們永別了！保持你們的美德，珍愛你們的自由。”他關閉了印刷廠，將印刷機搬到家裏，讓它佔據了小小的客廳。年邁的艾德斯整日俯在印刷機邊，眼鏡吊在鼻子上，將鉛字模排好，又打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