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慘案

1900年，荷屬印尼華僑上層組建了一個新型的華僑社團——巴達維亞中華會館【位於“印尼東爪哇省省會泗水市”】。在它的推動下,各地中華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號召僑胞革除陋習，倡導學習中國文化，創立報刊，創辦教育等等，加強了華僑間的團結，促進了民族意識的發展，加強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認同。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舉世華人無不歡欣鼓舞。1912年2月19日，荷屬爪哇島泗水市華僑，紛紛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升起五色旗，鳴放爆竹，慶祝中華民國的成立。荷蘭殖民當局竟派軍警武力干涉，開槍打死華僑三人，傷十餘人，百餘人被捕。憤怒的華僑採取閉門罷市的行動以示抗議，荷蘭殖民當局進而出動大批軍警強迫開市，又逮捕千餘人，釀成轟動一時的“泗水事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兩千餘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場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中, 海外華僑對國內的革命活動，始終給予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華僑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後後，都曾經積極參與，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孫中山從創辦興中會起，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幾乎都來自華僑。他在總結辛亥革命時期國內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時，曾經做了這樣的概括:“披堅執鋭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説，“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廣大愛國華僑對中國革命的持續關注和捐獻的大量物資援助，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

孫中山常年僑居海外，深知僑胞疾苦，維護華僑利益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在處理外交事務時稱華僑為“國人 ”，雖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僑務的機構，但實行積極的護僑政策，規定外交部負責管理“在外僑民事，保護在外商業”。華僑對新生政權也寄予了極大期望。 1912年2月成立了華僑聯合會，成為臨時政府聯絡海外華僑和處理華僑事務的得力助手，進一步密切了華僑與祖國人民間的聯繫。“泗水事件”發生後，華僑分別致電北京晚清政府、南京民國臨時政府和上海華僑聯合會，請求保護。泗水華僑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至國內，引起國內朝野各界的廣泛關注，維護華僑合法權益的呼聲響徹華夏大地，在羣眾的憤怒聲援下，南京臨時政府採取了積極的護僑行動。

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尚未被荷蘭政府承認，在孫中山主持下，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於2月21日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述説荷蘭軍警的暴行，痛陳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轉飭駐荷蘭中國公使劉鏡人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日，王寵惠又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示慰問，並告知“已盡力向荷使交涉”。2月23日，王寵惠再次致電袁世凱，轉告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述説的“泗水事件”的最新發展事態，指出荷屬華僑為抵制荷蘭當局的暴行而舉行罷市以示反抗之後，荷蘭軍警擄掠日甚，民不聊生，事在危急，“乞鼎立交涉”。南京臨時政府請求合作交涉的建議，沒有得到北京方面的迴應，王寵惠又於25日致電北京方面，指出泗水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速為拯救，僑民的生命財產將受到更大的威脅。

2月26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議決對荷蘭交涉的四項條件:一、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二、賠償財產損失；三、對被害者給予賠償；四、恢復人權，華僑與歐僑和日僑一律對待。同時指出“如無滿意答覆，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王寵惠將上述要求通知荷蘭外交部，並將對荷交涉的四項條件電告北京方面。2月28日，臨時政府又令沿海都督禁止華工赴荷屬地，以此對荷蘭政府施加壓力。南京臨時政府的外交舉措，既考慮到了國內的政情，又兼顧了中國當時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它的處理應當説是符合實際的，是值得肯定的。在臨時政府屢發數電之後，袁世凱才回電稱“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在國內輿論和臨時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方面也屢次致電駐荷蘭公使劉鏡人，要求其竭力與荷蘭當局交涉。

在南京臨時政府積極爭取與北京方面合作交涉之際，華僑聯合會等民間組織也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發動輿論聲勢，爭取事件的早日解決。3月1 日，華僑聯合會致電尚在北京的華僑聯合會會長汪精衞，指出“泗水事件”“乃民國第一次交涉，如是失敗，則外侮紛至”，請求調和南北，迅速交涉。3月6日，又再次致電，述説泗水最新情況，指出若只是通過公使的電報往來，勢必使事件的解決曠日持久，而僑胞的損失亦會無形增大。上海公民急進黨致袁世凱的電文更是詞真意切，指出“泗水一案，尤宜堅持，弗輕解決。吾民等血淚矢誓，當為國滌羞。願君努力，共挽國權”。廣大民眾的輿論呼籲，激起了國人的愛僑義憤，各界的通電紛至沓來，如雪片般匯成護僑的強大洪流，使荷蘭當局看到了中國不同以往的護僑情結，不得不採取妥協避讓的策略，加快了事件的解決進程。

由於中國政府立場強硬，民眾情緒高昂，經反覆交涉，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釋放所有被捕者，並答應如下條件:一、懲辦殺害華僑的兇手；二、優禮安葬被害華僑，撫卹家屬；三、受傷華僑除由荷蘭政府負責醫治外，並給予調養費；四、華僑財產損失如數賠償；五、荷蘭政府對旅居荷屬的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看待。南京臨時政府在“泗水事件”交涉過程中，一改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上軟弱可欺的局面，為在海外忍氣吞聲的泗水僑胞爭得了合法權益，“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使近代中國外交有了新的生機，也是南京臨時政府外交活動中的閃光點，贏得了海外華僑的廣泛讚譽，使海外僑胞第一次感到獨立的中國是自己的堅強後盾，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