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學的範圍

《法理學的範圍》的初版序言中，奧斯丁對該著作的形成及內容進行了説明。該書主要講述了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係，通過對二者的分析、比較劃定法理學的研究範圍。

該書包括六講和一個結語。圍繞以下五個部分展開內容介紹：第一，法或規則的本質（第一講）；第二，神法或上帝法（第二、三、四講）；第三，實際存在的社會倫理規則、隱喻意義上或比喻意義上的法（第五講）；第四，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第六講）；第五，簡略修正（結語）。各部分內容簡單説明如下：

法或規則的本質（第一講）。奧斯丁在精確説明“命令”的性質時，奧斯丁明確説明了“命令”這一術語所涉及的另外一些術語，這些術語包括“義務”“制裁”“強制服從”等。

神法或上帝法（第二、三、四講）。奧斯丁簡略地説明了使上帝法區別於其他法的特點，或者標誌。同時，他將上帝法和其他神的命令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上帝明示或表達出來的法和命令；第二類是上帝暗示或含蓄默示的法和命令。在第二、三、四講中，奧斯丁還考察了針對功利理論的反對意見，並對其進行了駁斥。

實際存在的社會倫理規則、隱喻意義上或比喻意義上的法（第五講）。奧斯丁將法或規則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嚴格意義上的法；第二個層次，包括那些與嚴格意義上的法相去甚遠的法。

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第六講）。奧斯丁在最後一講中，説明了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特點。這類法，是人們徑直而且嚴格地使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其構成了普遍法理學的真正對象，以及特定法理學的真正對象。

簡略修正（結語）。結語中，奧斯丁安排了一個簡略修正，對前面六講的定義進行補充説明。 ^[3] 

19世紀上半期，在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之後，法理學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法律的批判，而是為建立概念清晰、結構嚴謹、體系嚴密的實在法律體系服務，將革命時期所倡導的人權、民主、自由和法治觀念具體化。在此情況下，分析法學應運而生，它把實在法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致力於實在法的邏輯分析，試圖解釋實在法的一般特徵，從實在法之中抽象出一般概念和原則。1832年，奧斯丁編著的標誌着分析法學產生的《法理學的範圍》一書出版。該書是由他在倫敦大學的法理學講座整理而成的。 ^{[1]  [3]} 

奧斯丁認為，準確意義上的法，是一種命令。一個命令就是一個意願（Desire）的表達，它區別於其他意願的表達的特點是：“命令一方在自己要求沒有被服從的情形下，可以對另外一方施加不利的後果，或者痛苦，並且具有施加的力量，以及目的。”“如果在我沒有服從你的要求的情況下，你依然沒有能力處罰我，或者不會懲罰我，那麼，你所表達的要求，便不是一個命令，即使你是用命令的言語來宣佈你的要求的。反之，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並且打算付諸行動，那麼，即使你用禮貌懇切的方式來表達你的要求，你的要求依然等同於一個命令”。

奧斯丁認為，當命令出現的時候，義務也就出現了。當命令被表達出來的時候，一個義務也就被設定了。在一個命令沒有被服從的條件下，或者在一項義務沒有被履行的條件下，如果一個不利後果是可能出現的，那麼，一般來説，這個不利後果就可以被稱作‘制裁’，或者叫作‘強制服從’（Enforcement of Obedience）。也可以這樣認為，命令或者義務，是以強制作為後盾的，是以不斷髮生不利後果的可能性作為強制實施條件的。” ^[3] 

奧斯丁認為，在神法或上帝法中，有些法是可以被明顯發覺的，或者心領神會的。有些法則是朦朧不見的。人們明顯發覺的上帝法，是上帝明示或表達出來的法和命令；使人類朦朧不見的一類上帝法，是通過一種標記渠道來宣告上帝意願的。與這種標記渠道的性質有關的假設或理論主要有如下三種。

（一）功利的理論假設

奧斯丁認為，如果上帝法已經清晰地表達出來，而且，它的存在是無可爭議的，那麼，人類必須根據其條文的明確含義，來指引自己的行為。反之，就必須藉助於另外一個指南，即一般功利原則。功利理論認為，上帝以仁愛為目的，為其臣民設計了幸福。正面的人類行為有利於上帝仁愛目的的實現，是上帝允許的行為；負面的人類行為有害於仁愛目的的實現，是上帝禁止的行為。即，如果以人類的幸福為衡量的標準，可以看出，人類的行為就會呈現出某種趨向性。那些未明確表達出來的上帝法，正是從人類行為的趨向中，彙集總結而來的。其中，人類的幸福就是奧斯丁所説的功利原則。

（二）道德感覺的假設

奧斯丁指出，“如果我們反對將功利原則作為上帝命令的標記，我們就必須贊同一種理論，或者前提，這一理論或前提，假定一個道德感覺是存在的。”該理論認為，“‘道德感覺’，是用來分辨造物主喜歡的人類行為，或者禁止的人類行為。而且，由於你和其他人，都被提供了相同的感官，顯然，我的感覺就是‘人類的共同感受’。就造物主已經賦予我‘道德感覺’而言，‘道德直覺’一詞，意味着我竭力傾向於某些行為，竭力告誡自己不為其他行為。”這一假設的推論是，道德感覺，是人們理解造物主默示命令的唯一標記。奧斯丁考察了道德感覺假設的前提及支持性的推論，並指出其前提和推論是盲目的、武斷的。因為人類的嗜好複雜多樣決定了其道德感覺的差異，由這種道德感覺推出的結論常常是有爭議的。即使在人們所處的位置和立場頗為類似的情況下，其道德感覺依然是幹差萬別的，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感受。但是，出於功利考慮而引發的對一些行為的制約，在所有時代，以及所有地方，則是相同的，而且，這些制約清晰可見，從而幾乎不能容許任何的誤解，或者任何的懷疑。

（三）由功利假設理論和道德感覺假設理論融合而成的中庸的假設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道德感覺是人們理解造物主的某些默示命令的標記，而一般功利原則，則是人們理解造物主的其他默示命令的標記。其理論前提是，就一些行為種類而言，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感覺表現出了一致性，而且，可以提出某些理由推測一個道德感覺是怎樣的。就其他行為種類而言，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感覺是分道揚鑣的，推測一個道德感覺，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奧斯丁認為，中庸理論的假設理論，與純粹的道德感覺或道德直覺的假設理論一樣，依然是捉襟見肘的。因為，“就一些行為種類而言，即使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感覺的發生具有共同性，或者一致性，然而，就所有人想到的內容，以及感覺到的內容具有類似性而言，依然不太可能説明特定種類行為是怎樣的。” ^[3] 

奧斯丁將法或規則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嚴格意義上的法，以及諸如與之類似的但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法。第二個層次，包括那些與嚴格意義上的法相去甚遠的法，奧斯丁將這個層次的法或規則，描述為隱喻意義上的或比喻意義上的法，或者規則。

奧斯丁認為，上帝法，以及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是準確意義上的法。在實際存在的社會道德規則中，某些規則強加了一項義務，並以制裁作為後盾，它們是準確意義上的法。另外一些規則，是一般輿論，沒有強制措施，僅僅是一種感覺，不是準確意義上的法。

關於上帝法，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以及實際存在的社會道德三者的相互關係，奧斯丁指出，“可以被描述為上帝法的法律，可以被描述為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法律，以及可以被描述為實際存在的社會道德的法律，其相互之間，有時是彼此一致的，有時是彼此不一樣的，有時則是彼此衝突的。”當其中一個法律與另一個法律彼此一致的時候，前者所允許或禁止的行為，也是後者所允許或禁止的行為。當這些法律之中的一個法律，與另一個法律彼此不一樣的時候，前者所允許或禁止的行為，並不被後者所允許或禁止。當這些法律之中的一個法律和另一個法律彼此衝突的時候，前者所允許的行為，是會被後者所禁止的；前者所禁止的行為，是會被後者所允許的。

關於隱喻意義上的法或比喻意義上的法，奧斯丁認為，除了人們嚴格地是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以及由於較為明顯的類似，從而被人們大致模糊地使用“法”一詞所指稱的規則之外，還有另外的“法”一詞模糊地寬泛指稱的規則。這些規則，由於模糊的類比或修辭活動，僅僅具有隱喻的意義，或者比喻的意義。當人們談到較為低級的動物所遵循的“法”時，談到制約植物生產或衰亡的“法”時，談到決定無機物的運動的“法”時，情形就是這樣的。他指出，“正是由於這些隱喻或比喻意義上的“法”語詞誤用，法理學的內容，以及倫理學的內容，充滿了模糊不清的思辨冥想。” ^[3] 

奧斯丁認為，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基本特徵是：第一，這類法是由主權者個人或主權者羣體制定的；第二，對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具有強制力；第三，這類法的效力是靠主權者的權威實現的。

在説明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特點的同時，奧斯丁還從特定的角度，闡述了“主權”一詞的含義，以及與“主權”密切聯繫的“獨立政治社會”的含義。他認為“主權”和“獨立政治社會”的含義，可以這樣表述：“如果一個特定的優越者，沒有習慣地服從一個相似的優越者，相反，倒是獲得了一個特定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習慣服從，那麼，在這個社會里，這個特定的優越者就是至高無上，而且，這個社會（包括了這個優越者）是獨立政治社會。” ^[3] 

奧斯丁認為，他在前面六講中設想的關於“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定義，僅僅是接近一個天衣無縫、無可指摘的定義，是需要一些糾正的。因此，在結語部分安排了一個簡略修正，對這一定義進行補充説明。 ^[3] 

奧斯丁的著作《法理學的範圍》體現了他的立場、觀點和看法，是實證分析法學在法學領域法理學的範圍的先導性文本，諸多後來的實證分析法學家從該書中汲取了思想的源泉。即便到了當代，該書中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是法學研究中關鍵、核心和引人矚目、難於回答的問題，研讀該書仍是法學界的時尚。 ^[4] 

就法學而言，奧斯丁的理論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論概括地説，基本體現在《法理學的範圍》一書中。這是一本綱領性的、旗幟性的文獻，導致了影響深遠的分析法學的出現。 ^[5] 

奧斯丁的《法理學的範圍》是後來法理學得以開闢新視域、得以激發新話語的重要文本。該書為世人提供了一個優秀的“分析”範本。 ^[3] 

《法理學的範圍》自1832年首次出版後，不斷有新的英文版本出現。新版本均由後人編輯而成，並不斷附有少量的新內容。這些新內容，主要是由作者手稿和寫作便箋的片段內容，以及編者的註釋説明構成。2002年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譯本，譯自羅伯特·坎貝爾（Robert Campbell）編輯修訂的、英國倫敦約翰·默裏（John Murray）出版公司出版的《法理學講演錄·第一卷》（第5版）。學界通常認為，該英文版本是權威性的原文版本。 ^[2] 

約翰·奧斯丁（1790—1859）是英國法學家，分析法學派（或稱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首創人。1826年任倫敦大學第一任法理學教授。奧斯丁生前默默無聞，但在他死後，他的法學成為整個19世紀英國法學中佔統治地位的學説，成為西方法學19世紀三大派別之一。主要著作有《法理學的範圍》和《法理學講義》（《法學講演錄》）。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