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

1908年 舉家遷往遠東。法捷耶夫在遠東南烏蘇裏邊區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家境貧苦。

1912至1919年 在海參崴商業學校學習時，接近布爾什維克，並參加革命活動。

1918年 加入蘇聯共產黨。1919年受黨委派去蘇昌游擊隊工作，由普通戰士提升到旅政委。後來參加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

1921至1924年 在莫斯科礦業學院學習。

1924至1926年 在克拉斯諾達爾及頓河羅斯托夫做黨的工作。

1926年 底去莫斯科，此後完全從事文學工作。

1926至1932年 擔任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拉普”）領導人之一。

1934年 擔任蘇聯作協籌委會副主席，作協成立後任主席團委員。

1939至1944年 擔任作協書記；1946至1954年擔任作協總書記、理事會主席。

1954至1956年 擔任作協書記。

1956年 自殺。

20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早期中短篇小説《逆流》（後改名《阿姆貢團的誕生》）、《氾濫》和長篇小説《毀滅》，均取材於國內戰爭。其中後一部作品較好地表現了革命意識和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對周圍人們的影響。

反法西斯衞國戰爭期間任《真理報》記者，一直在前線。戰後初期根據克拉斯諾達爾共青團地下組織青年近衞軍反德國法西斯佔領軍鬥爭事蹟寫成長篇小説《青年近衞軍》，獲1946年斯大林獎金，以富有詩意的筆觸描寫礦區青年和羣眾在同侵略者鬥爭中的機智、勇敢及該組織全體成員壯烈犧牲的過程。《青年近衞軍》是他的代表作。

其他還有長篇小説《最後一個烏兑格人》的前4卷、政論和特寫集《在封鎖日子裏的列寧格勒》、文學論文集《30年間》等。

30年代，法捷耶夫着手創作兩部長篇小説《最後一個烏兑格人》和《黑色冶金業》，前者寫一個不開化的民族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變化；後者寫蘇聯工業戰線的鬥爭。1941年衞國戰爭爆發後，他任《真理報》和新聞通訊社記者，發表充滿戰鬥激情的政論文章和特寫，1944年出版特寫集《封鎖時期的列寧格勒》。

1945年 創作堪稱其里程碑的長篇小説《青年近衞軍》，無論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都堪稱是戰後蘇聯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小説通過克拉斯頓諾共青團地下組織“青年近衞軍”同德寇英勇鬥爭的故事，歌頌了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塑造了性格各異、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

他親自編選的文學評論集《三十年間》（1957）反映了他30年來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和他對一系列文學問題的見解。作為著名社會活動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蘇聯保衞和平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49年10月曾率蘇聯文化代表團訪華並發表隨筆《在自由中國》。1949年率蘇聯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者代表團訪華，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典。他的《毀滅》和《青年近衞軍》均於問世不久便被譯成中文出版，對中國讀者有較大影響。

從上世紀30年代起法捷耶夫就是蘇聯文學界的領導人物，先後出任蘇聯作協主席團成員、作協書記、作協總書記兼主席。他還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最高蘇維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多次率團出席國際會議，1949年曾訪問我國。無論創作活動，還是政治生涯，他都一帆風順。

法捷耶夫忠誠的共產黨員

大清洗開始於上世紀30年代中後期，許多作家、藝術家慘遭迫害。法捷耶夫自1939年擔任作協總書記，但人們往往將那場災難的罪責完全歸咎於他。他不便解釋，獨自承受着重壓。

紀念十月革命10週年，馬雅可夫斯基朗誦了自己的長詩《好》，法捷耶夫不喜歡這首詩的政治宣傳味道。但10年後他又把《好》奉之為“史詩性的作品”，只因斯大林已發表名言——“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今後仍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最有才華的詩人。”

1946年蘇共中央作出《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開展一場以女詩人阿赫瑪託娃和作家左琴科為靶子的批判運動。原作協主席被撤職，法捷耶夫接任作協主席兼總書記，成為作協第一把手，因而不得不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在批判大會上做報告時他嚴厲譴責兩位作家是“階級異己分子”。而實際上，在他的良知中，兩位作家根本不是敵人。

在這場批判運動中，他批評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不問政治，無思想性，脱離人民羣眾生活”。可是幾天後他同愛倫堡聊天時忽然説：“你想聽聽真正的詩歌嗎？”接着便朗誦起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來。

原先他非常欣賞作家格羅斯曼的小説《為了正義的事業》。但小説觸怒了斯大林，所以他又嚴厲批判了這部作品。到了斯大林死後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他承認自己對格羅斯曼的批評是錯誤的：“我為我的軟弱而懊悔莫及。”

法捷耶夫的變化多端，表明他作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時刻以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自己，絕對服從上級指示，導致他常常做出一些違心的事。

法捷耶夫是個善良的人。他同情被處決的戲劇家梅耶荷德，為發表被鎮壓的詩人曼德爾斯坦姆的作品費盡心血。他還給受壓制的作家布爾加科夫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評價，為許多遭迫害的專家、學者奔走呼籲。他也為身處逆境的阿赫瑪託娃的詩集問世做了最大努力。在他自殺前一個多月，阿赫瑪託娃因獨生子的冤案前來請求法捷耶夫伸張正義。經他努力，詩人之子很快恢復自由。

在創作活動中，法捷耶夫也有許多難言之隱。就拿膾炙人口的《青年近衞軍》來説吧。1943年蘇聯共青團中央建議他寫一部以克拉斯諾頓城青年近衞軍的真實故事為題材的小説，他欣然同意，僅用一年多時間寫成這部作品，榮獲斯大林獎金。斯大林並未讀過這部小説，當他看了根據小説拍成的電影后十分惱火，認為把青年英雄們的偉大戰鬥寫成是自發性的，沒有突出黨的領導。《真理報》根據這一精神發出猛烈抨擊。法捷耶夫只好公開表態：接受批評，修改小説。他花了3年時間對小説做了大手術。

圍繞着《青年近衞軍》的爭論到斯大林死後風波再起。西蒙諾夫等作家認為當年對小説的批評是斯大林對文藝的粗暴干涉。於是法捷耶夫再次修改小説，刪掉對斯大林歌功頌德的所有內容。一部作品這樣反覆改動，當然變得支離破碎。

關於《青年近衞軍》還發生一些鮮為人知的糾紛。小説描寫了幾名叛徒，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被冤枉、已恢復名譽的好人。而小説出版後風靡一時，家喻户曉，那些人又背上“叛徒”的罪名，有的再次被捕，有的走投無路……他們和他們的家屬給法捷耶夫寫信，或向他求救，或怒斥他歪曲事實。

法捷耶夫那部未完成的《黑色冶金》的創作背景就更加離奇了。1951年主管工業的馬林科夫把他召去：“冶金部門將有一個偉大的發明，你若能寫出來就是對黨做出重大貢獻。”還説，冶金業中揭露了一個反動團伙——幾個搞陰謀破壞的地質學家。法捷耶夫真心願為黨和人民服務，接受了這一任務，到礦區體驗生活，開始創作。完成8章後，小説在雜誌上發表，反應不錯。但很快就得知，那“發明”是個騙局，國家為此浪費了好幾億盧布。至於“反革命團伙”呢，竟是樁冤假錯案，受害的地質學家已平反昭雪……法捷耶夫的幾年心血毀於一旦，盛怒之下他把手稿燒掉。 ^[1] 

法捷耶夫對斯大林虔誠到了迷信的地步。他以為大清洗是秘密警察頭子葉若夫及其接替者貝利亞瞞着斯大林乾的。他深信斯大林一旦得知定會制止、糾正。他常説：“斯大林受騙了。”

他同斯大林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他都遵守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例如在評選斯大林文學獎時，他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志去肯定一些平庸之作。除了虔誠，他對斯大林還懷有一種恐懼。他曾説：“我怕兩個人——我的母親和斯大林，又怕又愛……”又怕又愛——極好地道出了法捷耶夫對斯大林的複雜感情。

斯大林死後，蘇聯社會政治生活發生鉅變。作為作協主席，法捷耶夫給蘇共中央寫了幾份報告，提出克服官僚主義體制的設想。但中央沒予理睬，也不肯接見他，反而把他關進克里姆林宮醫院強制進行“治療”。

法捷耶夫1953年10月召開作協14次中央全會。法捷耶夫在開幕詞發言稿中提到為一些受批判作家恢復名譽問題引起了爭論，最後發言稿被否定，開幕詞被免去。雖然還選他為作協主席，但第一書記由蘇爾科夫擔任，他已無實權。1956年蘇共20次代表大會上，肖洛霍夫發言激烈：“作協已經蜕化成一個行政機構，由權慾薰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在工作中他不願考慮集體領導的原則。”這令法捷耶夫十分傷心。他以酒澆愁，3個月後自殺，留有一封致蘇共中央的遺書。但赫魯曉夫矢口否認有遺書，直到1990年這封遺書才公之於世。信中表明法捷耶夫對赫魯曉夫等人的強烈不滿：“我終生為之獻身的藝術已被自負而又無知的黨的領導人所扼殺，現已無法挽救。……那些靠偉大列寧學説起家的暴發户們使我徹底喪失信心。即使他們以列寧學説發誓，也使我難以信任，因為他們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幹出更壞的事來。斯大林還多少有點知識，而這些人根本不學無術。作為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任何意義。在生活中我遇到的是卑鄙、謊言、欺騙與誹謗，因此我猶如從邪惡中渴望得到解脱那樣樂於結束人生。……請把我埋葬在我母親的墓旁。”

由於法捷耶夫的遺書當時被隱瞞，所以他請求埋在母親墓旁的願望也被隱瞞了。他葬在俄國社會名流的墓地——新聖女修道院陵園。他不願死後再與大人物為伍，只想伴着自己的母親。但死者這惟一遺願沒能得到尊重。他活着時是個充滿矛盾的悲劇性人物，死後也依然落個悲劇性的結局。 ^[1] 

《逆流》《毀滅》《最後一個烏兑格人》《黑色冶金業》《封鎖時期的列寧格勒》《青年近衞軍》《三十年間》《在自由中國》等。

他早期作品如中篇小説《氾濫》（1922）、《逆流》（1924）和長篇小説《毀滅》（1927），是他親身參加革命鬥爭實踐的產物。它們都以國內戰爭為題材，以共產黨員的戰鬥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毀滅》生動再現1919年遠東南烏蘇裏邊區游擊隊鬥爭生活：共產黨員萊奮生率游擊隊與窮兇極惡的日本干涉軍和白匪高爾察克展開浴血奮戰，因寡不敵眾，幾乎全軍覆沒，但倖存的19名戰士臨危不懼，終於殺出重圍。小説精心刻畫了萊奮生光輝形象，也鞭撻了美契克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動搖叛賣。魯迅於1931年將《毀滅》譯成中文出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讚賞這部小説。

《青年近衞軍》是一部愛國主義的英雄史詩。小説分兩部：第一部描寫1942年7月德寇進逼克拉斯諾頓城和當地居民撤退時的情景；第二部描寫州委書記普羅慶柯和區委書記劉季柯夫領導下的“青年近衞軍”對敵人展開的一系列鬥爭。

法捷耶夫塑造了青年近衞軍這個戰鬥集體的英雄羣像。這些只有十幾歲的青少年身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熱愛生活，嚮往未來，熱愛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並且時刻準備着為此而獻出自己的一切。他們具有高尚的共產主義品質、強烈的責任感、勇敢機智的鬥爭精神和非凡的組織才幹以及應變能力。因此，即使在戰爭年代那樣一個極其艱險的環境中，他們也完全可以組織起來進行鬥爭活動，並作出驚人的事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