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農民問題

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政黨，對目前社會主義者突然到處都把農民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出來，這卻是一件新鮮事，而且只是證明，它的效果被估計得多麼不夠。我們就拿英國作例子。在那裏，國家的預算是9000萬英鎊。其中有1350萬-1400萬英鎊來自所得税，其餘的7600萬中有一小部分來自營業税（郵政、電報、印花税），但絕大部分是靠對日用消費品抽税來取得的，即靠對全體國民而主要是對較貧窮階層的收入經常不斷地進行少量剋扣——毫不顯眼，但加起來卻是若干百萬一—來取得的。在現代社會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辦法來償付國家的開支了。我們姑且假定説，所有這9000萬英鎊在英國都是靠對120英鎊（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徵收直接累進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積累，整個國民財富每年的增長，按吉芬的統計，在1865—1875年是24000萬英鎊。假定現在每年是3億英鎊；9000萬英鎊的捐税負擔在這種場合便會耗去全部積累的將近。換句話説，除了社會主義政府以外，沒有一個政府能採取這類做法；而當社會主義者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將要實行種種措施，這種税收改革在那時將只不過起一種暫時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償付債款的作用，而在小農面前則將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綱領的起草者們看來也認識到，這種税收改革農民還得等待一段較長的時間，因此“暫且”（en attendant）向他們許諾：

“廢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農民徵收的土地税和減輕向一切典押地徵收的土地税。”

這項要求的後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單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較大的農莊；因此，這又是對那些“剝削短工”的農民的一個優待。

“漁獵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為保護野物、魚類以及莊稼所須作的限制除外。”

這聽起來頗得人心，但是，這句話的後半部卻將前半部勾銷了。現時在所有農業地區每一户農家究竟能攤到多少兔子、鷓鴣、梭魚和鯉魚呢？夠不夠一年給每個農民一天多的時間去漁獵呢？

“減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這就是説，重新頒佈一些反高利貸的法律，企圖重新實行那種兩千年來無論何時何地都遭到失敗的警察措施。如果小農陷入困難的處境，以致向高利貸者求貸在他們看來已是較小的禍害，那麼高利貸者總是能找到辦法來吸盡他們的脂膏，而又不會受到反高利貸法律的制裁。這一措施最多隻能使小農得到安慰，而不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相反，它只會使他們恰恰在特別需要貸款時卻難於獲得貸款。

恩格斯論述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的著作。為了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和第二國際其他各國黨內的修正主義，闡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爭取農民站在革命一邊和在革命勝利後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恩格斯於1894年11月15～22日為<新時代>雜誌撰寫了這篇重要文獻。1894年，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人G.H.福爾馬爾（1850～1922）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蘭克福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土地綱領的補充報告，這個報告宣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