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中尉的女人

查爾斯·史密森是一位來自倫敦的紳士，他在英格蘭南部度假。一天，他和未婚妻歐內斯蒂娜·弗里曼在多塞特郡的菜姆裏季斯海濱散步，忽然看到一位帶着黑色頭飾、身着黑色大衣的女人，她站在碼頭的盡頭，凝望着大海。查爾斯如同騎士精神附體一樣，頂着大風，勇敢地爬上防波堤，提醒黑衣女郎這樣做太危險。黑衣女郎面帶憂鬱的一次回眸，深深地印在查爾斯的腦海。查爾斯對黑衣女郎很感興趣，歐內斯蒂娜告訴他，她的名字叫薩拉·伍德拉夫，是個聲名狼藉的女人。據説，薩拉曾經照看過一位因輪船失事而受傷的法國軍官，並對其情有獨鍾，結果卻被法國軍官始亂終棄。此後，她被人們習慣性地稱為“悲劇”或者“法國中尉的女人”，這綽號當中的“女人”其實是“婊子”的委婉語。

查爾斯是一位業餘科學家，對達爾文進化論以及古代化石很感興趣。第二天，他去一個叫做安德克立夫的地方去尋找化石，再一次和薩拉不期而遇。薩拉正在查爾斯走過的道路下邊的石板睡覺，查爾斯被她“恐怖”的孤獨驚呆了。薩拉被驚醒，查爾斯只好為自己的冒失聞人而道歉。薩拉跑開了，查爾斯跟在後面，主動提出送她回鎮上，薩拉拒絕了。後來，查爾斯在波爾坦尼太太家做客時，又一次遇見薩拉。波爾坦尼太太是出於多做善事以便死後上天堂的目的才收留薩拉的。查爾斯和薩拉會心地對視一下，沒有讓別人看出他們早就認識了。

後來，查爾斯和薩拉又在安德克立夫相遇。查爾斯主動提出，他想幫助薩拉逃離波爾坦尼太太的魔爪，勸她離開萊姆裏季斯，薩拉拒絕了。到底是什麼讓薩拉不肯離開萊姆裏季斯，查爾斯搞不明白。查爾斯和他的好朋友格羅根醫生交談，説他對薩拉很感興趣，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格羅根不以為然，他説查爾斯肯定另有圖謀。查爾斯再次和薩拉相遇時，薩拉給他講述了她和法國中尉的故事。不是法國中尉對她始亂終棄，而是她主動投懷送抱，她甘於沉淪的目的是不想讓自己被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規約所束縛。查爾斯開始對未婚妻歐內斯蒂娜的維多利亞淑女氣質感到失望，覺得她太單純、太循規蹈矩。對於他而言，薩拉是一個謎，有着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薩拉請求查爾斯再次和她會面，她似乎是故意激怒波爾坦尼太太而被解僱。查爾斯再次找到格羅根醫生談論薩拉，格羅根告誡他要提防薩拉，因為她似乎在有意勾引他。格羅根提出由他代替查爾斯去會見薩拉，查爾斯嘴上應承，暗地裏卻早格羅根一步先期到達，在一個穀倉裏找到薩拉。查爾斯剛要和薩拉狂吻，男僕薩姆和歐內斯蒂娜的女僕瑪麗的意外出現打斷了他們。查爾斯給薩拉錢，讓她去埃克塞特小住。薩拉去了埃克塞特，住進一家旅館，並把地址告訴查爾斯。查爾斯去了倫敦，喝得酩酊大醉，還和花花公子們一道去了妓院，當他得知伺候他的妓女名叫薩拉時．他感到十分噁心。

在返回萊姆裏季斯的途中，查爾斯決定忘記薩拉，回到歐內斯蒂娜身邊。他和歐內斯蒂娜訂了婚，查爾斯成了商人，他們有了好多孩子，薩拉從此音信全無。可是，小説敍述者隨即説，這不是小説真正的結局，它是查爾斯憑空想象出來的，是最傳統的、符合維多利亞標準的結局。敍述者説，實際的情況是，查爾斯在埃克塞特停了下來，去了薩拉所住的旅館，薩拉正在那裏等他。薩拉引誘查爾斯上了牀，他們經歷了不足90秒的魚水之歡，查爾斯發現薩拉還是個處女，她和法國中尉的愛情故事純屬虛構。薩拉承認這是事實，她編造故事的目的是把自己從傳統中解脱出來，她把查爾斯送出門外。查爾斯去了教堂，他忽然發現，薩拉不是夢幻，而是實實在在的人。

查爾斯給薩拉寫信，説他要娶她為妻。但他的男僕薩姆背叛了他，沒有把信送出去。查爾斯和歐內斯蒂娜解除了婚約，他返回旅館，薩拉卻早已離開，不知去向。查爾斯因為解除婚約而惹惱了歐內斯菩娜的父親，他訴諸法律，把查爾斯搞得聲名狼藉，無法在上層社會容身。查爾斯四處打聽薩拉的下落，他還去了美國，在那裏，他發現自己比在英國自由多了。幾年的尋找沒有結果，正當他即將忘卻此事時，他忽然收到薩姆於方百計託人送來的信息，説薩拉就住在倫敦。原來，薩姆已經和瑪麗結婚，他通過自己的智慧和辛勞，加入了中產階級的陣營，生活富足之後，他開始對自己背叛主人的行為感到愧疚。他意外發現了薩拉的住處，便設法告知查爾斯。查爾斯找到薩拉，她已經成為聲名狼藉的藝術家但丁·羅塞蒂的秘書兼模特。薩拉對查爾斯説，她永遠也不會嫁人，但是，當查爾斯轉身離開時，她把他們的女兒抱出來，查爾斯和薩拉都擁抱了他們的女兒。小説的作者遠遠地看着，他把手錶往回撥，倒退了15分鐘：這一次，讀者看不到他們的女兒了，薩拉拒絕了查爾斯的請求，不肯和他結婚。查爾斯孑然一身，離開薩拉去尋找新的生活。 ^[3] 

1867年，英國議會通過第二次改革法案，同時，約翰·斯圖爾特·米爾提出“現在是在投票箱前給予婦女平等權的時刻了”的年份。這時的英國已進入了所謂的“維多利亞盛世”。 ^[1] 

英國在19世紀度過了“飢餓的四十年代”以及憲章運動的三次高潮，以後進入相對穩定的維多利亞盛世，從歷史的角度去看，那是一個在科學技術、工農業生產和思想文化都有長足進步的時代；同時，那也是大多數人過着貧困生活，城市和鄉村充滿非正義的年代，特別明顯的是，它在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上有着因循守舊、妄自尊大、虛偽自私的特點。 ^[4] 

1966年秋天的一個早晨，福爾斯半睡半醒，他的大腦中持續不斷地浮現出一個孤獨女子的形象。該女子久久地佇立在空蕩蕩的碼頭上，遠眺着大海。作者想該女子是維多利亞時代受譴責者的形象，是一個被遺棄者的形象。福爾斯不知道她犯了什麼錯，該女子這一神秘而孤獨的形象，強烈地吸引着作者，以至於福爾斯中止了正在進行中的小説創作，而轉向《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寫作。 ^[5] 

男主人公查爾斯，32歲，是一位貴族青年，對古生物學和地質學頗有興趣，他受達爾文學説的影響很深，看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和虛偽。在去見未婚妻的路上在萊姆鎮偶然遇到了薩拉。查爾斯卻被這樣一個神秘的姑娘吸引，短短的幾次交流中，查爾斯發現薩拉是一位有着過人智慧和堅定意志的女人，查爾斯深深地被薩拉的魅力吸引了。他摒棄了世俗的偏見，忠於內心，與未婚妻歐內斯蒂娜解除了婚約，與薩拉結合。該小説出現三種結局：查爾斯壓抑自己的感情，與歐內斯蒂娜結合，並孕育了7個孩子；查爾斯千辛萬苦找到薩拉，他們孕育了一個孩子，全家團聚；查爾斯找到了薩拉，此時的薩拉已成為獨立的新女性，不願意被婚姻束縛。 ^[6] 

薩拉，是一個出生於貧苦僱農家庭的獨生女，她的祖先出身高貴，到她父親這一代才衰落下來。父親送女兒到寄宿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她18歲學成歸家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在她當家庭教師謀生期間，一艘法國輪船沉沒，倖存的法國中尉在懂法語的薩拉的照顧下康復，並與她海誓山盟，答應很快從法國返回接她；傳聞她與中尉發生了關係，但中尉並沒有履行諾言，而是拋棄了她。有關她的流言蜚語傳遍了萊姆鎮，她成為聲名狼藉的“法國中尉的女人”。

她後來成了家庭教師。薩拉全身黑色的打扮，衣衫在風中飄拂，而人卻紋絲不動。她故意編造種種虛假故事，故意做出一些神秘行為，製造許多假象以掩蓋真實的自己，維持自我神秘的外在形象。給查爾斯送紙條、秘密寫信，她將名字顛倒為拉夫伍德等一系列行為，都是她遮蔽自。她身上充滿矛盾。明明是處女一個，卻謊説自己已委身於法國中尉，於是人們都罵她放蕩，稱之為“法國中尉的女人”，她卻不以為意，安之若素。然而，她的這種不顧一切，正是對當時倫理道德的蔑視和反抗。 ^[4]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中，作者表達了兩種類型的自由。其一是主人公在與世俗勢力作鬥爭的過程中，獲得的身心自由。這是通過講述故事，交代情節，塑造人物形象，而產生的傳統的主題意義上的自由。另一種自由，是讀者與主人公一道，擺脱傳統敍事權威的控制，而獲得的自由。

人有選擇的自由。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不是那種終生恪守一個原則來砥礪自己行為的道德修養和磨鍊，它不遵循任何規律，也不遵守任何規範。在查爾斯眼中，薩拉是神秘莫測的，是捉摸不定的，與同時代的女子大相徑庭。查爾斯不知不覺愛上了她，並與之接觸漸多，直到發生了關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薩拉是個處女，查爾斯這才發現，先前薩拉所説的一切都是謊言。那麼，為什麼薩拉要撒謊？為什麼她要用壞名聲來糟踏自己？理由很明顯，這是薩拉追求自由的一種方式或策略。她要通過謊言，使自己處於

困境之中，甚至絕境之中，這就是薩拉的自由觀。總體上説，這種自由觀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頹廢的而非進取的。在她那裏，自由並不意味着力量、能力，也不意味着一定成功，在她的邏輯中，自由選擇僅僅表現為抵制和排斥，即對自身所處的困境説不。所以，薩拉提倡，我們愈是處於不利的境遇，就愈有施展自由的餘地。薩拉作為存在主義的代表，忠實地為自己的信仰而戰。處於自己編織的謊言之中，面對人的譏笑與鄙視，聲名狼藉的她，生存環境的確堪憂。然而這種境遇就是薩拉想要的，無論她的外形還是行為舉止，都與她所處的那個時代格格不入，但在查爾斯看來她是難以捉摸、與眾不同卻又獨具魅力的，而在世俗者看來她是如此離經叛道。薩拉明白，自由就意味着去行動，她經歷了一系列的人生體驗：孤獨、憂鬱、嫉妒、怨恨、欺騙與誘惑。這每一種情緒或體驗都是通過她的自由選擇來實現的。薩拉認為，在品味個人處在特定境遇中，所產生的一系列心理感受與情緒體驗後，才能洞悉人生的真諦。

戀人們一方面渴望成為對方愛戀的對象，放棄了主體性，根據對方的喜好在改變着自己，另一方面也將自己的意識強加在所愛之人的身上，剝奪了對方自由的權利。正如薩拉所説的，“‘我’擔心的不是您，而是您對‘我’的愛。‘我’深知，在婚姻與愛情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侵犯的。”在該小説的第三個結局中，查爾斯見到薩拉後，請求與她結合，卻遭到拒絕。薩拉決心終身不嫁，因為婚姻將剝奪她的自由，使她失去自我的獨立。

這個結局應該是薩拉的完美結局：追求完美的自由。她從開始撒謊起就註定了這個結局，自始至終她都為這個目標而努力，最終實現了。這完全是存在主義自由觀的闡釋，薩拉不願意承認他人的主體性，婚姻就是如此，因為薩拉不可能同時佔有愛情和完美自由。既然薩拉的追求是後者，那麼她就必須捨棄前者，這是她的絕對選擇，只有這樣絕對自由才能變為現實。

薩拉——世俗傳統的顛覆者：薩拉是一個追求完美自由的存在主義者，同時，她也具有掙脱世俗、反抗傳統的顛覆精神。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薩拉顛覆的是男女之間的關係。維多利亞時代，維多利亞女王令人稱道的家庭生活，為當時的中產階級樹立了行為的典範，維多利亞女王身居皇位，也不忘女人的天職即相夫教子。所以當時的女性，只要求被看見而不是被聽見，女性的地位很低。

中世紀以來，基督教禁慾主義，強調對思想和情感的禁錮，使社會對女性充滿了偏見。神學家們認為，女人是魔鬼撒旦引誘男人入地獄的誘餌，女性美被認為是她們墮落的根源。但是對於一個富有的女性而言，美貌會使她的姿質與品德更加耀眼奪目；對於普通姑娘來講，美豔就預示着她聲譽的逐漸敗壞；沒有財產的保護，漂亮的女性很容易成為那些不擇手段的捕獵者的囊中之物。薩拉便是這羣不幸女性中的一員，被稱為“法國中尉的娼婦”。男性由於自身的自然條件，經濟地位，作為社會主體，在一切社會領域都風光獨佔，而女性嬌小、柔弱、無力等自然特點，使她們倍受忽視，一直處於性別的劣勢，成為受支配被選擇的對象， 成為神聖不可動搖的男權世界的點綴品。而且，“當時的眾多貴族婦女宛如嫋娜葱蘢的長春藤，宛如活動的花瓶，美麗而空洞，雖然有許多出色的技藝，但見解淺薄，可以背誦書本上的誇張詞句，但卻從來沒有講過，也不曾有過自己的見解。”

但是，薩拉與眾不同，她不僅發展了自我，而且也成了查爾斯性格發展的催化劑。因此，在這一點上，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成了被救贖的對象。在羅塞蒂家，薩拉有了份體面的工作，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取得了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在這裏再也不是隻讓人欣賞而不言説的人， 她們比男性更有思想意識，行動起來更具影響力。“讀者可以通過薩拉這一虛構的小説人物，朦朧地窺見出早期女權主義者的精神氣質和獨立的人格意識。”

其次，薩拉單身的選擇顛覆了婚姻觀念。在維多利亞時代，結婚意味着女性要放棄很多東西，包括自己的財產，把自己完全置於夫權之下。薩拉的反叛意義，在於她的舉動凸現了女性對愛情和婚姻的追求，揭示了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對於婚姻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心靈的默契、精神的共鳴、情感的交融。這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婚姻制度是極大的挑戰。

在與查爾斯的情感歷程中，薩拉始終處於主動地位。薩拉是一個富有激情、敢愛敢恨的女性，儘管查爾斯已有婚約在身，她還是表達了對他的愛。薩拉的愛是無私的、奉獻的。與查爾斯有了肉體之愛，她的行為冒犯了整個英國社會，褻讀了其歷史、文化、傳統、尊嚴，挑戰了以男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和宗教習俗。這在當時無疑是罪不可赦的。而薩拉卻微笑着對滿懷愧疚的查爾斯説：“因為咱們犯了罪，但又根本不相信這是犯罪。您使‘我’得到了安尉，使‘我’相信假如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代，另一類生活中，‘我’完全可以成為您的妻子。‘我’的全部希望就是你的幸福，現在‘我’知道了你確實有過愛‘我’的一天，任何想法‘我’都忍受得了，唯有一樣不能忍受，那就是想到你一旦死去。”薩拉意識到自己獲得了查爾斯的愛，卻不以此要挾查爾斯，反而把查爾斯的幸福，作為今生最大的期待。這樣完美的人格力量，對查爾斯頭腦中的傳統道德觀，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使查爾斯意識到自己婚約的荒唐可笑，進而甘願放棄名譽和地位，毅然決然地解除了婚約，追尋自己的真愛，走上了一條與時代相悖的不歸路。因此，與其説查爾斯拯救了薩拉，不如説薩拉是查爾斯精神上的引路人。

薩拉不願意結婚，在她看來，結婚意味着放棄自己的自由，這個在她看來比生命、名譽都還重要的自由是她斷斷不願捨棄的，真實的情形是查爾斯向她求婚遭拒絕，憤然離開去品味這謎一般的人生。薩拉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操縱着和查爾斯的關係，甚至拒絕結婚，無疑幽了歷史一默。如果説薩拉在最開始拒絕和小鎮上的求婚者結婚，是因為她所受到的高於她的階級地位的教育，那麼拒絕查爾斯，則表明了薩拉對自身獨立人格的追求。薩拉決心過單身生活，和她的女兒拉拉治一起。薩拉將為她的女兒營造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是父親而不是母親缺席，這個世界和她曾經經歷的那個母親缺席，而無法取得身份認同的社會完全不同。這也是薩拉一直渴望得到的自由生活。

“薩拉的出現，使該文本中的維多利亞元素退居幕後成為點綴，薩拉不確定的形象和最後不確定的結局，使《法國中尉的女人》故事呈多元化的趨勢”。再次，薩拉也顛覆了主僕關係。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主僕關係，應當如波爾蒂尼夫人和弗爾利夫人一般。弗爾利夫人如一隻忠實的狗時刻跟在波爾蒂尼夫人之後，向她彙報僕人的一舉一動。薩拉的出現為主僕關係提供了種種可能。她最初是塔爾博特夫人的家庭教師。在維多利亞時代，家庭教師處於一個極其敏感的地位，因為她們必須自謀生計。家庭教師雖然受過一定的教育，懂得社會禮儀，但在經濟地位上等同於僕人。

薩拉受過教育，所以與小鎮上的人在精神上不能融合。她愛塔爾博特夫人的孩子，但不能理解為什麼她們是同齡卻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薩拉對查爾斯説：“您從來沒做過家庭女教師，史密遜先生。一個沒有孩子的年輕女人，為了拿薪水而去照顧別人的孩子，‘我’對塔爾博特夫人只有感激和熱愛，‘我’可以為她和她的孩子們去死。但是，‘我’每天卻要看着幸福的婚姻、家庭和令人羨慕的孩子，看着他們的天倫之樂。再説，塔爾博特夫人跟‘我’正好同年。‘我’好像被允許住在天堂裏，卻被禁止享受天堂的幸福。”這裏薩拉所不滿的與其説是女主人，還不如説是當時森嚴的階級等級。這在維多利亞時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薩拉卻來質問它的公平性與合理性，更體現了她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精神特徵。

人類所有的生存狀態，都是受奴役的狀態，而自我解放，則是每個人在黑暗中的一絲亮光。薩拉在追求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中，都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勇氣和信心，尤其是薩拉在對查爾斯的引導上，充分顯示了女性特有的表達方式和自由意識。薩拉，一個眾人眼裏的墮落女性，對自由充滿渴望。她主體的神秘性和顛覆性特徵，詮釋着後現代主義作家對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命運的理解和同情，她以一個所謂墮落女子的神秘身份掙脱了時代的束縛，以其對自由的獨特理解向傳統價值觀提出了挑戰，並用她的行動實踐了她的自由宣言。 ^[7] 

在該作品中，作者打破了傳統小説的單一視角，通過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中導入敍述者的聲音，對該小説的創作意圖，和創作過程加以評論和反思，對作者的權威性進行自我暴露和自我消解，來體現該小説呈露虛構的元小説特徵。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的第一章，作者就開始自問自答：“‘我’誇張了嗎？也許是，但是‘我’的話是經得起檢驗的，因為從‘我’寫及的那一年起至今，‘科布’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由此，作為被創作對象而存在的敍述者，開始不斷地通過對該小説內容的質疑和評論來揭示《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的虛構性質。該小説的主人公薩拉，是一個沉浸於自己編造的“法國中尉的女人”的故事中，而遭到社會的摒棄，遊走於社會習俗之外的女性。而在對這個離經叛道、虛幻莫測的主人公進行了一番生動的刻畫之後，敍述者竟然坦言自己對薩拉的瞭解非常有限，甚至向讀者提問：“薩拉是誰？她是從什麼樣的陰影裏冒出來的”，全然破壞了故事的完整性和可信性，並告訴讀者“‘我’正在講的這個故事完全是想象的。‘我’所創造的這些人物，在‘我’腦子之外從未存在過”。此時，敍述者反覆的自言自語和評論，打破了小説完整的敍述框架，正如電影演員突然轉向攝影機，説道：“這個劇本糟透了”。這種敍事方式使得讀者閲讀體驗的連貫性遭到破壞，對該小説情節感到亦真亦幻，捉摸不定，真假難辨。 ^[8] 

敍述者還通過“混淆文本外的物理時空和文本內的虛擬時空”，為《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營造一種真實的“幻覺”來瓦解敍述語言的真實性。如在第4章中，在對波爾坦尼太太的豪宅進行了一番現實主義的描述之後，敍述者忽然站在現代人的角度對此創作內容加以評論：“其底層的廚房，以今天的眼光看，設備不全，功能不足，簡直令人難以容忍。”當薩拉到達恩迪克特家庭旅館的時候，敍述者又不厭其煩地對她行李中的物品一一加以描述：“接着打開的是一隻託比壺，不是維多利亞時代製造的那種色彩過於鮮豔的怪物，而是一件小巧玲瓏的東西，淡紫色和淡黃色，快活漢子外形被上了一層柔和的藍釉，託比壺已經有裂痕，時間久了，裂痕還會擴大，‘我’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一兩年前‘我’自己也買過一隻。薩拉才花了三便士，‘我’買的價格比那高得多。但是‘我’購買的動機與她不同，‘我’看中的是它出自拉爾夫·伍德之手，她看中的卻是那快活漢子的微笑。”

此外，《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還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的關於“維多利亞黃金時代”的歷史資料，用來強調敍述的真實性。而與此同時，敍述者卻自我暴露自己“生活在羅伯·格里耶和羅蘭·巴特的時代”，在敍述過程中還提到弗洛伊德、希特勒、馬歇爾·麥克盧漢等現代人，以及電影、電視、雷達、噴氣式飛機等現代事物。敍述者一再使用的親切口吻、與讀者平等對話的態度，以及將《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等同於歷史記錄片的處理方式，不僅沒有增加文本的可信度，反而在破壞讀者閲讀樂趣的同時，完全摧毀了敍述文本中所謂真實的幻覺，使讀者意識到，現實生活與該小説中的“現實”之間的差距，激發讀者對現實與藝術的關係進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福爾斯似乎還不滿足於這種暴露虛構的程度，甚至將敍述者角色化，使其進入文本，化身為《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中的人物，直接參與到該小説情節的發展之中。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的第55章中，敍述者被描述成一個“大鬍子”，“四十歲左右，顯得頗為放肆，什麼都志在必得的樣子”。他與查爾斯在火車車廂不期而遇，緊盯着查爾斯經過一番思考之後説到：“現在‘我’可以使用你嗎？‘我’到底該怎麼處置你？”緊接着，敍述者“我”發現查爾斯竟然也以厭惡的目光回盯着“我”，並“拿起帽子，撣去絨毛上看不見的塵土微粒（“我”的替代物），把帽子戴在頭上”。此處作者讓《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人物，把自己當做灰塵撣去的描述，反映了作者對自己的創作不滿的強烈的元意識。此時，作者生活其中的現實世界，和作者筆下的虛構世界之間不再界限分明，而元小説“關注小説虛構身份”的本質暴露無餘，讀者無法再相信敍述者描繪的支離破碎的故事，由此產生對該小説自身以及小説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更為深入的思考。 ^[8] 

作者採用有侵入性的旁白，不斷地提醒讀者，該小説是被構想出來的，永遠不能代表現實。另外，該作品中的人物，他們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設計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作者所控制。在該小説中，作者化為侵略性的旁白，對人物形象進行評論，並指出情節可能的發展。

例如，在第12章中，作者安排了查爾斯與薩拉美麗的相遇。之後查爾斯知道了薩拉悽慘的生活現狀而且知道他們相遇的那天薩拉正在考慮自殺。在這一章的結束，作者問“誰是薩拉？她來自什麼樣的陰影？”以此來提醒讀者這只是《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

另一個例子，查爾斯乘火車去倫敦找薩拉時，旁白化身為一個坐在查爾斯身邊的大鬍子形象。他裝作不知道莎拉住在哪兒，也不知道她想要什麼。他不知道該怎麼應對查爾斯，他自己應該先經歷哪個結局。這樣的例子，在該小説中隨處可見。寫作是由作者作為《法國中尉的女人》中一個人物形象的意識所操控的，在一定的點對行為、人物動機和可能性進行論述，並解釋事情可能會出現的不同。能夠同樣容易地轉換未來或者指出荒唐之處，該小説家是反覆無常的，不再是一個全能的上帝。一個空想家，他的詭計都是偽造的，或者只是一個晚到者，更確切地説是一個詭計多端的組織者。表達自由的意願、玩弄小説的限制條件和社會習俗，作者想表明小説家的權威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讀者從一開始就應該頭腦清醒，清楚這個構想中的世界的荒唐。“讀者是自由和獨立的”，福爾斯是以這種方式寫作的成功開拓者。

賦予讀者選擇自由的權利：通過扮演侵入性的旁白，約翰·福爾斯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中，自由地存在來提醒讀者，小説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以這種方式，福爾斯對讀者自由意願和對自由的選擇表達了尊重。

最好的例子，是作者在該小説中計劃了三個結局。他把哪個是合理的選擇權留給了讀者。其中一個結局，查爾斯完成了他對歐內斯蒂娜的承諾。他們結婚了，而薩拉的命運並未提及；第二種結局，是查爾斯毀了他與歐內斯蒂娜的訂婚，成了一個被剝奪繼承權和名譽掃地的人。他最終找到了薩拉，薩拉沒有通知他，就逃到了倫敦。查爾斯發現，他小女兒的存在，暗示了皆大歡喜的結局；第三種結局，薩拉決定去尋找自由和獨立，拒絕和查爾斯一起生活。最後，旁白再次出現提醒讀者儘管不令人愉快，最後一個結局和前面的一樣合理。所有的人，包括旁白都死了。只有讀者還活着。這種安排，使讀者意識到，創造性地讀法成為可能。前兩種結局給了讀者空前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是絕對的。作者也想讓讀者經歷存在的感覺。在最後一種結局中，讀者被扔進一個絕對孤單的世界，這就迫使讀者去經歷存在主義的焦慮和空虛。

對讀者而言，哪一種結局是真實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結局的力量把人們放進了一個空虛的世界，使他們突然意識到現實世界的殘酷和荒誕。

在《法國上尉的女人》中，作者描繪了男女主人公打破傳統社會的束縛，和重建他們新的自由生活的旅程。作者在《法國上尉的女人》小説的很多方面，傳達了存在主義的哲學。人類在荒誕的社會中，按照自己的意志選擇他們的生活——是自由的，他們的選擇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藝術引領自由的個體，去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存在主義是特殊社會背景和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哲學家試圖把人類從困難境遇中解放出來的另一個嘗試。文化和文學共同存在。西方文學的歷史，實際上是歷代作家追求精神解放的歷史。歷史快速向前發展，然而偉大的思想家和他們的作品將永遠不會被埋葬於塵埃中，相反，他們將變得越來越明顯和重要。 ^[9] 

1969年，《法國中尉的女人》小説出版，開創了英國小説創作新時代。該作品成為反擊文學枯竭論的力作。該小説，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其影響蓋過了當時暢銷一時的通俗小説《教父》。到1977年為止，其銷售量已達300萬冊之多。 ^[2] 

該小説剛一面世就被圖書館雜誌《美國圖書館》評價為“1969年值得關注的圖書”之一。因受到讀者和評論界好評，多家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其英文版，並被翻譯成德語、漢語、俄語等十幾種語言。鑑於其持久的影響，美國《時代》週刊在2005年將其評選為1923—2005年間出版的100部最佳英語小説之一。 ^[10] 

約翰·加德納：《法國上尉的女人》是作者對存在主義思想的一次證明。 ^[2] 

約翰·福爾斯（John Robert Fowles），英國作家。1926年3月31日生於英國埃塞克斯郡一個位於泰晤士河河口的小鎮，逝於2005年11月5日。父親是煙草商人，母親是教師。二戰期間，為躲避納粹德國的轟炸，福爾斯全家遷到德文郡一個小村莊住了3年。

福爾斯曾短期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之後，1945年至1947年，他在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服役兩年。戰後，他拿到牛津大學法語文學學位，並先後在法國和希臘執教。1963年，他的小説《收藏家》一出版就大獲成功，成為當年暢銷書。福爾斯於是立刻辭去薪水低微的教職，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他的寫作生涯長達40多年，所創作的多部小説都是暢銷書。除《法國中尉的女人》外，還有《占星家》（1966年）、《丹尼爾·馬丁》（1977年）、《尾數》（1982年）等等。他還寫過一些短篇故事、詩歌和非小説類作品。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