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薛氏

河東薛氏是蜀漢滅亡後從蜀地內遷至河東的一支豪強家族。十六國時期由於長期紊亂的政治局勢，再加上它雄厚的地方實力，薛氏一直採取“憑河自固”的政策對抗各民族政權，具有很強的分裂性和割據性。國家的統一需要地方勢力的支持，隨着北魏統一黃河流域，薛氏也開始由地方性向中央性轉變。儘管薛氏各分支的中央化程度是不同的，但到北朝末年，其主要房支基本整合到中央政權之中，成為促進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社會力量。

《北史·薛辯傳》在《魏書·薛辯傳》基礎上，增加了其父親薛強的大量事蹟。此外《北史·薛修義傳》相比《北齊書·薛修義傳》也增加了不少內容。但這些增加的內容，《資治通鑑》沒有采用。此外，據薛元超墓誌和薛修義墓誌來判斷，這些增加的內容可信度不高，基本上是為了掩飾河東薛氏來自蜀人的痕跡。 ^[5] 

河東薛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支著名的世家大族，也是一支頗有特色的大族。雖然魏晉、隋唐時期的各種姓氏書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都把薛氏的家族淵源追溯到兩漢以來的高門——兗州薛氏。東漢末年，有一支任姓薛姓進入蜀地，因薛永升授蜀郡太守，被世人稱為“蜀薛”。蜀敗薛永子薛六降魏，拜河東太守，為河東望族。 ^[7]  從魏晉之交到北朝初年的百餘年間，河東薛氏逐漸發展成為一文具有強大地方勢力的豪強大姓，整個家族也衍化成若干枝系。 ^[2] 

薛氏與河東薛氏並非同義，河東一詞的記載大概來源於《禹貢》關於九州的記載，當時的河東屬於冀州的勢力範圍。自漢代以來，河東所轄的地區範圍不斷髮生變化，但其疆界基本上以現代的山西西部為中心，有時也包括今河南北部、安徽北部的一小部分。這雖是一個彈丸之地，但由於它介於兩大名都長安和洛陽之間，與其它州郡形成眾星捧月之勢，形成了當時中原所在地的中心。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會成為當時各民族政權的必爭之地，這對於經濟、文化都相對發達的河東而言，必定是一場浩劫。作為當地的豪族勢力，要想獲得生存，必然會不斷與各民族政權之間發生關係，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環境。

《元和姓纂》：“皇帝二十五子，以為任姓，裔孫奚仲居薛，至仲虺為湯左相，代為侯伯，歷三代凡六十四世，週末為楚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賜沛邑為大夫，遂以國為氏，望出河東、新蔡、沛國、高平。”

《姓氏考略》：“本自皇帝任姓之後，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64代為諸侯，週末，為楚所滅，後遂氏焉。”

《吳錄》：“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遂以薛為氏。”

《魏書·官氏志》：“西方諸部叱幹氏，後改為薛氏。”

《通志氏族略》：“遼西有薛氏。”

薛氏在戰國時代便已是能人名士輩出。譬如，當時主張長幼尊卑皆應有序的薛居州，秦國以善於相劍聞名的薛炬，以及稍後佐劉邦定天下有功、在漢高祖所定的十八侯位中列第十四的薛歐，都是早期歷史上的薛姓知名人物。

從記載中也發現，在魏晉以前，薛氏與河東是毫無關係的，因為在此之前，河東地區原住地並無薛氏一族。

河東薛氏是蜀漢滅亡後從蜀地內遷至河東的一支少數族豪強家族。 ^[3]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即在一個十分重視門第觀念的時代，薛氏遷入河東，必然遭受到當地衣冠望族的歧視。薛氏不僅直至十六國時期才崛起，而且在此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被中原人士視為“非我族類”，被蔑稱為“河東蜀”或“蜀薛”，顯然是其他大族力圖與其劃清界限。這樣的資歷與身份，不僅不能與一流高門相提並論，就是二、三流的大族，也有充分的理由蔑視他們。但是就是這樣一支飽受冷眼的家族在河東經過十六國、北魏初年的發展後，很快堂而皇之地被列入郡姓，與漢晉以來的高門同列。經北魏、東（西）魏、北齊（周），並貫穿於隋唐兩代，經久不衰，最終發展成為河東一帶名副其實的重要士族，並在該時期的社會勢力變化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南北朝時期，薛氏發展成為一支重要的世家大族。但由於不同社會因素的影響，薛氏不同房支的發展方向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西祖”一支向文的方向發展，逐漸具備士族的文化特徵。“南祖”一支則沿着割據性和軍事性的方向發展 ,雖然因其軍事力量躋身高門，但始終保持了地方豪強的分裂性和破壞性 。 ^[3] 

薛齊，薛永子，蜀漢巴蜀二郡太守，曹魏光祿大夫；

薛懿，薛齊子，襲焉陵侯；

薛恢，薛懿一子，任河東太守，號“北祖”；

薛雕，薛懿二子，號“南祖”；

薛興，薛懿三子，晉河東太守，號“西祖；”

薛堂，薛雕孫，晉上黨太守；

薛濤，薛興子，晉中書監，襲安邑忠惠公；

薛強，薛濤子，後秦大司徒，馮翊宣公；

薛辯，薛強子，後魏平西將軍，汾陰武侯，幷州、雍州刺史。

薛謹，薛辯子，初仕劉裕府記參軍，後奔魏授河東太守，襲汾陰侯，任平西將軍，秦州刺史。

薛謹五子：洪祚、洪隆、瑚、昂、積善，號“五房”，即薛氏五門大房。

長子薛初古拔（本名薛洪祚），除散騎常侍，拜駙馬都尉，南豫州刺史，封平陽公。

薛洪隆，薛初古拔弟，河東太守；

薛瑚，薛洪隆弟，河東太守，仇池都將；

薛胤，薛謹子，鎮西大將軍，立忠將軍，河北太守；

薛裔，薛胤子，洛州刺史；

薛孝紳，薛裔子，太中大夫，華州刺史；

薛端，薛洪隆曾孫，東魏大丞相府户曹參軍，吏部侍郎、尚書，驃騎大將軍，蔡州、基州刺史，封文城郡公；

薛胄，薛端子，北周上儀同，司金大夫，兗州刺史；

薛聰，薛瑚子，北魏書侍御史，直閣將軍、都尉，齊州刺史；

薛孝通，薛聰子，白銀青光祿大夫、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常山太守；

薛道衡，薛孝通子，吏部侍郎，內吏侍郎，潘州刺史；

上面列舉的僅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當然，薛氏子孫遠不止這些，從以上列舉中可以看出，薛氏成員任職以地方太守、刺史為主。據毛漢光先生統計，北朝時期，薛氏五品以上人數達47人，而此時的河東聞喜裴氏為46人，河東解縣柳氏20人，所以薛氏在當時的政權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如前文所述，薛氏本非河東土著大族，而是從外地遷入後移植的社會勢力。與其它土著大族相比，薛氏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它的地方豪強性。地方豪強，顧名思義，往往具備雄厚的地方勢力，其成員多秉承武勇粗豪的門風，對中央政權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有較強的分裂性和破壞性。

作為河東的土著士族，裴氏與柳氏在中央政權中任職的較多，因此他們的中央化程度也較高。加上自永嘉之亂後，裴氏與柳氏不少支族南遷，故其地方勢力大為減弱。而薛氏家族遷移到河東後，其基業並未曾轉移過，加上其成員多是武將出身，職務以地方性為主，中央化程度較低，其地方性色彩就顯得濃厚的多。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薛氏所處的外部環境。從河東地理位置上來看，薛氏的勢力範圍在龍門、稷山一帶，即河東的最北端。據嚴耕望先生分析，自北入經稷山是入關中的主要道路。這必然是兵家必爭之地。所以，薛氏既要時刻面對狂飆而過的胡騎，又要面對西方關中地區的氐羌，這種複雜的外部環境使薛氏成為當時大族中最具地方豪強性格的一族。

薛氏地方豪強性的一個表現是薛氏比較崇尚武功。眾所周知，士庶之分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為官有清濁之分，高門士族往往不願意出任武職，視之為濁官，即便出任武職，也總覺得屈尊，這應是士族社會的一般特徵，如這一時期的江東士族就表現得十分明顯。然而薛氏情況卻不一樣，薛氏是從外地遷入的社會力量，遭受當地大族的排擠，因此清官一般不會由薛氏成員擔任，那麼通過武職獲得升遷就成為薛氏家族仕宦之路的捷徑。從前面薛氏仕宦表中也可以看出，薛氏成員的確出過不少將才，薛辯、初古拔、薛端、薛脩義等都是當時的著名將領。

薛氏地方豪強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薛氏堡壁的存在。堡壁是當時地方勢力的重要據點，自保及軍事作用是其主要功能。為抗擊當時來自北方的胡騎，堡壁在當時極為盛行，薛氏由於其特殊的外圍環境，自然對堡壁格外青睞，汾河之南的薛通壁和黃河以東的薛壁是當時抗擊胡人的主要據點。這些堡壁，地勢極為險要，易守難攻。薛通壁原為薛強壁，乃汾陰人薛強當慕容之亂時築堡自固，城在山上，距汾陰縣城八十里，“（苻氏陽平公）融曾為書聘強，未成，苻堅經河東，至其壁下，強亦不與見，苻堅諸將請攻之，苻堅顯然不欲師老於此而作罷。”

薛氏的地方豪強性格在其為官斷案中表現的也很明顯。如，薛胤於太和時為“河北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兩千餘家，侍強憑險，最為狡猾，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之日，即收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郡盜懾之，郡中清肅”。而裴夙亦在高祖時為“河北太守，忠恕接下，百姓感之”。“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記其清德焉”。北魏高祖時柳崇為“尚書右外兵郎中，於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鄉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台府，高祖乃遷崇檢斷，民官息訟”。同樣是解決民事糾紛，裴氏以寬厚仁愛得頌，柳氏以儉斷清明聞名，均非採取強力手段，而薛氏卻是以高壓手段“一時戮之”，其地方豪族性異常明顯，薛胤的高祖薛強、曾祖薛辯、祖薛瑾、父薛洪祚均有此豪強性格。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這一豪強性格是薛氏得以存在的重要條件之一。

漢魏以來，高門士族都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無論在中州大地、江南水鄉還是在西北邊陲，他們不僅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把持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有着顯赫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成為地主、官僚、鄉紳三位一體。作為外來遷入勢力的薛氏要想獲得生存，也必然會與各民族政權之間發生關係，這也是薛氏生存的政治大環境。

薛氏一族是地方豪族勢力移植成功的一個典型。按照當時的社會狀況，羣雄並起，天下大亂，人民為避戰亂，紛紛向江南和巴蜀遷徙，而薛氏的遷徙方向卻是由南向北，遷入了胡族的勢力範圍，這一反常現象應是魏晉政權的一項有意的安排。在當時大量胡族南遷之時，僅憑中央政權的力量是無法阻止的。所以將薛氏遷至河東，一則將蜀薛北遷河東，就大大削弱了當時蜀漢的社會基礎，以防蜀漢政權死灰復燃。在這一點上，魏晉並非首例，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曾遷六國移民於關中，如記載：“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户”，置於秦朝的嚴密監視之下；漢武帝為打擊地方豪強的勢力也採取了遷徙豪右的辦法，“內實京師，外銷奸猾”置於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從而做到“不誅而害除”。二則充實中原地區，以薛氏勢力抗拒南進之胡族。在這兩種目的的支配下，原政權的歸降部族往往最容易充當這種角色。據載：“薛辯，字允白……祖濤與薛祖、薛落等分統部眾，故世號三薛；父強，復帶領部落……總攝三營，善綏撫，為民所歸。歷石虎、苻堅，常憑河自固。仕姚興為鎮東將軍，入為尚書，強卒，辯復襲統其營。”據《北史》載“辯遂歸魏……帝謂之曰‘朕委卿西番，志在關右，卿宜克忠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恆以數千之眾，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從記載來看，薛氏在晉時還是受到重用的，甚至所受的政治禮遇並不亞於蜀漢時代，因此可以説明薛氏作為一支外來勢力移植成功是受到當朝政權大力支持的。

十六國時期薛氏的社會作用主要是以地方性為主，薛氏憑藉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其部族武力割據一方。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四：

永嘉之亂，中原淪陷，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淵）、石（虎）、苻（堅）者數十年。

顧炎武《亭鄰文集》卷五《裴村記》：

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仕於其朝。

薛強、薛辯父子期間，先後經歷了後趙、前秦、後秦和東晉劉宋政權。在此期間，他們與各個民族政權之間一直保持着若即若離的態度，採取“憑河自固”的策略，隨着局勢的變化及時易幟，並未實際參與中央政權的政治活動。這也是一般地方勢力的最主要表現。

這一形勢發生變化是在北魏時期，因此薛氏真正與中央政權發生關係也是從北魏開始的。北魏泰常四年（419年），劉裕放棄長安，薛辯也率領宗族棄劉投向北魏，雙方一拍即合，關係一開始就比較密切。投靠北魏的當年，薛辯即前往平成朝見明元帝，明元帝對其十分器重，願與他共做“長安主人”。辯子瑾，授內都做大官，輔政，深見器重。薛瑾子洪祚，魏太武帝賜鮮卑姓初古拔，尚西河公主。

這種一拍即合的密切關係，出於雙方各自的利益需要。當時實力蒸蒸日上的拓跋氏正準備進攻關中，而薛氏所處的河東北部正是平城通往關中的戰略要地。薛氏在這個關鍵時刻投靠拓跋氏，對自己日後在北魏的政治地位即由地方性向中央性過渡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薛氏一支西祖為例，北魏孝文帝之前，西祖入仕者以州郡的主簿、別駕、功曹、中正、太守、刺史和將軍為主，而且絕大部分在本州郡任職，只有兩人曾仕於中央政府。也就是説此時的薛氏的中央化程度還是很低的。而到了東西魏北周時期，薛氏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能量迅速提高，開始進入中央決策集團。在此期間，西祖成員仕於中央政府的比例大增，人數遠遠超過地方官。據統計，這一時期為官者共有16人，而仕於中央政權的是11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強，就是擔任地方官的也不再侷限於本州郡。[2]在中央任職的官員中，薛端為吏部尚書，久掌選曹；薛善以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兼京兆尹，是宇文護的心腹股肱；薛道衡官至內史侍郎，“久當樞要”。這標誌着薛氏已進入所謂“關中本位集團”。這種地位為其在隋唐前期達到極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西祖一支在政治上的迅速發展與這一時期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特別是在北魏末年，北方板蕩，士族豪強皆大力發展其地方勢力，甚至擁兵割據。不久北魏分裂，在東、西魏紛爭中，汾水黃河交匯處是雙方必爭之地，而這一帶主要是薛氏的勢力範圍，佔據該地,進可取平陽、晉州，直指晉陽，退可據以保關中。所以“周齊爭勝於河汾間，郡常為兵衝”，所以其歸屬何方影響政局甚大,擁有強大地方勢力的薛氏,就成為雙方籠絡的對象，薛氏家族有才能者自然倍受重用，中央化程度明顯提高。

北魏分裂後，薛氏家族產生了明顯的分歧，薛氏房支薛脩義及其從弟薛嘉族、從父薛光熾傾向東魏（高氏），薛脩義實際勢力主要在汾水北岸一帶，“時值絳蜀賊陳雙熾聚眾起義，義以雙熾是其鄉人，遂輕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隧降”。又載，“高祖（高歡）為晉州刺史，見脩義，待之甚厚。”也許是這段淵源，在高歡廢魏帝自立以後，薛脩義又投向北齊高氏“從高祖平爾朱兆”，薛氏房支薛崇禮“屯楊氏璧，脩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有了薛氏房支的支持，高歡獲得重要助力，勢力不斷西擴；與東魏相比，西魏在人力、物力方面居於明顯劣勢，要與高氏相抗衡，必須廣泛結合地方實力派，特別是所謂有募兵力的家族，這時傾向西魏的薛氏主要是薛氏大房，該房的主要領袖是薛端、薛善，《周書》載，“魏孝武帝西遷，引端同行……東魏遷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逵守楊氏壁。端率其屬，並曉喻村民等，多設奇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即東遁，爭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陽氏壁。”由於薛端的支持，東魏在汾陰——關中線上發展並不順利。東魏太平四年（537年）十月，高歡率眾十萬“出壺口，趨蒲坂，自後上濟河”，與宇文泰戰於沙苑，高歡敗歸。西魏乘機“進軍蒲坂，略定汾絳”，薛氏大房薛善接應西軍，西魏很順利攻下河東。西魏攻下河東後，宇文泰命善為汾陰令，承認善在汾陰的實際統治權，薛善很自然地“幹用強明，一郡稱最”，於是“兼督六縣”，又進而“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賜姓宇文氏”。薛氏在北周政權的地位更加鞏固，中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然而，薛氏各支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發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例如，魏太武帝真君六年（445年），盧水胡人蓋吳於杏城（今陝西黃陵縣西南）聚眾起義，“河東蜀”薛永忠起兵響應，而作為同一宗族的薛辯孫初古拔不但不予以相助，反而出兵參與討伐，很明顯，薛永忠起兵響應，是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而初古拔出兵討伐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的統一力量，中央化程度的差異是很明顯的。由地方性向中央性的過渡也是一個緩慢的歷史過程，同樣是薛氏家族的另一支南祖，整個北朝時期始終保持着地方性和豪強之風，在《魏書·薛安都傳》中所載的16位成員中，只有三人曾仕於中央政權，其餘人皆為太守、將軍，在薛永忠起兵反叛時，薛安都也參與其中，薛氏南祖的地方豪強性格一直到隋唐時才有所減弱。

在北齊與北周對峙的後期，由於北周政治的腐敗，薛氏一族的主要房支都投向了北周，從毛漢光先生所統計的河東薛氏人物動向表來看，當時仕於北周政權的除任驃騎大將軍的薛端外，還有薛胄（開府儀同大將軍）、薛琰（渭南太守）、薛睿（新豐令）、薛温（鄯州刺史）、薛善（京兆尹、博平公）、薛慎（驃騎大將軍）、薛明（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薛回（涇州刺史）、薛慕（隴州刺史）薛世雄（帥都督）；與此相對照，仕於北齊的除名將薛脩義外，史書記載的僅有薛道衡、薛光熾、薛嘉族、薛震幾人。[2]薛氏的主支大部分歸向北周政權，使得汾水南的地區成為北周的強烈支持區。

由此可知，薛房大支因助西魏而重見於朝廷，西魏也在包括薛氏在內的地方勢力的幫助下，逐步改變劣勢，為其日後北周伐北齊奠定了基礎。

消除地方割據勢力，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是中央政權的首要任務，漸次發展起來的地方豪強勢力是地方統治的一大隱患。對待地方豪強，可以從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對其進行壓抑、打擊甚至殺伐，這一層可稱之為堵，它往往適應於強大的中央政權之下。另一方面，通過文化與政治相結合，為豪族勢力開放一條進入政治的通道，這一層可稱之為放，它在中央政權相對衰落的情況下以地方對抗地方是必須的。因為國家機器的重建需要雄厚的社會基礎，中央政權需要吸收社會勢力參與政權，積極尋求與社會秩序的協調與合作，這樣方可長治久安。北朝末年，北周政權在吸收了包括薛氏在內的地方勢力參與政權後，在東西政權的爭奪戰中，西方的優勢日益明顯。建德五年（576年）周武帝以河東為基地，北伐晉、並，摧毀了北齊的軍事中心，北方黃河流域再次得以統一，實因“關中本位政策”，結合其地方勢力所致。

[1]《新唐書》歐陽修撰，中華書局點校本。

[2]《北史》李延壽撰，中華書局點校本。

[3]《魏書》魏收撰，中華書局點校本。

[4]《北齊書》李百藥撰，中華書局點校本。

[5]《周書》令狐得棻撰，中華書局點校本。

[7]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年版。

註釋：

[1]許蓉生、林成西：《河東薛氏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豪強的發展道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第11期。

[2]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第三篇《中古家族之變動》，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年版。

[3]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95年版。

[4]金髮根《永嘉亂後北方的士族》，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4年。

[5]《北史》卷三十六《薛強傳》。

[6]《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附胤傳》。

[7]《魏書》卷六十九《裴延俊傳》。

[8]《北史》卷三十八《裴俠傳》。

[9]《魏書》卷四十五《柳崇傳》。

[10]施光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1991年版。

[11]《漢書》卷六十四《主父偃傳》。

[12]《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

[13]《北史》卷三十六《薛辯傳》。

[14]《北史》卷三十六《薛辯傳》。

[15][16][17]《北齊書》卷二十《薛脩義傳》。

[18]矢野主税《裴氏研究》（日本），《社會科學論從》第8期。

[19]《周書》卷三十五《薛端傳》。

[20]《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下》。

[21]《周書》卷三十五《薛善傳》。

[22]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論稿》，三聯書店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