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學派

以明薛瑄為代表的學派。因瑄為河東（今山西一帶）人，故名。恪守周敦頤和二程之學，尤推崇朱熹，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讀書錄》）。認為“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明史·薛瑄傳》）。與王守仁姚江學派相對峙。修己教人，一本程、朱，以復性為主。修正朱熹“理先氣後”説，認為“理只在氣中，決不分先後”，“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讀書錄》）。又認為“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同上）。在家鄉講學十餘年，弟子甚多，對後世有相當影響。門人閻禹錫、張鼎、張傑，傳播師説，皆名重一時。此派主要人物還有段堅、王鴻儒、周蕙、呂柟、呂潛、張節、李挺、郭郛、楊應詔等。參見“崇仁學派”。 ^[2] 

〖河東學派〗前期代表人物薛。字德温，號敬軒，明山西河津（今山西河津縣）人。以魏純、範某為師，學習局敦頤和二程學説。永樂年間進士，官監察御史、大理寺正卿等。晚年於故里教學，學生眾多，知名者有：閆禹錫、張鼎等；閆禹錫弟子有段堅；段堅弟子有王鴻儒。該學派主張“太極”是宇宙的本體，由“太極”產生萬物。“統體一太極，即萬殊而本一”。（黃宗羲：《明儒學案·河東學案》，本文下同）認為“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由氣形成萬物，“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太極裏虛無一物，它有理而無形；“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理在氣中，理與氣不可分先後。又認為，求理（道）不僅限於“身內”，而應遍求於“身內”、“身外”。“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還認為：人性，“非特具於心”，即不僅表現在意念上，“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

河東學派後期的代表人物有呂柟、呂潛、楊應詔等。呂柟，字仲木，號涇野，明朝中期陝西高陵人，正德年間進士。其師薛敬之；薛敬之師周蕙；周蕙師段堅；段堅師閻禹錫；閻禹錫師薛瑄。先後官拜翰林修撰、國子祭酒等。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在南京的九年，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其知名弟子有呂潛、楊應詔等。朝鮮國聞其人名，奏請其文，作國中範文。該學派有關於格物致知的見解。認為“格”是“觀察求取”，“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諾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即是窮極之義”。“物”指具體的語默作止，格物的“物”，“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凡身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彈而何？”有關於“知行”的見解。認為“人之知行，自有先後，必先知而後行”，聖賢也未曾“以知為行”。其教育觀，主張儒者應在“繁華波盪”中學會“克治”。説：“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禪定也。有僧曰：‘汝刁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的功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盪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該學派著作有薛瑄《讀書錄》；薛敬之《思魔野錄》；呂柟《呂涇野先生語錄》；楊應詔《楊天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