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語言的生活

這部小説敍述的故事是複雜而荒誕的：父親王老炳因意外變成了瞎子，他領着聾兒子王家寬過活，然後又娶了一個啞巴兒媳蔡玉珍。這一家子簡直無法共同生活，因為在生活上難以溝通，常常產生誤解，如聾子將父親買肥皂的吩咐理解為買毛巾。這一家人還飽受欺負：家人都在場，臘肉卻被偷走，甚至蔡玉珍還被人強姦了。為了抵禦外人的侵擾，他們在生活中漸漸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默契———瞎子發問，啞巴點頭或搖頭，聾子再把看到的説出來告訴瞎子，就這樣他們實現了生活上的溝通。但是他們自身的不健全使他們常常成為村人們欺辱的對象，為了躲避村人的騷擾，他們另造新屋，把家安在遠離村莊的河對岸，並且打敗了最後一個敢於過河來騷擾他們的人之後，拆除了通向對岸的木板橋，斷絕了與世人的來往。王家寬夫婦後來生下王勝利，這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剛剛給他們全家帶來一點“有語言的生活”的歡樂，可到了上學年齡的他，第一天從外面的世界學會的卻是辱罵父母的歌謠：“蔡玉珍是啞巴，跟個聾子成一家，生個孩子聾又啞。”於是全家為之震怒。在爺爺的調教下，五官健全的王勝利卻慢慢變得沉默寡言，“他跟瞎子、聾子和啞巴，沒有什麼兩樣”，全家又過上“沒有語言的生活”了。 ^[2]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社會改革的進一步推進，經濟得到了快速地發展的同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相伴隨的是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傳統道德倫理遭受衝擊，價值觀的多元化混亂化等一系列現代化的弊端開始凸顯。而如何展現社會轉型時期普通人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困境與掙扎，同時揭示導致人性迷失和精神漂泊無依的生存圖景背後的深層原因也成了作家們新的課題。 ^[3-4]  “桂西北文化”對作家有着很深的影響，東西生於桂西北，長於桂西北，其所受的啓蒙教育和高等教育也都是在他生活的區域進行的。 ^[5]  作者在開始寫這部小説時候作者只想寫一個聾子，寫他聽不到任何指令，哪怕像卡夫卡他爹“去死吧”這樣的呵斥他也聽不見。寫着寫着，發現了問題，覺得只寫人的某一種殘缺很難超越前輩，很可能就是重複。於是作者停下筆，開始給自己設置障礙，提高標杆。想了一禮拜，忽然靈機一動：為什麼不把聾啞瞎放到一起來寫？所以有了聾啞瞎這個構思。 ^[6] 

王老炳的眼睛是和他的兒子在坡地上除草被馬蜂蜇瞎的。由於他不是天生的瞎子，他的聽覺器官和嗅覺器官並不特別發達，他的行動受到了侷限，沒有兒子王家寬，他幾乎寸步難行。朱靈死後楊鳳池瘋狂的詛咒，村裏人民的刁難，讓一家之主王老炳的勉力撐持轟然崩潰。村裏的人對於艱難生活的王家三人非但不同情和幫助，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他們嘲笑王家寬聽不見聲音，偷走王家的臘肉、輕薄啞巴姑娘蔡玉珍。 ^[7] 

王家寬是一個聾子，他看上了朱靈，他的求愛痴心而憨傻。為了換得一封情書，他為小學老師張復寶家挑了半個月的水。收到情書的朱靈“在窗口朝王家寬笑，她還把手伸出窗外搖動”。王家寬受到了鼓舞，他自願被朱大爺剝削勞動力，頂着烈日幫朱家蓋瓦；夜逢暴雨，王家寬為給朱家遮補屋漏而全身淋透。也是在這個夜晚，王家寬目睹了朱靈和張復寶的貓膩，意識到自己一切殷勤的徒勞。這一事實無異於朱靈劈向他的第三個巴掌，下手之重使這個曾經困惑於為何遭打的聾子豁然開朗：“他開始憎恨自己，特別憎恨自己的耳朵。別人的耳朵是耳朵，我的耳朵不是耳朵……”怒不可遏的王家寬手起刀落，讓自己徒為擺設的右耳餵了狗。 ^[7]  而之後王家寬和蔡玉珍，歡愉之後，王家寬和蔡玉珍開始共枕同眠，王家添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啞巴媳婦。但是朱靈，她挺着大肚子邊宣佈結婚喜訊邊走向王家找“孩子他爸”。面對“孩子他爸”的妻子，朱靈化“語言”為戰鬥力逼得啞巴蔡玉珍節節敗退。再接着是楊鳳池，她要“王家寬不得好死”，“王家寬全家死絕……”瘋狂的詛咒，隨潑隨有的髒水，讓一家之主王老炳的勉力撐持轟然崩潰。終於，“像逃債似的”，王家從村莊消失了。

蔡玉珍是王家寬從村外帶回來的一個賣毛筆的啞巴姑娘。蔡玉珍以王家為據點，開始在附近的村莊推銷她的毛筆。王家寬陪着蔡玉珍走了七天，他們一共賣去十支毛筆。那些油膩的零碎的票子現在就揣在蔡玉珍的懷裏。之後蔡玉珍和王家寬歡愉了，蔡玉珍變成了王家的啞巴媳婦。蔡玉珍雖是個啞巴，但年輕漂亮。她與王家寬相濡以沫，結成夫妻倒也差強人意。不料朱靈的母親將女兒的死歸咎於沒有辯解力的王家寬，向王家發出了惡毒的詛咒。窮不死餓不死的王老炳一家，擔心會被這髒水淹死，被迫逃離世代居住的村莊。他們毅然挖掉祖墳造屋，又齊心協力懲治強暴蔡玉珍的惡人。甚至一直被王家寬深深愛着、也愛過王家寬的朱靈也把自己的髒水往王家寬身上潑，也欺侮愛着王家寬的蔡玉珍。及至有人趁王家聾、瞎、啞之危，強姦了蔡玉珍，終於使王家悲哀地絕望了：他們拆掉了與村裏相通的小橋，以一河之隔與村裏人劃開界線，表明對語言世界的抗議和失望。 ^[7] 

王勝利是王家寬和蔡玉珍的兒子，是王家的希望。王家人都希望這個“健康的後代”“將來長大了，再也不會有什麼難處，他能戰勝一切他能打敗這個世界”。這個名字樸素到俗氣，卻擔負了一家三口兩代人所有的恥辱、沉重、悽苦，以及希望。但是，王勝利上學第一天學到的卻是那首曾讓他媽媽傷心不已的“破爛的歌謠”，他在“吊着嗓子唱：蔡玉珍是啞巴，跟個聾子成一家，生個孩子聾又啞。”王家把“健康的後代”送進“有語言的生活”去接受教育，卻不知道河那邊對他們的損害就是這種教育的產物；他們希望孩子做世界的勝利者，為他們掙回尊嚴，但他們低估了“語言”的強權和勢力，反落得自取其辱的結果。左右為難的王勝利從此沉默寡言，和瞎子、聾子和啞巴無二。 ^[7] 

有婦之夫張復寶是一名小學老師。他以筆為戈，輕易地從“在朱靈家窗外徘徊的人”中突圍而出。當朱靈懷孕了後二人相約同往縣醫院，奈何村裏到處都是眼睛，不經意的一瞥已足以令其膽戰心驚。他們誰也不想，更不敢，被目光交織成的羅網罩住，於是乖乖退回原地。彼時的“英雄”張復寶兀自縮在安全的暗角里巋然不動，被欺騙了的朱靈則“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裏的笨熊”狂躁不安。不久，朱靈的秘密就泄露了。這時，張復寶以貌似保護者的荒謬姿態站了出來。他開除了帶頭窺看朱靈大肚子的四個學生，以手中僅有的權力泄了一己私憤，至於朱靈的肚子，則任其膨大，不問不聞。遭殃的，還是王家寬。朱靈一死，張復寶便正式撇清他欠下的風流孽債飄然隱退，一切的一切當然全權交由作為債主之一的王家寬終身領受了。至此，張復寶的卑瑣、軟弱和無擔當等斑斑劣跡昭然若揭，令人髮指。 ^[7] 

朱靈是村裏“待嫁的美麗的姑娘”。村裏的小學教師、有婦之夫張復寶使村裏的姑娘朱靈懷孕，倆人約好去縣城做流產，但因為等車時倆人錯過了接頭的機會，沒有成行。朱靈為了聲譽，想把懷孕這事栽到王家寬頭上。被王家寬逐出門後，朱靈在絢爛盛開的桃林裏結束了生命。 ^[7] 

在人類思想文化史上，人性是一個崇高的範疇。作為人類最本質的屬性，人性與人的歷史是聯繫在一起的。人作為一種高級的動物，就在於他具有文化性。文學中表現人性美，就是“發掘人類心靈深處潛藏着的一切美好的東西，並把它用藝術形象表現出來”。上述兩點，簡潔而深刻地説出了東西小説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作家的作品即作家所營造的這片藝術世界，根植於桂西北這塊原始神秘、單純而又樸素的土地上，凝注着“崇自然、尚道義、尊人性”的桂西北文化特質，表現出一種優美、健康的，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此謳歌健全而淳樸的人性美。這正是自然景觀、歷史文化與人們生存方式的完美結合，體現了人類價值取向的自然迴歸。從《沒有語言的生活》中三個殘疾人“三位一體“的和諧組合，到《秘密地帶》中成光自然心性的失而復得，人們不難發現，人性既是東西創作的起點，也是它的歸宿，是小説創作的核心。然而，仔細閲讀東西的作品，人們會驚奇地發現，人性在東西的小説從底到高中被分成了兩個層次：生活和生命。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為了延續後代的婚姻行為。在東西看來，人需要生活，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體現。他是肯定這種自然本性的，並且在他的作品裏也張揚着人的這種自然性。但是，人不能僅僅為了“生活”，也不能僅僅滿足於“生活”，否則便與動物無異。正因為這樣，東西在自然的生活中張揚了更高一級的人性層次，即“生命”這一概念。“生命”在東西的思想中，是一個藴涵複雜的概念。在他看來，“生命”具有自然性，應是人性的自然張揚，是強健生命力的健康發展。“生命”所表現的內容是人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和人在社會實踐中所積澱的美好品質。“生命”的意義更在於對真、善、美的追求。總之，東西闡述的“生命”是以謳歌人性美為核心，而又不脱離人的自然天性和淳樸鄉土的三維結構體。

有一位作家曾經説過：“人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過去，向着未來，倘不是真的特殊到異乎尋常，便不免包含着向前和反顧。”東西屬於後者，他就是從反顧中得到啓發，創作了堪稱“表現桂西北人性美、人情美和風俗美”的代表作——《沒有語言的生活》。小説以老百姓的平凡命運為關注點，以細膩、生活化的筆觸，在情感和倫理價值上追求真誠淳樸的人性美，使身處現實喧囂境遇中的人們從對鄉村自然之色的窗口的遙望中，切身感受到了寧靜秀麗、情意真切的精神家園和詩意般的棲居。竹木構建的民房、崖壁上的壁畫、帶有野性味的舞蹈，紅紗、紅剪紙、紅棉被等營造的洞房，展示了一卷遠離現代工業化浸染、避免世俗功利的鄉村生活圖景，營造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傳統文化所追求的生命存在意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王瞎子王老炳、聾子王家寬和啞巴蔡玉珍共同組建起了一個外表殘缺的家庭。在人們看來，這一家子簡直無法生活。因為生活上難以溝通而常常產生誤解，如聾子將父親買肥皂的吩咐理解為買毛巾等等。然而，在長期的生活中，他們卻不可思議地漸漸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默契——瞎子發問，啞巴點頭或搖頭，聾子再把看到的説出來告訴瞎子，以此實現了生活上的溝通，創設了一種無聲勝有聲的交流語言。從表層看來，小説似乎寄予了對殘疾人的人道主義的關懷。若僅限於此，那對小説主題的理解是膚淺的。

透過小説敍事的文本，人們可以深入地挖掘出更深層次的東西：王老炳一家的身體雖然殘缺，但他們的精神卻是健全的。三個人分別代表了三種感知外部世界的器官，他們對外界的感知是通過“三位一體”的互補來完成的。由此而言，人們不難看出，東西不僅寫出了人的悲劇性的自然存在，同時也寫出了人與生俱來的抗爭精神與創造力量。與同時代的許多小説家相比較，東西的作品熱衷於對苦難主題的表達，這與作家經年生活於自然條件惡劣、經濟條件落後的桂西北山區所形成的對生存苦難的獨特體驗密不可分。“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麼，苦難疾病更是家常便飯”，童年時飽受飢餓的襲擊，大學時經濟來源依然不足。這些印象深深刻在作家的腦海裏，並一次次被無意識地寫進他的小説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個外表殘缺而內部和諧的家庭，是東西對在桂西北險惡自然環境的磨礪、鍛造下人們形成的堅忍不拔、達觀自信的民族性格特徵的高度濃縮，更是對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迴歸的高度讚頌。

作者借正直善良的醫生劉順昌之眼，細緻的描述了勞作過程中，蔡玉珍受了傷，王家寬在草叢中採到草藥在嘴裏嚼爛，敷到蔡玉珍的傷口，然後將蔡玉珍抱回了家的場景。這樣一個連續的情景感動了劉順昌，以至於使劉順昌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他們很幸福。在這樣一個殘缺的家庭裏，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祥和生氣、樸實真摯的人倫之和及寄寓人性之美的“生命”意識得到了盡情地揮灑：他們在一起做飯，一起為牛塗彩，一起耕地，一起唱山歌，尤其是他們呈三角形站在一起傳遞玉珍家庭情況的場景，充分展示了關懷、協調、互助的家庭關係。王老炳慈祥、厚道，儼然一位儒化的長者。他雖眼瞎，但卻心敏、胸寬，像慈父一樣關愛着外地女玉珍。為了兒子的愛情，在鄉人眾目睽睽之下他率領他們“老漢唱歌為兒郎”。家寬尊敬父親，從對父親的呼喚和對父親關切中浸透了一個孝子的心意。而玉珍作為一個不速之客，憑藉善於操持家務和善良周到的行動得到了王家的認可並很快融入到了這個殘缺的家庭中。難能可貴的是，王家寬身為聾子，又不會識字，在生活上，與人交流有很大的困難，但這些並沒有阻止他的樂觀友善和對愛情的執著。他幫張復寶送水來換取一封情書卻被利用；他讓玉珍教他寫“朱靈”兩字，然後就興奮地把朱靈的名字寫在紅氣球上以示愛意；他與朱靈一起打桂花的愉悦歡快等細節，都向人們展示了家寬的情感世界：年輕、充滿活力和感情豐富。尤其在朱靈因懷孕被張復寶遺棄後，他卻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她。“張站長（復寶）像野猴，吃口仙桃順手丟；王家寬真傻氣，撿個爛桃當繡球。”孩子的歌謠足以證明他的真誠與對愛情的執著。而蔡玉珍則更體現了一種心靈崇高、人格完美的道德化的主體象徵。

她細膩温柔、心地善良、端正穩重。雖不能言語，但在她心中已經燃燒起了對家寬熾烈的情愫。在得知家寬深愛着朱靈後，玉珍一直保持着少女的矜持與內斂，更多的體現了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知道家寬喜歡朱靈，她毫無怨言地幫助他學寫“朱靈”兩字，甚至替家寬向朱靈求親；在朱靈與家寬的新婚之夜，玉珍不但為他們佈置了洞房，甚至還主動離開。可以説，為了朱靈和家寬的結合，玉珍放棄了自己的情感表達與追求，這些超越了情愛與血緣關係所制約的胸懷，超越了世俗功利，是愛神的化身。這些足以召喚當下芸芸眾生心靈深處早已泯滅或壓抑已久的善良、真誠、奉獻，體現了愛的力量與迴歸。正因為玉珍的無私奉獻，深深地打動了朱靈，她最終選擇離開。雪萊説：“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愛，亦即暫時捨棄我們自己的本性，而把別人在思想行為或人格上的美視若自己的美。要做一個至善的人，必須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須設身於旁人和眾人地位上，必須把同胞的苦樂當作自己的苦樂。”玉珍、朱靈和家寬的行動充分突出了這種愛的精神與道德力量，給讀者以極大的震撼。由此看來，東西在平實質樸的生活表層下，着力渲染了追求真、善、美的生命意義，在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中找回了那份久違的單純與平和，在民風民情中融入天人合一的人性之美，在傳統文化中追求生命存在的意識。正如東西所言：“撥開他們像荒草一樣的文字，你會看見一種被人性的東西慢慢地浮出來，抓住我們的心靈，使南方和北方一起感動。”

通過對《沒有語言的生活》的解讀分析，可以看到東西借用了桂西北地域和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歌頌了在惡劣自然環境下桂西北民族抗爭的精神和創作力量，謳歌了至善至美的人性，同時，不動聲色地切入了“現代性”話語，張揚一種現代人的精神意識：拷問社會現實、追尋人類文明及生存價值。東西擇取了傳統與現代完美融合的敍述形態觸摸現實，極大地改變了撫摸苦難的傳統模式，並以個性獨特的敍事文本向人們透露了這個物質文化發達的時代背景下理性秩序的混亂和精神水準的極端貧乏。由此看來，東西這種看似不經意的把握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甚至後現代之間的辨證，互動的創作風格所呈現的“東拉西扯”，正是桂西北山區那種相對的封閉落後性在當下語境下（後現代）所呈現出的一種文化焦急，正是這種文化焦急的內在張力，最終造就了東西創作風格的思維方式，積澱成了作家作品的最終創作風格。 ^[5] 

這是一篇很好讀的小説，為讀者所熟悉的傳統小説的敍述模式，幾乎都可以在它裏面找到對應的地方，如線索的單純、結構的嚴謹、情節的生動、細節的逼真、語言的口語化生活化等等，它以一種平易樸實的風格去表達了一個奇特的家庭組合的故事：農民王老炳在地裏勞作時突然遭遇蜂蜇，他的呼救聲聾兒子王家寬聽不見，最後雖然得救保住了命，卻瞎了眼睛。好心的中醫王順昌要替王家寬物色健全人作媳婦，好讓他們的生活方便一些。挑剔的王家寬卻不願意隨便找個女人成家。失去語言溝通所形成的障礙使王家寬失去與美麗而天真爛漫的朱靈姑娘相戀的機會，他因此憤然割掉自己的右耳。王家寬後來遇到蔡玉珍。蔡玉珍雖是個啞巴，但年輕漂亮，心地善良，她與王家寬相濡以沫，結成夫妻倒也差強人意。不料朱靈的母親將女兒的死歸咎於沒有辯解力的王家寬，每天夜裏跪在桃樹下敲打一隻倒扣的瓷盆，向王家發出惡毒的詛咒。窮不死餓不死的王老炳一家，擔心“會被這髒水淹死”，被迫逃離世代居住的村莊。他們毅然挖掉祖墳造屋，又齊心協力懲治強暴蔡玉珍的惡人。王家第三代健康地誕生了，他官能健全，凝聚着全家的希望，王老炳就給他取名為王勝利。王家不甘心他們的下一代也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就送王勝利上學。王勝利上學的第一天，帶回的卻是辱罵自己父母的童謠。這令他的瞎子爺爺怒不可遏，叫他的啞巴媽媽傷心欲絕。小男孩王勝利只好退回到原本與世隔絕的世界，來躲避語言的傷害。

小説裏面沒有大幅度的時空跳躍，沒有意識流，甚至連傳統敍述中經常使用到的插敍、倒敍、平敍、補敍等稍微複雜一點的敍事方式也都沒有用到，也很少內心獨白，心理活動的描述也簡潔而通俗，沒有偏僻的方言，沒有古怪的風俗儀式，整個一個單純明白的“平鋪直敍”。作品的語言和結構對於讀者來説是太熟悉了，都像透明的玻璃，讀者能輕而易舉地穿過去看到裏面的內容。裏面的內容既現實又單純，讀者完全可以輕鬆的讀出作者對殘疾人和弱勢羣體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完全可以將它理解成一部反映殘疾人生存困境和精神痛苦的作品。這是作品的表層結構。表層結構很好，故事雖然簡單，但所選取的題材很獨特，也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故事，體現了作者深刻的現實主義關懷。表層結構的意義也不淺薄，意藴也頗為豐厚，讀者的閲讀理解停留在表層結構上也是有所收穫。

從故事的表面看，《沒有語言的生活》描述的是弱小人物受欺凌的命運，是人類欺凌弱小的惡劣人性的表現，體現出作者對弱小人物不幸命運的同情。但是在具體故事的背後，隱藏着一個象徵性的寓言。文本中的三個人物：瞎子王老柄、聾子王家寬、啞巴蔡玉珍幾乎是符號化的人物，裏面的故事情節也具有強烈的寓言結構性質。但是作者並不是在創造一個寓言故事，作者是將寓言的符號形態充分的生活化和具體化了。作品的深層意藴不是另外在某個場景中被誇張出來的，也不是被強行的灌注到小説中去的，它是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在情節的推移中、在各種生活化的細節中自然而然的生成的。“隔絕”和“退回內心”兩個象徵主義的命題完全被生活了，它成了作品中人物具體實在的現實生活，而不是創造出一種超越現實生活的形而上的生命含義和境界。作品的表層意義和深層意義是高度統一，融合一體。這種融合的本質其實是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的調和。一般來説，有點文化的人都能讀出作品的表層意義，能讀出表層意義也很好。要讀出作品的深層意義，就需要一定的文化素養了。作品的深層意義往往是讀者在作品表層意義基礎上的創造性閲讀，是讀者對原著意義的豐富和補充，讀者能在閲讀過程中獲得感悟真理的快感和愉悦，讀者是在參與文本的形成和真理的創造。當然，每個讀者對原著意義的豐富和補充是有差異的，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説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沒有語言的生活》以雙重結構的方式給人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啓示。 ^[8] 

一個聾子、一個瞎子、一個啞吧，一個失聰，一個失明，一個失語的極端組合，以失聰為始端串起了無望的因果鏈條。父親的眼睛被馬蜂蜇瞎，兒子天生是個聾子，後來又討了一個啞巴老婆，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懸念，父親在兒子面前比畫，叫他買一條長方形的能在身上搓洗的毛巾，但是兒子卻買回了一塊肥皂，一位美麗的女孩站在王家寬面前，只要王家寬説一句她懷上的孩子是他的，就同意嫁給他，可王家寬卻因為聽不到而失去了機會。這樣的尷尬持續到小説一半的時候，才慢慢地消失，他們的生活逐步變得和諧起來，最後啞巴利用手勢，聾子利用眼睛，瞎子利用耳朵共同完成了一個案件的敍述，還一起對付了一位貿然的闖入者，三個分散的零件從不同的方向逐漸地組合到一起，直到生下一個孩子。這就是東西所説的後現代的寫作方法——拼貼。事實上，《沒有語言的生活》這個小説完全依賴於組裝。它的魔力在於，不僅作者可以組裝，讀者也可以利用這些零件各取所需，組裝出他們需要的主題和故事，這就好比拼圖，可以自己拼貼，也可以大家一起拼貼，最終拼成一個“紙上的世界”。 ^[9] 

《沒有語言的生活》最後寫到的那個因為語言傷害變得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是否隱喻着人類若不自救，終將面臨官能退化、文明盡失的悲慘結局呢？東西以寓言方式寫出了對人類生存的優慮和批判。

——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研室主任王育松 ^[10] 

《沒有語言的生活》，通過具象化的日常敍事演繹了一出語言的缺失與語言的不潔，使人物生活在昏昧之中的悲劇，充滿了現實關懷精神。

——山東省濟寧學院中文系講師趙雙花 ^[11] 

東西，本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中篇小説《沒有語言的生活》獲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説獎，根據該小説改編的電影《天上的戀人》獲第十五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長篇小説《後悔錄》分別獲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5年度小説家獎”和《新京報》“2005年度好書獎”；曾獲“第十屆莊重文文學獎”；主要作品有：《後悔錄》《耳光響亮》《沒有語言的生活》《我們的父親》《不要問我》《猜到盡頭》《東西作品集》（四卷）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