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千

沈逸千（1908—1944），現實主義中國畫創作的先行者，畫馬名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出現的第一幅抗日宣傳畫就出自他的手筆。

1932年夏，從上海美專畢業，成為職業畫家，遂以畫家身份參加“陝西實業考察團”，首開20世紀中國西部題材繪畫之先河。該年冬，主持為上海“新世界救濟東北難民遊藝大會”繪製壁畫，並由於致力組建國難宣傳團體，因此，謝絕了《大公報》社聘其擔任寫生記者之約請。

自1933年起，歷任上海美專國難宣傳團團長、上海國難宣傳團團長，率團兩度北上進行救亡宣傳，曾出塞爭取蒙古王公抗日。1935年，其領導的國難宣傳團被迫解散。

1936年，應邀出任《大公報》特約寫生記者，其水墨畫形式的旅行寫生在該報上連載，深受讀者的歡迎。

1937年，上半年，舉辦“沈逸千察綏蒙古寫生畫展”，該大型個人畫展在上海、南京、杭州巡迴展出，引起轟動，出現因觀眾踴躍而延期的盛況。其作品得到劇作家田漢、陽翰笙和畫家劉海粟、潘玉良等人的稱讚；而于右任、馮玉祥、邵力子、沈恩孚、胡厥文等社會名流紛紛在其畫上題詞、賦詩。下半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即作為《良友畫報》特派記者奔赴前線採訪。

1938年，在武漢，被推選為“中華美術界抗敵協會”理事（該會於1940年與“中華全國美術會”合併）。

後來，則自組戰地寫生隊，任隊長，其足跡遍及正面戰場，併到過敵後抗日遊擊區，全面且真實地反映了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曾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穎超、賀龍及馬占山、馮玉祥、李宗仁、衞立煌等軍政要人畫像，獲被畫者簽名認可，而且沿途舉辦百餘次戰地寫生展覽。

1939年，在重慶發起中國抗戰藝術出國展覽籌備會，出任總幹事，於1940年將應徵作品運往蘇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藝術展覽會”。

1940年2月和10月應邀兩度赴延安訪問，曾在魯迅藝術學院舉辦過“戰地寫生隊寫生畫展”。當時，艾思奇觀展後，視其為中國美術發展的方向。

1942年，在戰時的“文化城”桂林開個人畫展時，得到作家茅盾、畫家徐悲鴻的讚賞。其作品因被包括美國《亞細亞》雜誌在內的眾多中外報刊發表，故頗具影響。

1944年，準備出國展覽前夕，在四川萬縣和重慶連遭漢奸特務兩次暗殺未遂。終於同年中秋前夜，在“霧都”重慶神秘失蹤，時年僅36歲。

傳世名作有：中國畫《神槍手》、《鄂爾多斯遊牧記》、《哈薩克牧羊女》；素描《毛澤東畫像》等。

出版著作有：《蒙邊西北畫刊》（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3年）、《察綏西蒙寫生集》（天津大公報社，1937年）。

1937年3月，沈逸千在南京舉辦“援綏藝展”，聲援傅作義將軍和他所率領的英勇抗戰的將士。《運糧圖》即是本次畫展中的一幅作品，反映了為前方將士運送公糧的場景。

田漢觀看畫展之後，欣然題詩：“烽煙處處忍凝眸，此是存亡危急秋。一隊毛驢千石麥，糧官昨日過包頭。”又以《一個有遠志的藝術家》為題，熱情地寫道：“沈先生一開始就是把藝術服務於國難的。”

沈逸千的遺作《神槍手》在上海美術館，參加“永恆的回憶——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京滬美術作品聯展”，被佈置在經典作品之首位，引起一陣轟動。

當年，沈逸千作為“三十年代成名畫家中之佼佼者”（香港《明報月刊》），完全可以安穩地留在後方，躲進象牙之塔，以畫為生，過着悠閒舒適的生活。但他卻義無返顧地選擇一條艱辛的藝術救亡之路，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從而成為“抗戰繪畫第一人”。在當時，劇作家田漢、陽翰笙和畫家徐悲鴻、潘玉良等人都對他讚賞有加；于右任、馮玉祥、邵力子、沈恩孚、胡厥文等社會名流紛紛在他的畫上題詞、賦詩。現據昔日抗日漫畫宣傳隊隊員黃茅（又名蒙田）先生回憶：“在當時來説，像他那樣以最大的熱情投入為國家民族戰鬥的第一線並以自己的藝術作為戰鬥武器的藝術家，幾乎難以找到第二位。”而作家茅盾則在1942年寫下的《對於逸千畫展的感想》一文中明確地指出：“在文藝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遠的一個人。……在前方搶救下血淋淋鬥爭的史料，帶給後方民眾看。他是用他的畫筆聯繫了前方和後方的。”其實，在沈逸千的遺作背後均隱藏着一個故事。就拿《朱德畫像》來説，儘管其作者與八路軍朱德總司令於1937年在山西戰場上僅一面之緣，然而，當沈逸千1940年在延安舉辦戰地寫生畫展的時候，朱德還是不顧空襲警報的威脅，親自前往觀展。沈逸千沒有錯失良機，迅速地為朱德繪成這幅惟妙惟肖的畫像，朱德則頗為滿意地在該畫像上籤了大名。

而在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上，他在1941年深入被日軍稱為“山西戰場之盲腸”的晉南中條山寫生時，曾為第一戰區第五集團軍第三軍第十二師寸性奇師長畫過一像。不久，寸將軍便在中條山戰役中壯烈殉國了。而烈士的簽名畫像則隨戰地寫生隊的畫展，在各地供觀眾瞻仰。《衞立煌將軍像》亦是那年所作，畫家用毛筆以寥寥數筆勾勒出身為第一戰區司令的虎將形象。由於其畫技令人折服，因此，在這幅畫上便留下衞立煌的親筆簽名。上述兩幅畫像均為“文革”劫後餘生之作，更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珍貴史料。

令人欣慰的是：沈逸千先生的 遺作《鄂爾多斯遊牧記》已於新世紀第一個金秋，入選由文化部、中國美術家協會聯袂主辦的《百年中國畫展》，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展出，這無疑是對這位歷史名人的肯定和紀念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