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

1923年至1930年，沈越于吉林市東關小學、省立模範小學和文光中學讀書。

1931年初，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和北平學聯的領導下，發動了名震中外的“一二·九”運動，沈越勇敢堅定地參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遊行示威活動。

1936年初，考入北京師範大學。

1936年6月，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1] 

1937年七七事變後，沈越借讀於武漢大學，在《七月》和《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贊八百壯士》、《歸來啊，北平》、《武漢烽火》等作品。

1937年底，沈越參加了劉瀾波領導的東北救亡總會為培養抗日救亡運動骨幹辦的訓練班。

1938年初，訓練班介紹他去山西臨汾，經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彭雪楓介紹去了延安。

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11月，沈越被派往晉西北區黨委任宣傳幹事兼晉綏解放區民先總隊組織部長。

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任中共興縣宣傳幹事、區委書記、宣傳部長、組織部長。

1941年5月，調任中共晉綏分局宣傳部教育科長。

1942年10月，沈越調回興縣任縣委書記。

1943年7月，沈越任一專署專員兼興縣縣長。

1942年10月，沈越組織建立了武工隊、民兵自衞隊、變工隊。

1946年5月28日，沈越率部分幹部經烏拉街、舒蘭、蛟河撤至樺甸橫道子(現屬蛟河)。

1946年7月16日，沈越任中共吉南地委和吉南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 ^[1] 

1948年3月19日，東北局專電，任命沈越為吉林市市長。

1949年4月，沈越任市委代理書記兼市長。7月任市委書記兼市長。

1952年10月，沈越調任中共熱河省委第二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12月，沈越調任中共撫順市委第一書記。

1965年4月，沈越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計委主任。

1972年10月，沈越被解除監禁，獲得“解放”，分配到鞍山市任革委會副主任。

1979年7月，沈越調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主管工業。

1983年6月，沈越任國務院東北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兼黨組書記，中共遼寧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1992年10月27日，沈越因病逝世。 ^[1] 

中共遼寧省委、省顧問委員會在發佈的文告中稱：“沈越同志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沈越同志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了半個多世紀。他始終不渝地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和組織紀律觀念，他對工作認真負責，經驗豐富，有膽識、有魄力，成績斐然；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善於動腦，親自動手，他襟懷坦白，為人正派，剛直不阿，顧全大局，團結同志；他嚴於律己，艱苦樸素，嚴格教育子女，清正廉潔。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兢兢業業工作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做出了不朽的業績。” ^[1] 

1931年初，沈越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該校是吉林城建校較早(前身是1905年建立的吉林優級師範學堂)且有革命鬥爭傳統的學校。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一師教員張乃人曾以“吉林教育界滬案合援會”副會長的身分，組織該校師生參加了遊行示威活動。1928年10月和11月一師學生又參加了反對日本修築“滿蒙五路”和延長吉敦鐵路的遊行示威活動。

1931年9月18日，日軍藉口“柳條湖事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由於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日軍19日佔領長春，21日侵佔吉林。同年10月，吉林城各學校相繼復課，當局派日本人擔任一師校長，引起學生不滿，反日情緒高漲。對上日語課，更是敷衍了事，流傳“日本話不用學，再過三年用不着。”此間，沈越受馮乃宣和校圖書管理員的啓發引導，先後閲讀了郭沫若主編的《拓荒者》、丁玲主編的《北斗》以及魯迅、茅盾、胡也頻、殷夫的作品，從中汲取了許多進步思想和革命意識。常與同班同學許言(原任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委會副主任)、韓容魯(原任吉林光機學院黨委書記)議論反滿抗日問題。他們的言行逐漸引起了校方(日本人)的注意，視為“危險分子”列入黑名單，上報了日本憲兵隊。

1933年5月6日，時任中共吉林特支委員的省立一中學生金景，因散發傳單被警察發現，解送日本憲兵隊，審訊時，他供出了吉林市黨團組織的情況。7日開始，日本憲兵隊在全城搜捕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黑名單”上的進步學生。幸虧學校進步教師婁少石(馮國藩的摯友)暗遞消息，沈越於當日離家逃往北平。

沈越到北平後，先考入中山中學，一年後，進入東北大學補習班。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和北平學聯的領導下，發動了名震中外的“一二·九”運動，沈越勇敢堅定地參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遊行示威活動。

1936年初，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同年6月，經同學紀希晨介紹，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活動。此間。他還經常寫些文藝作品投寄到天津《大公報》等報刊，從而結識了穆木天、彭慧、李輝英等東北進步作家。

1937年七七事變後。沈越開始第二次流亡，輾轉來到武漢，借讀於武漢大學。此時，他滿腔悲憤，秉筆直書，用蓬麥哲的筆名，在《七月》和《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贊八百壯士》、《歸來啊，北平》、《武漢烽火》等作品。抒發了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對故鄉的懷念，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豪情壯志。 ^[1] 

1938年5月1日，經該隊指導員呂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選拔到成仿吾任班主任的高級研究班任班長。研究班學習結束後，到中央馬列學院繼續學習。此間，他比較系統地學習了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等馬列著作，提高了政治思想和理論水平，堅定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其後的成長和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1年5月，調任中共晉綏分局宣傳部教育科長。為使幹部羣眾正確認識抗日鬥爭的特點和發展前途，他撰寫了《怎樣學習(論持久戰)》文章刊登在《抗戰日報》(1942年4月9日二版)上。

文中寫道：“《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同志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中國抗日戰爭特點及其發展規律的輝煌著作。這裏積累與發展了中國十年國內戰爭及抗戰初期軍事上的一切經驗，解剖了中日兩國之間基本矛盾的對立因素及其對比，發現了其中的規律性，並基於對這種規律性的正確認識，制定了抗日戰爭的具體戰略與戰術”。文中還闡述了個人的心得體會。這篇文章對幹部羣眾明確抗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堅定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心起了鼓動作用。

沈越在擔任縣委書記和一專署專員兼興縣縣長期間，為加強政權建設，先後搞了三次村選，區和縣搞了兩次民主選舉，從而調動了廣大羣眾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使基層政權更加穩定鞏固。為支援抗日戰爭，縣委、縣政府決定，開展羣眾性的“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男人當兵、婦女做軍鞋”的“四大動員”工作。

全縣共捐糧840萬斤，白銀1．1萬兩，白洋5．7萬元，黃金27兩，為部隊輸送850名優秀青年，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為解決根據地黨政機關、部隊和羣眾的吃糧問題，縣委、縣政府積極響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偉大號召，領導全縣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地大生產運動。興縣是一個貧瘠的山城小縣，為提高糧食產量，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精耕細作，挖掘原有耕地的潛力；二是擴大開荒面積，鼓勵羣眾開荒種地。縣政府規定：“開生荒五年免交國税，三年不負擔公糧，開熟荒三年免交租税，一年免交公糧。”由於沈越帶領縣級機關幹部以身作則，親自參加和組織大生產運動，到1944年，全縣耕地面積增加到60萬垧，其中歷年開荒面積達18萬垧，糧食總產達20萬石，比1941年總產翻了一番，超過抗戰前糧食最高產量。為解決根據地軍民的穿衣問題，在大生產運動中，試種棉花。興縣無霜期短，歷史上沒種過棉花。沈越從產棉區汾陽、交城、文水等縣請來技術人員傳授技術，指導興縣農民種棉。為鼓勵農民種棉積極性，縣政府規定：“因種棉所獲收入，不論單位和個人，一律不徵公糧，不計收入，不納税。”

政府還發放植棉貨款。縣政府還專門成立了“紡織專業促進會”，沈越親任會長。由於調動了廣大農民種棉積極性，不但在高寒山區種棉成功，而且種棉、紡紗、織布都獲得豐收。1944年，全縣種棉50萬斤，紡紗14．5萬斤，織布120萬丈，基本解決了全縣軍民的穿衣問題。

從1942年10月開始，日本侵略軍加緊了對晉綏邊區和興縣的反覆掃蕩，沈越組織建立了武工隊、民兵自衞隊、變工隊，邊生產、邊戰鬥，開展游擊戰、麻雀戰，配合我軍正規部隊與敵人進行了反掃蕩、反蠶食鬥爭。僅在1944年10月，興縣武工隊和民兵就單獨與敵人作戰74次，配合正規部隊作戰62次，用地雷和手榴彈炸死、炸傷日偽軍293人，繳獲手榴彈，擲彈筒386件，奪回糧食10餘萬石，解放羣眾150多人。1944年12月，在晉綏邊區召開的第四屆羣英會上，興縣被命名為晉綏邊區模範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13日，沈越和興縣人民在縣城東關大禮堂集會，熱烈歡慶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沈越在興縣工作了七年，而且長期擔任領導工作。他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卓越的組織才能，親切聯繫羣眾和艱苦奮鬥的作風，為興縣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被載入興縣革命史冊，成為晉綏邊區的風雲人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