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

1976～1989年，出任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不同職位，包括首席經濟師及主管銀行與保險業監管工作的助理行長。

1989～1993年被借調到世界銀行，出任金融界別發展部高級經理，專責金融市場和支付系統的工作。

1993～1998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掌管儲備管理部及外事經研部。

1998年10月1日～2005年9月30日，連任3屆香港證監會主席。

2006年6月2日受聘為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擔任中國銀行業管理監督委員會首席顧問，中國銀監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和召集人，同時也是中國證監會國際事務顧問。 ^[4] 

2011年8，任香港成立的新智庫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研究院院長（總裁） ^[5]  。

曾被《財經時報》評為“2003年百位經濟風雲人物”。1998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銀紫荊星章(SBS)；1999年獲香港太平紳士(JP)勳銜。 ^[3] 

2009年榮獲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金融思想家”稱號。 ^[4] 

2019年7月1日，沈聯濤發表署名文章：最想説服特朗普的，其實是美國企業。

美國跨國公司也許喜歡這種主意，即強迫中國改變它的政策和做法，包括補貼國有企業，和要求外企分享專利技術以換取進入中國市場，因為這使它們處於競爭劣勢。2018年美國貿易逆差超過6220億美元，其中中國佔了大約3780億美元。但這種簡單的跨境貿易逆差指標存在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它沒有考慮進在外國境內開展的業務。2016年（最近的有可用數據的年份），美國跨國公司（包括它們在外國的子公司）在國外創造了5.8萬億美元的銷售額。

2016年，美國跨國公司的銷售額為3453億美元，對華投資額為973億美元。這意味着銷售與對外直接投資之比從2009年的267%上升到驚人的355%。（歐洲這一比率要低得多，2009年為123%，2016年為85%，反映出下降的趨勢。）與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銷售相比，中國公司在美國的銷售是小巫見大巫。2016年，中國公司在美國的銷售僅為350億美元。事實上，按這個標準衡量，美國存在3100億美元的“盈餘”，比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還多出20億美元。也就是説，把跨境貿易和海外銷售放在一起考慮的話，中美兩國的地位大致是平衡的。與此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繼續在中國獲取着鉅額利潤，而且這種利潤會繼續增加，除非受到不明智的干預。特朗普的貿易戰恰恰就是“不明智的干預”。如果貿易戰繼續升級，美國跨國公司倒有可能成為特朗普所説的“最大輸家”。 ^[2] 

沈聯濤的父親是沈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