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恩

在兩岸三地甚而全球的華文讀者眼裏，李敖、金庸、林行止都是響噹噹的名字。殊不知，在20多年前的台灣，他們的作品休提“暢銷”，還都被列為“查禁目錄”不得出版。最終衝破重重阻礙，將他們的著作呈現給讀者的，正是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的創始人沈登恩。

1974年，沈登恩與王榮文、鄧維楨共同創立遠景出版社，此後推出了金庸、李敖、鹿橋、黃春明、陳映真、陳若曦、七等生等人的作品。沈登恩是一位有獨到眼光的出版家，在台灣出版界有“小巨人”之美譽。

20世紀60年代，金庸小説風行港澳，卻被台灣列為禁書。遠景成立不久，沈登恩想盡一切辦法與金庸簽下《射鵰英雄傳》的出版合同，1979年台灣解禁，金庸小説開始在台灣盛行，也為遠景出版社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當金庸熱在全球華文讀者中持續升温之際，沈登恩又油然想到了當年金聖嘆首肯和拔擢《水滸》文學地位的盛事。從一個文化人和出版家的眼光來看，沈登恩深感自己出版《金庸作品集》的初衷並不僅僅是供人消遣，他希望世人也不要僅僅把金庸的小説當作純娛樂、消遣的快餐，而低估了其文學價值。1980年10月，在考慮推進金庸武俠小説學術化，進而讓武俠小説大放光芒的計劃後，沈登恩首倡“金學研究”一詞，並策劃出版了一系列“金學研究叢書”，公開向海內外徵集金學研究稿件，使金學研究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在沈登恩的大力推動下，海內外探究金庸作品的文章書籍，很快就洋洋大觀。

林行止也是遠景出版大力推出的知名作家。林行止是香港《信報》創辦人，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由於林行止的政經評論常常批評台灣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書在台灣一直被禁止出版。沈登恩心愛林行止的著述，決心衝破禁忌。幾經爭取，遠景公司終於1989年搶得先機，率先在台灣推出《林行止作品集》，立即受到台灣地區讀者的極大歡迎。後來沈登恩又將林行止著作輸入內地，如今林行止在內地讀者中已有漸領風騷之勢。沈登恩熱愛文學，樂與知識分子往來，李敖的作品也都是靠沈登恩親自多次拜訪才得以出版。

後來遠景出版社解散，王榮文另創遠流出版社，沈登恩則將出版主力移向海外，香港、新加坡成為主要戰場。代表作品有《卧虎藏龍》、《七等生作品全集》等。為紀念遠景出版社創立30週年，沈登恩出版了大陸學者所寫的《張愛玲與胡蘭成》，此書成為他最後出版的作品。

當我校對完《當今台灣文學風貌》一書後，照例來到學校港台閲覽室，隨手翻閲香港《信報》，發現2004年5月21日刊登有著名作家戴天的《悼一個出版人》。他悼念的竟是不久前還和筆者聯繫過的遠景出版公司發行人沈登恩先生，我真不敢相信！於是再翻閲報紙，赫然又發現該報另有上海作家柳葉寫的《悼念 ^[1]  一位出版家》，我這

才相信沈先生千真萬確地走了！

在和沈登恩先生認識前，我曾通過電話、電傳與他聯繫拙著出版一事。他用傳真傳來的信中説：

古先生：

外遊剛回，很高興收到你的FAX。久仰大名，可惜一直無緣相見，年中游長江三峽時路過武漢，曾停留一日，只與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副社長匆匆一晤，如果那時能見面詳談，那就太好了。

孟樊先生是老友，不知他約您在台北或宜蘭山上見面？盼告，也請給我他的手機號碼，我來安排為您接風，邀他作陪，反正您此行必會經過台北的。

只要編選的文章都有來源，且經作者同意授權，我會設法為您出版，但台灣市場不大，要先有心理準備才好，請來台時將稿攜來，若有磁盤尤佳。覆函時盼先示知出版條件。

我曾向湖南中南大學出版社購置一書版權，歷時兩個月，E－mail不到台灣，磁盤寄不出內地，只能託人攜帶。如果您願幫忙，請致電文社長，請他即時將《國富論》一書光盤快遞寄您並代為攜來台北，先此預先道謝。

尊函提及的二部大作，若能簽名贈我最好。待您來台，我可以送您本公司的叢書。“遠景”創立三十週年，出版了1300種叢書。

匆此候復，即祝日安！ 弟　沈登恩　上 　2003．11．24

這裏講的赴台，係指我應佛光大學當代詩學研究中心主任孟樊教授之邀，於去年12月上旬到台北參加“兩岸詩學國際研討會”。抵台後，我馬上打電話跟沈先生聯繫。他原定晚上10點鐘來我下榻的飯店，後他忙得不亦樂乎，一直遲到深夜才找到機會與我商談出書的各種問題。我從交談中得知，他即將邁入花甲之年，可精力仍然這麼充沛，辦完許多事後仍興致勃勃地和我作兩岸出版的民間交流，並當場拍了不少拙著的有關圖片。

沈先生是一位有獨到眼光的出版家，在台灣出版界有過“小巨人”之美譽。在1975年初，當他得到金大俠的作品時，時任國民黨“新聞局”局長的宋楚瑜曾私下找他借閲《射鵰英雄傳》，可當時金的作品在台灣被禁。禁的理由非常可笑：毛澤東的詩詞中有“只識彎弓射大雕”之句，因而金的書名有影射毛澤東之嫌，是替毛澤東作宣傳的作品。大約在1977年，沈先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查禁金的作品理由不能成立，要解禁金大俠的作品。一旦時局好轉，他便以第一時間把金庸的作品引進台灣，並主編了一套“金學研究叢書”。他信中提到的要我簽名贈他的拙著，一是武漢版《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內有《“金學”的興起》專節，提到他主持的出版社為“金學”研究所作的拓荒性貢獻；另一本為吉隆坡版《古遠清自選集》，把他主持的“金學”研究叢書的封面當插圖刊入書中。當我把這兩本書當面請他指教並給他帶來《國富論》的光盤時，他非常高興。他是一位嗜書如命的人，難怪他的出版社出了這多有價值的書。像他率先出版的白先勇《孽子》，為台灣的“同志小説”開了先河。另有《七等生全集》以及陳映真、柏楊、高陽、陳若曦以及香港劉以鬯、董橋、彥火、林行止等人的作品，都是研究台港文化必讀之書。胡蘭成的作品也是他最先出版的。在我離開台灣前夕，他特地趕來為我餞行，贈我胡著《山河歲月》及其他文藝作品，並幫我郵寄台灣文友送我的一大箱書。

沈先生出書不怕爭議，不怕圍攻，當然也更不怕風險，如李敖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坐完5年大牢後，一般人都不敢出他的書，可這時候，沈登恩先生以出版人的智慧看到了李敖的價值後，曾三顧茅廬找李敖，李深受感動，便把新書《獨白下的傳統》交“遠景”出版。李敖事後稱沈登恩是“一位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他“是在出版界反應一流的人”。兩岸開展文化交流後，沈先生又風塵僕僕穿梭於台北與京滬之間，出版了內地作家張賢亮、陸文夫、高曉聲等人的作品，由此和一些內地文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財力和精力比過去有所遜色的情況下，當他在獵書過程中看到上海《咬文嚼字》資深編委金文明在山西出版的《石破天驚逗秋雨――餘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仍以出版人的敏鋭嗅覺買下繁體字版權。他不但未刪作者尖鋭的文字，而且在增訂本中還附錄了許多金、餘二人的論爭文章，並邀請金文明到香港簽名售書。這種敢向權威挑戰以及出好書的敬業精神，真令人感動。

今年2月，我在桂林參加台灣作家楊逵作品研討會期間，託台灣詩人施善繼先生把拙著的光盤帶給他。他事後來電話説：“凡是我決定的事情都不會改變的。請你放心，你的書我一定會出，但不要催我。”今年4月我曾寄上一份澳洲出版的內有拙作的報紙給他，我正為他未回信感到納悶，原來是他病了，且一病不起，於5月12日永別台灣出版界。這些天，我撫摸着他在今年初寄來的“遠景”出版的四本戴天作品集，心中不禁湧起一股悲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