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瓞民

沈瓞民，名祖綿，字瓞民、迪民，錢塘人。 沈瓞民幼承家學，及年長，考入浙江大學堂，畢業後留校任教習。1897年，沈瓞民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史地。 沈瓞民早年受康、梁思想影響，返國後即在上海創辦“時宜學塾”和“識字處”，宣傳救亡思想，被清廷列入“亂黨”名單予以通緝，遂先後八次遁往日本為逋客，化名“高山獨立郎”（後寫有《高山憶舊錄》，記辛亥革命前後之事）。客居日本時，他與孫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黃興等相互交往，並參與籌組光復會（後記有《記光復會二三事》一文），又加入同盟會，主編《胡天》（後有《談〈胡天〉雜誌》的回憶），鼓吹革命。當時他還寫有《讀史方輿紀要校補》、《中國外患史》等書籍。 1903年，沈瓞民奉浙江大學堂之命，再赴日本，當時與其同行的還有教習祝鳳樓等三人，四人皆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進修。這是他第二次赴日留學，因被分在魯迅所在的寢室內，遂得與魯迅相識。當時，在這所寓所內，共有八人同住一室（祝鳳樓歸國後為七人），室友還有陳衡恪、劉乃弼、顧琅、張邦華、伍崇學等，此外相與交往的還有來自浙江大學堂的許壽裳、厲綏之等。當時他們經常評論國家大事，共抒救國宏圖，“有時商量推敲文字，渴求新行；有時共抒雄圖，志在光復；有時濁醪痛飲，高歌‘狂論’”，後來沈氏撰有《回憶魯迅早年在弘文學院的片斷》、《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等，這也是研究魯迅早期生活和思想的極為珍貴的史料。當時與魯迅留學東京的同窗，後來留下回憶文字的，除沈氏之外，僅有張邦華、厲綏之等人而已，即曾與魯迅有南京、東京兩度同窗經歷的張邦華寫有《憶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此前由杭州求是書院派赴日本留學的厲綏之寫有《五十年前的學友——魯迅先生》，這些回憶可謂彌足珍貴，都是魯迅彼時狀況的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今尚存有魯迅和沈瓞民等的合影照片多枚。 ^[3] 

當時在日本的浙江留學生，有一革命組織“浙學會”，其主要聚會地點是《浙江潮》編輯王嘉韋的寓所，前來聚會的多繫有反清革命傳統的杭州求是書院學生，除王嘉韋、沈瓞民外，還有許壽裳等。 “浙學會”原在杭州，以求是書院師生為骨幹，後被清廷下令通緝，陳漢弟先生（書院監院）遂將之易名為“哲學會”，實際仍暗暗開展反清活動，卻以“哲學會”為掩護。其中許多成員後來也相繼留學日本，並另外組織秘密團體，又借日俄戰爭爆發之機，準備擴大成員，遂紛紛潛入內地，擬在浙、皖、湘發難，將之闢為反清基地。 參與“浙學會”在東京活動的，還有浙江人陶成章、蔣智由（《浙江潮》總編）以及軍國民教育會的龔寶銓、魏蘭等，當時沈瓞民和許壽裳亦邀請魯迅參加，不久後由浙江人為主成立的“光復會”，就是萌櫱於“浙學會”的。 1904年，沈瓞民受光復會推舉，潛入國內，策動倒清（據他的回憶：當時魯迅也正式加入了光復會），不幸事敗，遂潛往上海，執教於南洋公學、務本女學、健行公學和上海師範傳習所。武昌首義後，他率眾參加攻打上海製造局一役，後返浙江，先後任都督府秘書、上虞民事長、寧波民事長。袁世凱稱帝之際，他曾集合獨立旅、常備隊，參加“二次革命”，宣告寧波獨立。後事敗入囚，被光復會營救，再赴東瀛亡命，至袁氏暴死，方得回國，隨後在山東、山西、江西等處勘察煤礦。 1921年，沈瓞民定居蘇州，有書齋名“自得齋”，這是他的《中國外患史》一書版權所換得的。當時他還是章太炎國學會的特約講習。抗戰時，他又任新四軍地下經濟組織“長江商行”的董事，及至新中國成立，又先後出任江蘇和蘇州的省、市政協委員，繼又被聘為中國社科院特約研究員。沈瓞民曾長期研究《易經》，著有《三易新論》。 ^[3] 

沈瓞民故居位於蘇州市富郎中巷德壽坊3號。 ^[5] 

德壽坊乃辛亥革命元老、學者沈瓞民所建，坊門上飾有當年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葉天底設計的紅色五角星。 ^[4] 

《三易新論》、《回憶魯迅在弘文學院二三事》、 《記光復會二三事》、 《回憶魯迅早年在日本弘文學院的片斷》、 《浙江拒款保路運動的羣眾鬥爭及其他》等書、文。 ^[2] 

子：沈延國（1914~1985），曾師從章太炎，繼又入上海光華大學，專攻中國文學史，曾與楊寬等編著有《呂氏春秋集解》，交中華書局出版。後亦為章氏國學會講師兼《制言》編輯，1940年時曾與章太炎夫人湯國梨在上海籌建太炎文學院，由他擔任教務長，並主講中國文學史。抗戰時，他與沈瓞民曾同任新四軍“長江商行”的董事併兼秘書。 著有《鄧析子集證》、《逸周書集解》、《周易證釋》等，並編校有《章太炎全集》，可謂著述等身。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