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心工

清同治九年（1870年）2月14日，沈心工生於江蘇上海（今為上海直轄市） ^[2]  ，名慶鴻，字叔逵。心工是他作歌、作曲時用的筆名。1890年中秀才，1895年應聘約翰書院（後改為聖約翰大學）執教中文。兩年後，受“教育救國”思想的感召，毅然放棄了有優厚待遇的教席，考入南洋公學第一屆師範班。戊戌變法失敗後，一批志士仁人紛紛東渡日本尋找救國圖強的辦法。沈心工也於1902年4月赴日本，與魯迅同期進入設在東京的弘文學院。在日本，給了沈心工最大觸動的，是明治維新以後在學校教育、政治宣傳和人民生活中發揮着巨大作用的樂歌活動。這種朝氣蓬勃、熱情向上的學校唱歌，對積貧積弱、民心渙散的中國人來説，不啻為一劑救世良方。於是沈心工組織中國留學生成立了“音樂講習會”，專門聘請日本音樂家為師，研究中國樂歌的創作問題，這是中國人舉辦近代音樂講習活動的首創。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的樂歌之一《男兒第一志氣高》，就是沈心工當時的第一首習作。此歌后來在中國國內廣為傳唱（初名為《體操-兵操》）。

1903年2月，沈心工回到國內，執教於南洋附小，一干就是24年。他首先在自己的學校裏設置“唱歌”課，以推動樂歌浪潮。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的記載，這是中國小學設“唱歌”課的開端。這一創舉很快就在全社會獲得了熱烈的響應。沈心工身體力行，一生作有樂歌180餘首。從1904年起，他先後編輯出版了《學校唱歌集》3集、《重編學校唱歌集》6集和《民國唱歌集》4集。1937年重新修訂，精選出82首歌曲，彙編出版了《心工唱歌集》。此外，他還翻譯出版了《小學唱歌教授法》一書。1922年兼任大學部訓育主任，同時受聘於務本女塾、南洋中學、龍門師範和滬學會等處教授樂歌。

沈心工的祖輩原是名門望族，靠帆船航運發跡。1840年鴉片戰爭後，由於帝國主義殖民勢力入侵，帆船航運無法與洋人的輪船競爭，沈家家道日趨衰落。沈心工出生時，沈氏家業已處於瀕臨崩潰之際。沈心工的父親沈悦槓奉祖父之命主持家政，不僅承受着家業破產的壓力，還要靠典當和找些雜差來維持生計，這給幼小的沈心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痛楚的記憶。沈心工幼時從母親那裏接受啓蒙教育，後隨中了秀才的大哥讀書。8歲時全家客居長沙，12歲時移居青浦外婆家。1890年，沈心工考中了秀才，且成績優異，名列第二，但由於這年大哥不幸病故，於是他接替大哥當了上海一個官宦人家辦的私塾的教書先生，從此走上社會，自食其力。1891年，沈心工到江寧參加鄉試落第，這使他對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幻想徹底破滅，但是，準備參加鄉試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接着發生的家事、國事，又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強烈的震動。

1890年，沈心工從鄉下來到維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上海，一切都很新鮮。例如，“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廢除八股，舉辦新式學校，設廠製造新式武器等，都是當時進步知識分子經常議論的話題。父親為了全家生計，到遠離家鄉的湖南謀生，1892年因貧病交加，在長沙一個小客棧中孤寂地去世。1894年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沈心工對腐朽的清王朝徹底絕望。這時，由於聘用沈心工教授私塾的主人去世，他也結束了舊式教書先生的生涯。在任家庭教師的時候，沈心工還到英國人創辦的格致書院，聽院長講授數學。受此影響，他開始萌發研究西學的思想。

1895年，沈心工經人推薦到上海約翰書院教授國文。教書之餘，他還向外國牧師學英語，並師從崑曲名家學習崑曲。在“科學救國”、“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等維新思潮的推動下，上海的南洋公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的前身）於1896年創辦。該校首先設立的是師範學堂，培養新式的教師。沈心工知道此事時後，他毅然放棄約翰書院教席的優厚待遇，考入南洋公學師範學堂，主修數學，兼修英語、物理、中文等課程。不久，他又獲得兼課教師的職位。1900年，沈心工與師範班的同學籌辦了南洋公學附屬小學。1901年他畢業後即應聘任該附小教師。1902年4月，沈心工東渡日本，自費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後因發生日本政府夥同清朝欽差迫害中國留學生的事件，他與部分同學退學抗議，轉入中國人自辦的清華學校學習。

沈心工是中國近代普通學校音樂教育初創時期最早的音樂教師，一生作有樂歌180餘首。多數是採用外國歌曲的曲調，少數採用中國傳統民歌填詞或專門作曲。從1904年起，他先後編輯出版了《學校唱歌集》（3集）、《重編學校唱歌集》（6集，1911）和《民國唱歌集》（4集，1912）。1937年重新修訂，精選出歌82首，彙編出版了《心工唱歌集》。此外，他還翻譯編輯出版了《小學唱歌教授法》一書。沈心工的樂歌題材較為廣泛：有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黃河》《從軍歌》《愛國》等；有直接鼓吹國民革命、歌頌共和新政的《革命軍》《美哉中華》等；有提倡男女平權，重視科學的《女學歌》《電報》《紡織》等。他所編樂歌，多數是兒童歌曲。由於他長期擔任教師，對兒童的心理特點和唱歌要求有較深入的觀察與瞭解，因而善於描寫兒童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一些事物，使兒童感到親切。他也是最早使用白話文寫作歌詞的作者，所作歌詞淺而不俗，簡明易解。他選用曲調比較注意音樂語言的生動性和兒童特點。如他所編的《體操―兵操》《賽船》《竹馬》《鐵匠》等樂歌，在學生中廣為流傳。由他作曲的樂歌還有：《黃河》《革命必先革人心》《軍人的槍彈》《採蓮曲》《今虞琴社社歌》和《輟悼歌》等6首，以《黃河》一曲影響最大，此曲表現了作者對祖國的真摯感情，黃自在《〈心工唱歌集〉序》中對此歌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此曲“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詞的精神，國人自制學校歌曲有此氣魄，實不多觀”。

沈心工的貢獻，不僅表現在近現代新式教育特別是近現代新音樂教育和普及方面，還涉及其他許多領域。例如，早在1907年，沈心工為救賑淮徐大水災，就導演了話劇《兒戲》（又名《新舊紛爭》），義演賑災。這部劇借鑑日本明治維新後風行一時的“新派劇”風格，在中國話劇史上被稱為“新劇”。它與李叔同根據美國斯托夫人同名小説改編的話劇《黑奴籲天錄》同年寫成，是中國最早創作的話劇之一。從1919年至1922年三年間，沈心工還創作並導演了話劇《雪玫瑰》《忠勇之童子》《神仙布》《棠棣之花》，並在有的話劇中加上音樂，這在當時也很少見。沈心工還根據《趙氏孤兒》的故事改編和導演了崑劇《雙忠墓》，在南洋公學附小創建二十週年紀念會上演出。他在劇中採用了崑曲的三四十首不同曲牌，受到包括崑曲名家在內的觀眾的高度讚譽。

沈心工的音樂作品主要在樂歌方面，其創作樂歌題材較為廣泛：有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黃河》《從軍歌》《愛國》等；有直接鼓吹國民革命、歌頌共和新政的《革命軍》《美哉中華》等，有提倡男女平權，重視科學的《女學歌》《電報》《紡織》等。他所編樂歌，多數是兒童歌曲。由於他長期擔任教師，對兒童的心理特點和唱歌要求有較深入的觀察與瞭解，因而善於描寫兒童生活中所接融到的一些事物，使兒童感到親切。他也是最早使用白話文寫作歌詞的作者，所作歌詞淺而不俗，簡明易解。他選用曲調比較注意音樂語言的生動性和兒童特點。如他所編的《體操─兵操》《賽船》《竹馬》《鐵匠》等樂歌，在學生中廣為流傳。

由他作曲的樂歌還有：《黃河》《革命必先格人心》《軍人的槍彈》《採蓮曲》《今虞琴社社歌》和《輟悼歌》等6首，以《黃河》一曲影響最大，此曲表現了作者對祖國的真摯感情，黃自在《心工唱歌集序》中對此歌作了高度評價。

沈心工的作品雖然主要是按曲填詞，但他注意到歌詞的形象鮮明和通俗易懂，也注意到使外來曲調與中國語言在音調、節奏上的結合，所以很多樂歌的詞曲都很吻合自然，在羣眾中廣為傳唱。

沈心工作品的風格典雅雋永，詞曲配合貼切，易於上口，因此在社會上流傳極廣。黃炎培在為《重編學校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寫道：“沈君之所以為……良導師者，不惟以其得風氣先，尤以其所制樂歌，雖至今日作者如林，絕不因此減其價值，且與歲月同增進焉。”著名音樂家黃自為《心工唱歌集》所作的序文中説：“先生的歌集，風行最早。……所謂‘盛極南北’確係事實而不是過譽。所以現在的青年教師及歌曲作者多少皆受先生的影響，這一點貢獻，也就了不起了。”1911年出版的《二十世紀女界文明燈彈詞》，在記述一個“女權運動”組織搞的一次“天足會”的集會上用風琴伴唱沈心工創作的《女學歌》的場面時，有這樣的描寫：“擊掌完時琴韻高，一曲清歌聲婉轉，原來是振興女權訓兒曹，心工沈氏傳佳制，淑性陶情要算是第一挑。”由此可見沈氏的作品在當時的風行情況。沈心工的180餘首樂歌，所涉題材極其廣泛。作品大多沿襲了日本樂歌的風尚，多用歐美或日本的名曲、民謠填配歌詞。一部分則是他自己專門作曲的，也有一部分是採用了中國傳統民歌的曲調。

從1900年與南洋公學師範班的同學一起籌辦南洋公學附屬小學，1903年2月從日本回國後執教於這所小學，到1927年被迫離開，在近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沈心工始終堅持“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關心每個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併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沈心工幾乎長年住在學校，很少回家。每天起牀鍾一響，他總是第一個跑到操場，集合學生出操；每晚宿舍熄燈，他也必巡視一週；逢節日假期，對於住校的華僑學生，他格外關心，常帶他們到杭州等附近各地去旅行；甚至連學生的桌椅板凳和寢室的牀鋪、照明都作了精心的設計；對待學生就像對待自己子弟一樣，嚴而不厲，諄諄教導，卓有成效，在學校和社會上威望很高。對此，曾是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學生的鄒韜奮，曾有如下一段回憶：“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幹練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這個小學裏面，所以把學校辦得很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沈心工受革命軍之託，率部光復青浦。可當地軍民擁戴他任青浦主事時，卻遭到他的婉拒，他仍回到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主持校務，1922年又兼任大學部訓育主任。1927年，北伐軍進入上海，在“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前幾天，上海的政治氣氛十分異常，國民黨派員分別接管了交通大學（即南洋公學）和附屬小學。沈心工被迫辭別這所學校。沈心工繼續創作歌曲，編輯出版他的唱歌集，後被教育部聘為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參與音樂教材的編審工作。

沈心工執教近三十年，桃李滿天下。他常應學生的邀請赴各地遊覽，受到學生的熱情歡迎和接待，他們相聚猶如家人父子，極為歡愉。1947年，沈心工病逝於上海寓所，並按其遺囑海葬於吳淞口。沈心工去世後，其生前師友唐文治、黃炎培、顧樹森等十餘人發起成立“心工音樂年獎”，以紀念他的貢獻。

沈心工是點燃樂歌運動火炬，開創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先河的啓蒙音樂家，被李叔同稱為“吾國樂界開幕第一人”。從1903年沈心工在學校創立唱歌課，推動中國近現代新音樂啓蒙運動開始，中國的音樂事業跨越了幾個時代，有了長足的進步。沈心工發起的“樂歌運動”是繼教會與教會學校裏的聖詠、軍隊裏的軍歌之後，把西式集體歌唱的演唱方式，廣泛引入到了中國的學校。樂歌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不僅影響了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紅色根據地的工農革命歌曲，也為30年代響遍全國的抗日救亡羣眾歌詠運動的興起作了準備。沈心工一生為實現民族自強、振興中華的理想，立足教育，以歌作戈，奮鬥了一生。沈心工作為開拓者，以他那中華民族的正氣歌聲，陶冶和影響了整整一代人，鼓舞了在深重苦難中奮起抗爭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