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圖

1937年11月，沈圖投筆從戎，奔往延安參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2月畢業於抗日軍政大學。歷任抗大主任教員，團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野戰軍二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長，二十兵團政治部部長等職。在抗大時他一邊與日本鬼子打仗，一邊堅持教學。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奉命到任邱、河間、饒陽、滄縣一帶組織新兵團，任新兵團指揮。

1947年進軍內蒙古，他參加瞭解放包頭的戰鬥，包頭解放後主持軍管委工作。1947年冬，又帶兵參加瞭解放石家莊的戰鬥。北平解放後，帶兵參加瞭解放太原的戰鬥。後又帶部隊負責京、津、張家口、山海關一帶的警備任務。

新中國成立後，沈圖奉命投身於中國民航事業建設。歷任中蘇航空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中國民航局副局長。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幫”後，於1977年任中國民航總局局長，後又被選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  。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撤銷沈圖中央委員職務的決定 ^[2]  。

1950年，毛澤東主席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達成協議：成立中蘇航空公司。按照協議規定，由中蘇雙方派員輪流任公司總經理。中蘇航空公司首任總經理是蘇聯人，沈圖為公司副總經理。從“小米加步槍”道路走過來的沈圖，從此與飛機打交道了。周總理找他談話，笑着問：“沈圖，你見過飛機嗎？”沈圖答：“沒見過，也可以説見過。

在小米加步槍的年代，我見過的飛機是向我們狂轟濫炸的，那時我們怕見飛機。”總理聽了哈哈大笑：“是啊，那時我們怕飛機，現在我們應該愛飛機了。”總理又説：“航空事業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是一項新興的有廣闊前途的事業。沈圖，你首先要愛這個事業，變外行為內行，關鍵問題是要善於學習。”聽了總理的話，沈圖深感責任重大。為不辜負總理囑託，他首先在公司各級幹部和職工中掀起了學習航空業務的熱潮。他認真聽課，和大家一起參加考試，並經常到駕駛艙裏看飛行員操作，還親自駕機從伊寧飛到烏魯木齊。總理知道此事後，又親切地對他説：“你實踐一下飛行操作是好的，主要是學習管理。”總理的話不多，但給沈圖帶來了無比温暖，指明瞭方向，於是他下決心學習管理，很快成為中國民航事業管理的行家。從1952年起，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他和同事們一起重點抓專業航空，也搞運輸航空，民航兩翼齊飛。30多年中，在祖國960萬平方公里大地的上空攝影製圖；在長達2300多萬公里的飛行中，為國家找出了很多礦藏；在光山禿嶺、黃土高原，飛機播種造林、植草近1600萬公頃；在防治禾苗和森林病蟲害等方面成就更是顯著。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卓有遠見地指出：“中國民航不飛出去，就打不開局面，一定要飛出去，才能打開局面。”沈圖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開闢國際航線的規劃，親自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通航談判。

1963年9月，沈圖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巴基斯坦談判兩國通航問題。他提出的由西線飛入中國的航線方案，得到周總理的肯定，中巴通航談判很快達成協議。1964年4月29日，兩國正式通航。中巴通航以後，我國西部大門打開了，民航飛機經過巴基斯坦，可以直接飛往歐洲和非洲。當時外電報道：“這是中國航空史上的盛舉。”

1965年，沈圖率代表團赴仰光修訂《中緬航空協定》，獲得了我國日後飛行東南航線的業務權。從這一點切入，我國的民航事業向外擴展有了更大的空間。在基本完成東南亞航線佈局後，他又着手研究從北線和西線飛出去的計劃。

1966年初，沈圖率代表團去莫斯科談判，簽訂了《中蘇航空交通協定》。為我國日後經莫斯科通往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空中通道提供了可能性。同年5月，沈圖又率團赴法國，與以法國外交部秘書長阿爾方為首的代表團進行中法通航談判。6月1日，雙方簽訂了《中法航空交通協定》。這不僅為中法順利通航奠定了基石，而且為我國開闢亞洲到歐洲的航線鋪平了道路，同時也為利用與法國的通航，開闢通往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航線打下了基礎。為了建立中法直達航線，必須與航線經過的一些國家建立過境關係。為此，他又訪問敍利亞、伊拉克、埃及等國，通過商談，疏通了關係，為建立西亞和歐洲聯程航線做了積極的準備。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總理關於“飛出去”的指示受到嚴重干擾，開闢新航線的計劃被迫停頓下來。沈圖也被無辜關押達5年之久。

1973年，周總理再作指示：“要飛出去打開局面，要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建設民航事業。”並下令讓沈圖從河南南陽返回北京，恢復了他在民航局的工作。沈圖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恩怨，更加努力奮發，堅定地繼續執行周總理“飛出去”的指示，把尚未開闢的國際航線陸續開闢出來。

1974年，沈圖主持了中日通航談判。當時談判很艱難，常要夜以繼日地進行。周總理抱病聽取了沈圖的彙報，並作了很多重要指示。中日通航談判終於克服種種困難，取得了理想結果，我國在東方又打開了一扇大門。

1980年的中美通航談判，是我國通航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最複雜、最棘手的一次談判，談判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兩地進行。沈圖根據中央指示和《上海公報》的精神，他直接負責與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研究、商討，把國務院領導確定的談判方針和對策，結合通航業務，下達給在一線參加談判的正副團長，聽取他們對談判情況的彙報，制定具體的可行方案。沈圖在同當時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談話時，曾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中美通航談判的情況：“中美航空大門上掛着一副對聯，在美國一邊是‘天空開放，自由競爭’，在中國一邊是‘尊重主權，平等互利’，如何打開這扇大門？簡言之就是要把兩種衝撞政策調和起來。”經過雙方努力，1980年9月10日，在華盛頓白宮內，薄一波副總理和卡特總統分別在“中美民用航空運輸協定”上簽字。1981年1月7日上午，沈圖飛往美國，慶祝中美正式通航，從此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一座中美間1.6萬公里長的空中橋樑 ^[1]  。

沈圖不遺餘力地帶領民航全體人員踏踏實實地開闢和發展國際航線，先後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航空協定，建立起一個以北京為中心、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網，實現了周總理生前關於“飛出去”的遺願。

我國民航安全飛行在國際上有良好的聲譽，在沈圖的記錄本上，周總理坐我國民航飛機最多，共有73次。總理到全國各地視察、出國訪問或陪同外國元首參觀，大多由沈圖跟隨前往或親自佈置專機飛行。

在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建設史上，正如楊成武、孫毅、唐凱、胡逸洲等同志在《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創建者》一書中所説：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沈圖同志的業績，他為新中國民航事業作出了一個又一個重大貢獻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