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放

沈國放，1952年出生於江蘇省常熟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七歲就讀於常熟縣實驗小學，喜讀中國古典書籍。1968年10月中學畢業，69年初到常熟縣古裏公社插隊，兩年後被招工進入常熟縣半導體器件廠，在廠期間，自學日語。1974年用日語寫了一篇文章給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一位教授。這位教授收到文章後被感動，立即通知沈國放面試。就這樣沈國放獲得了入讀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資格。沈國放夫人是中國外交人員服務局會計，育有一女。

1978年-1981年，任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科員

1981年-1983年，中國任駐駐尼泊爾大使館隨隨員

1983年-1984年，外交部新聞司隨員

1984年-1993年，外交部辦公廳秘書，1984年7月開始擔任錢其琛的秘書。

1993年-1996年，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1996年-1998年，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發言人

1998年-2002年，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大使

2002年-2003年，中國中央黨校學習

2003年3月-2005年12月，外交部部長助理。

2005年12月-《世界知識》出版社任總編輯。 ^[1]   ^[2]  

説起當初的工作調動，沈國放坦言，作為政府官員，當然要聽從組織上的調配。至於箇中原因，他淺笑着不作回答，只表示自己不清楚。

一九九四年初至一九九七年底，沈國放擔任外交部發言人，他的開放、簡練和幽默，至今仍令曾採訪過他的記者們印象深刻。

沈作為發言人的首次亮相是在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次確實比較緊張”，沈國放説。雖然之前多次隨錢其琛等領導人出訪，見過很多大場面，“但等到你自己來面對這麼多攝像機，這麼多記者提問的時候，還是比較緊張”。

沈國放回憶説，當時還沒有專門的發佈廳，記者會在國際俱樂部舉行。當四十分鐘的記者會結束以後，坐在回外交部車上的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回答過哪些問題

在沈國放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司長期間，外交部例行發佈會有了重要改變，一直沿用至今，包括髮言人由坐着改為站着回答；交互傳譯改為同聲傳譯；每週一次改為每週兩次；為外國記者增加了吹風工作。

沈國放説，交傳改為同傳可以節省時間，但對發言人的要求大大提高；至於由坐着改為站着回答提問，他簡單解釋説，自己比較喜歡站着回答問題，“這也更符合國際慣例，站着回答能夠更好地與記者交流，更自然一些”。

作為外交部發言人，需要經常代表國家對一些重大問題表態。一九九六年，台灣的李登輝宣揚“兩國論”，中國大陸在東南沿海舉行軍事演習。有美國記者詢問：中方的強硬態度會否影響中美關係？對此，沈國放正色道：“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而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重要性要遠遠超過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時隔十多年，沈國放説，自己並沒有迴避問題，但也沒以現成的外交辭令來應付，“我只是在陳述一個事實”。事後，有國外媒體形容沈“一針見血、乾淨利落地表明瞭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

“作為一名政府發言人，必須要懂得什麼時候可以講得長點、透點，什麼時候只需一兩句話，什麼時候一針見血，什麼時候要稍微迴避一下”，沈國放認為現在外交部發言人應對得更好了，青出於藍勝於藍。

與之前忙於一線外交不同，現在沈國放可以有時間靜下心來看書，做些研究，多跟國際國內學者交流，進一步拓寬思路。“沉下心來多看書，多思考是我多年追求的一種工作方式，這也正是以前在一線時缺少的東西”，沈國放説，“如今我更多的是以一種學者的姿態、方式和邏輯去研究國際問題和形勢”。

回憶起三十年前剛進入外交部工作時的情景，沈國放説，當時外交工作中傳統做法與觀念比較多，意識形態氣氛很濃，外交領域和思路都比較窄。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外交和整個國家一樣，發生了鉅變。

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特點:中國外交日益活躍；處理國際問題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外交以人為本，領事保護得到了加強；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依存大大深化，國內國際互動日益增強；國際關係中的中國因素越來越重要；經濟、文化外交的力度加大了，作用上升了。

沈國放説，當前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趨勢還在向縱深發展，中國綜合國力還在上升，中國外交的潛力巨大。他認為，中國應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熱點難點問題上應更注重預防性外交；更深入地參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發揮中國獨特而建設性作用。沈國放説，中國外交理論的系統研究要大大加強，迄今這還是空白。

作為世界知識出版社的總編輯，沈國放除負責常規性的雜誌、圖書出版發行等事務外，還在積極打造世界知識論壇、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和世知國際商務有限公司。對於出版業務，沈國放説，“這對我是一個很大挑戰”。擔任這項工作幾年來，也有一些思考，但總體而言，沈國放認為，世界知識出版社要着力提高的是市場意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