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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剛伯

鎖定
沈剛伯(1896-1977),亦名汝潛,湖北宜昌人。祖父達軒,宜昌名儒;父明道,日本弘文學院畢業,終身致力於湖北教育事業。沈剛伯11歲考入湖北方言學堂,1917年畢業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留該校附中任教。1924年官費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西洋史。1927年畢業回國,先後任湖北省教育廳秘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朱家驊任教育部長和交通部長時,曾先後邀請他出任教育部、交通部次長,均婉謝。在中央大學常任招生委員會委員,負責命題、主試和評卷工作,堅持以考績為錄取學生準則。抗日戰爭時期,中央大學遷重慶,沈剛伯隨往。應邀赴川省各校講學。抗戰勝利後任教於南京臨時大學,後在國立編譯館工作。1948年應聘台灣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並代理教務長。1950年11月,台大校長傅斯年病故,代理台大校長至次年4月。在主持台大文學院期間,先後增設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學系、文科研究所、外國語文學研究所,並於研究所開設博士班。1954年,與在台歷史學家組織中國歷史學會,任首屆理事會理事長。1957年與李濟之共同主持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1965年應聘到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1年。1970年當選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自台大退休,仍繼續任教台大並應聘為輔仁大學講座教授。1977年7月31日,沈剛伯在台病逝。 [1-2] 
中文名
沈剛伯
國    籍
中國
籍    貫
湖北宜昌
出生日期
1896年12月4日 [3] 
逝世日期
1977年7月31日 [3] 
畢業院校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英國倫敦大學
主要作品
《沈剛伯先生文集》
《史學與世變》
汝潛

沈剛伯人物生平

沈剛伯,譜名大烈,字汝潛,湖北宜昌市夷陵區三鬥坪鎮(現為三峽大壩壩址所在地)暮陽村人。其祖父沈達軒為宜昌名儒,父親沈明道日本弘文學院畢業,終身從事教育事業。 [3] 
沈剛伯4歲時祖父教他識字,發矇的書是《史鑑節要》。從6歲起,他才正式讀書,開始寫字。沈剛伯7歲時,父親沈明道從日本留學回國,任教於武昌普通中學堂。他們全家移居省城。祖父每年夏天返鄉度暑,年節往往返鄉度歲,其餘八個月全用來教孫子讀書。 [3] 
沈剛伯11歲時,考入湖北方言學堂。那時他的祖父已經65歲,從此返鄉,不再涉足城市,也無法顧及孫子的學業。沈剛伯在校三年,學習非常用功,廢寢忘食,到了夜晚總是用微弱的燈光看書,以致將眼睛弄成了近視。他看完了《莊子》、《荀子》、《史記》、《文選》、《讀書方輿記要》,乃至《金剛經》、《華嚴經》都看過。《六祖壇經》他是當小説看的。這三年中,他曾經細加玩味過的書刊是《通鑑論》、《宋論》、《明夷待訪錄》和《新民叢報》。 [3] 
1911年,沈剛伯先生在湖北方言學堂畢業。次年考入湖北文華高等學堂,剛上幾個星期的課,武昌首義爆發。此後世道變了,學制也變了。1913年4月,沈剛伯先生接到父親來信,要他赴省城報考大學。他的理想是報考北大,由於時局未寧,其父不準北上,不得已只好報考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3] 
1917年,沈剛伯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即留校附中教授歷史與英語。1924年沈剛伯考取官費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埃及學、英國史、憲政史,留學三年半時間。1927年畢業回國,經俞大維介紹,至中山大學任教。1931年沈先生到南京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後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史和國別史的課程。當時能在大學裏專門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歷史課的國內尚不多見,實為在中國開闢世界史研究的先驅,且是一位有史學、史才、史識和史德的學者。他講課娓娓道來,如同目擊,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卻又有條不紊。沈剛伯和地理系胡煥庸是當時中央大學最叫座的教授。 [3] 
沈剛伯先後任湖北省教育廳秘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還在金陵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幹部學校、政治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柏林自由大學任教。1932年,他的好友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勸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婉謝。沈剛伯曾先後應邀出任招生委員會委員,負責命題、主試和評卷工作,堅持以成績為錄取學生的準則。朱家驊改任交通部長時,又勸他出任交通部次長,亦被謝絕。 [3] 
沈剛伯 沈剛伯
1942年秋,沈剛伯繼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他為提倡對西北邊疆問題的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請專家講授維吾爾文,聘韓儒林先生講授新疆史、蒙古史,請金毓黻先生開設“東北史”課程。所以,在國內大學的歷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央大學歷史系。抗日戰爭時期,中央大學遷重慶,他又應邀赴川省各校講學。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任教授。抗戰勝利後任教於南京臨時大學,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47年改名國立政治大學)任教,仍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後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任教時間最長的是中央大學,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歷時14年。 [3] 
1948年,沈剛伯已應胡適的聘請,擬赴北京大學任教。因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力邀,乃渡海赴台,任台灣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及歷史系主任,並代理教務長。沈剛伯先生在主持台灣大學文學院期間,致力於院務的推進和學術水準的提高,不遺餘力,設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系,使台灣大學文學院有了六個系。1949年增設文科研究所,後於1956年增擴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4個研究所,1966年又增設外國語研究所。1967年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歷史研究所的碩士班分為一般史學、近代史、中國藝術史三組。他並全力協助發展校務,安定師生生活,佈置讀書研究環境,使校內一時的混亂情勢頓時為之一清。 [3] 
1950年11月,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病故,沈剛伯代理台大校長至次年4月。後又與錢思亮校長着力構建“台大精神”,為台灣大學校歌填詞。1954年3月,沈剛伯與在台史學家組織成立了台灣的中國史學會,任理事長。理事會與監事會成員中有胡適、張其昀方豪錢穆李濟姚從吾羅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幹郭廷以、劉崇宏、張貴永董作賓毛子水、朱家驊、李宗侗凌純聲等學者。沈剛伯還與考古學家李濟在台灣共同主持“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工作,開展了東亞各國漢學家與西方各國漢學家之間的許多學術活動。 [3] 
1961年,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成立,由當時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兼系主任。先生雖非專長於國學,但是對於充實該系的圖書設備以及師資延攬卻十分關注,使得該系能夠在良好的環境、優良的師資和設備之下茁壯成長。先生治學嚴謹,為人和藹可親,對同學均深致期許,常説“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1965年6月,圖書館學系第一屆畢業同學共25人,沈剛伯先生贈言:“圖書館學系是台灣大學的一個新系,我們要養成日新又新的精神,不斷吸收新知識,學習新方法,擴充新設備,培養新人才,以刷新發揚我們已有了兩千多年曆史的圖書館事業和學問。”同年先生應邀赴西柏林自由大學講學一年,回國後專任歷史系教授。1970年沈剛伯以其學貫中西、開史學新風、對中國史學及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係的獨到見解,被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退休後,仍繼續任教台灣大學並應聘為輔仁大學講座教授。 [3] 
1977年7月31日,沈剛伯在台病逝。1982年,台灣《中央日報社》出版《沈剛伯先生文集》共50餘萬言。 [3] 

沈剛伯人物評價

沈先生晚年致力於國史及中國文化的闡發,並對中西上古學術思想作比較研究,解析入微,見地新穎。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求聞達,全心貢獻於教育事業。先生賦性淡泊,不重修飾,長年一席長衫,一頭亂髮,一支香煙,被譽為“台大八景之一”,和那位大熱天還穿長袍的學生李敖並列為“怪景”。沈先生終生信守的箴言是:量才適性,敬業愛人。他説:“惟有量才適性,才能成就其融貫古今,博通中外的大學問、大見識;惟有敬業愛人,才能講學杏壇前後60年,淡泊自甘,不改其樂,作育英才,功在國家。” [3] 
參考資料
  • 1.    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南京社會科學志.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1053
  • 2.    湖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湖北省志 人物(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816-817
  • 3.    史學大師沈剛伯先生  .南京大學主頁.2015-04-23[引用日期2024-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