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

沈兼士（1887年-1947年），名堅士，原籍吳興（今浙江湖州）。沈尹默之弟。中國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教育學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於陝西省漢陰縣城，1905年19歲時與兄沈尹默自費東渡日本求學，入東京物理學校。時章太炎先生居東瀛，沈兼士拜其門下，並加入同盟會。歸國之後，先後任教於北平大學（今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學創辦研究所國學門，任主任。曾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稱，為中國新詩倡導者一。 沈兼士創立漢語“文字畫”、“初期意符字”等學説，是清末檔案整理的開拓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並寫作新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抗戰期間，曾任《魯迅全集》編委，參與組織抗日團體“炎社”。在訓詁、文字、音韻、檔案學等領域獨有所識，建樹頗豐。著有《文字形義學》《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等。

1947年逝世，享年六十歲。

由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學術論文集》，收入有關文字學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包括文字訓詁、書籍序跋、歷史檔案整理等三方面內容。

沈兼士曾參與故宮博物院維持會，1925年出任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主持文獻部工作，並被推舉為故宮博物院理事。1929年任文獻館副館長，1934年任館長至1947年病逝。

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期間，他組織集中宮中各處散存檔案，聘請著名學者協助指導，將軍機處、內閣、內務府及宮中各處檔案分別整理編目；開闢陳列室展出有價值的檔案；組織編輯出版《文獻叢編》《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獄檔》等30餘種書刊。任文獻館館長時，對清代檔案的整理制訂了較為細密的計劃，並開始對檔案整理的原則和方法進行研究，提出整理檔案應以不失原貌為原則，主張系統地加以分類整理，擯棄只注重搜求珍奇史料的做法，先後撰寫了6篇有關明清檔案管理的論著。他將歷年經驗總結編成《整理檔案規程》,對明清檔案管理和檔案學做出了具有開拓意義的貢獻。在語言文字學方面,他著作宏富,其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主要著作有《廣韻聲系》(主編) 《段硯齋雜文》《文字形義學》《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等。 ^[1] 

沈兼士於1947年8月2日因腦溢血病逝於北平，葬於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會上，金息侯先生親筆撰寫的輓聯是：

三月紀談心，君真兼士，我豈別士；八年從抗戰，地下輔仁，天上成仁。

這如實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濟世愛國的一生。

1922年，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他帶領學生及同仁將久積凌亂的故宮清代檔案整理出來，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高度稱讚：“有功史學，夫豈淺鮮。”也就是這一時期，他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外流。國寶免遭劫難，沈兼士立下大功。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沈兼士同魯迅、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站在一起，發表了七人簽名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聲援女師大同學的正義鬥爭。1926年，他隨魯迅先生同赴廈門大學國文系任教，不久返回北京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1929年，他進輔仁大學，任文學院院長。這一年5月，魯迅從上海北返探親，重見了當年的老友，曾不無感慨地寫信給許廣平説：“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老朋友沈兼士本色依然，深得魯迅信任。

抗戰開始後，沈兼士滯留北京，仍在輔仁大學執教，與同人英千里（英若誠之父）、張懷等秘密組織“炎社”（後又改為“華北文教協會”）進行抗日鬥爭。這些人的抗日行為，最終為敵憲所聞，偵騎四出，並被列入黑名單中進行追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沈兼士於1942年12月16日微服潛出北平，輾轉到了重慶，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任名譽教授，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他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負責接收敵偽文化教育機關。其後復任教輔仁、北大二校。沈兼士在抗戰中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一個民族誌士的正氣與大節，可圈可點。

他的學生，後任台灣輔仁大學教授的李維曾這樣評價他：“自古風流藴藉，最擅佳名，惟世間究有幾人如是，殊難言之，雖然，先生固真名士。”

沈兼士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一生致力於語言文字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語根字族”之學。

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祛各家之短而形成的。他總結了過去的右文學説、聲訓理論、音轉學説以及王念孫的“因聲求義”理論，揚棄了舊説的失誤，吸收了國外語言文字學的某些方面，為研究漢語詞彙、字族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可惜這套學説和研究成果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後代學者對沈先生的字族理論時時援引，但是進行系統總結和評價的卻很少。沈先生的理論博大精深，眾多細部之所以然，需要後輩學人反覆地體味，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先生曾經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會員，“漢字省體委員會”的委員，“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在建立漢語字族學方面，著有《廣韻聲系》（輔仁大學，1945年）一書，在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的經驗與成果的基礎上，將語義與語音結合起來研究，以文字為標音符號，從敍述諧聲字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揭示漢語語根與派生詞的親族關係，即建立漢語的字族學。他認為這是建設漢語語言學的必要條件。 《廣韻聲系》是其從漢字讀音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代表作。而《右文説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3年）一文則是其從漢字形體入手研究漢語字族的重要著作。他認為右文説的作用在訓詁學上可比較字義，把握語言的變化，而不致拘於漢字的形體；還可探尋語根。他研究右文説，把漢字作為音符，以此將形、音、義聯繫起來研究並探討其間的關係，突破了《説文解字》因形取義的陳法。這是對古代語言研究的一大貢獻，可啓發後人注意對漢語語根之源的探討，為漢語語源學的建立打下了基礎。為了進一步研究音符，他還著有《聲訓論》（《辛巳文錄續集》，1941年）一文，認為義類相通，聲類相同是聲訓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聲訓義類，可證明古音的分部，也可確立漢語的字族。《廣韻異讀字研究序》（《益世報·人文週刊》1947年6月23日新7期）一文對中國文字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一字數音”的現象和古代有無四聲的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漢語自古就有聲調，聲調變動是漢語單音節詞最容易發生的必然現象，古代字音的聲調本來就是“流動不居”的。他對語言文字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有二傾向：一為意符字之研究，一為音符字之研究。意符之問題有三：曰文字畫，曰意符字初期之形音義未嘗固定，曰意通換讀；音符之問題亦有三：曰右文説之推闡，曰聲訓，曰一字異讀辨。二者要皆為建設漢語字族學之張本。”（《聲訓論》）。此外，他還著有一些研究具體某個漢字的字族的論文及《段硯齋雜文》（1947年）一書。其批註的《釋名疏證補》被辛德勇先生稱為“閲讀和利用《釋名》一書的最佳版本”。

沈兼士曾主持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著名的文獻檔案學家。整理清代遺留歷史檔案，為學術界開風氣之先。

辛亥革命後，清廷內閣大庫檔案流散，引起史界、文化界學者痛心疾首。他整理了內閣大庫剩餘檔案。他認為，檔案於一代政治、學術關係極大，整理檔案之目的在於充分便利使用。提出擋案分類不同於圖書分類，主張檔案分類按機構、團體分類、在主持文獻館工作期間，檔案分類是按機構分類的。後又取北京大學所藏漢文黃冊1900餘冊，重加分類列目。彙編有《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蔡元培為該目作序，稱他的整理工作“為閲覽便利，有助於史學”。

沈兼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語言學外，他的書法也頗好，雖然不及其兄尹默有名，但更多瘦勁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風格。當年魯迅編《北平箋譜》，曾請他題簽，可見他書法的功夫。

在中國哲學史方面，沈兼士也素有研究。

馮友蘭在早期北大曾是沈兼士的學生，他在《三松堂學術文集》中有一篇1935年所作的《近年史學界對於中國古史之看法》的演講，其中談到沈兼士時説；“沈兼士先生和胡適先生是表現兩種不同的研究史學的態度。沈先生認為的中國哲學史的發創的時期比胡先生認為的早，所以沈先生對於秦以前的哲學以為仍有研究之必要，而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認為中國哲學是應該自‘先秦時期’開始。”

沈兼士的舊體詩、新詩都寫得很好，但現在能見到的卻很少了。

沈兼士題字(2張)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字學，提出了文字既起源於語言又起源於繪畫的文字起源的二元説，並且提出了文字畫的概念，沈兼士的觀點在建國前後引起爭論，唐蘭、梁東漢等人對沈兼士文字畫理論進行了批評,唐蘭的《中國文字學》1949年3月出版時，沈兼士已經辭世，我們不可能看到沈兼士對唐蘭批評的回答。但是建國後文字學界還是客觀地評論了沈唐關於文字起源的論爭。經過論爭沈兼士的觀點受到普遍認可。從文字體系的角度來説，文字畫的階段是存在的，文字畫可以説是漢字的源頭。中國文字學在批評與反批評的論爭中發展，文字源於圖畫的觀點現已為大多數文字學者所接受。

擷取沈先生幾個生平片段，讓我們對他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

一、沈講課時，總是閉着眼講，同陳寅恪先生講法一樣。到下課時，才睜開眼睛，走出教室。他是一位愛國的老專家，痛恨特務、偵探進入學校監視學生和教師。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討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説：“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説：“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註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隨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二、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於是他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沈兼士先生對民族文化真可謂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三、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還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説：“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説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説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四、沈兼士家境並不寬裕，甚至每搬一次家，都不得不出售部分藏書以補貼租金。學生們記得視書如命的老先生賣書時那副可憐樣兒。一個下午，老先生在藏書的小屋找書出售，他一邊唸書名，家人一邊在外記下出售清單。有時候，一個書名説出來，過了會兒，又捨不得，再説勾掉。結果，最後一看，捨得賣的書，值不了幾個錢，又只好把勾掉的書名再一個個寫上。當時，許多教書先生都有自用包車，而這位沈兼士教授，卻往往只是挾一個顏色黯淡的皮包，步行上課。課餘，深居簡出。偶爾，他也光臨東安市場的五芳齋吃頓小吃，然後匆匆離去。

五、1914年，沈兼士同魯迅先生相識，並過從甚密，書信往還，經常聚首， 《魯迅日記》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魯迅逝世之後，沈兼士全力支持參與出版魯迅全集，接濟魯迅遺孀朱安，朱安為魯迅付出了一生，最後幾年依然在執行魯迅遺囑上不折不扣。魯迅遺囑第一條就是：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魯迅死後，朱安生活困頓的消息傳到社會上，面對各界捐款，她嚴格按魯迅遺囑，除了魯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贈款外，她對朝鮮劇人藝術協會理事長徐廷弼及《民強報》記者等人的捐贈，均予以謝絕；對北平《世界日報》欲為她發起募捐，她也説：“不便接受，最近曾收到沈兼士先生送來的一筆款子，是國幣五萬元。這筆錢，本來是上海的許先生託沈先生帶的，但沈先生當時並沒有拿那筆錢，只説到北平一定給魯迅夫人送一點款子去；結果，錢是送到了，然而並不是許先生託帶的，而是沈先生自己跟幾位老朋友湊起來送的。”

[普通古籍]

三沈紀念館位於漢陰縣縣城以西古城牆邊，旨在紀念新中國文化巨匠、新文化運動先驅、北大著名教授、中國文學大師沈尹默、沈士遠、沈兼士三兄弟，沈氏三賢青少年時代曾生活於漢陰，2004年修葺完善，陳列“三沈”事蹟及作品供後人瞻仰、紀念。 1912年秋沈兼士到北京，受聘於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正趨全盛，名流雲集，社會有集其姓氏而並稱之美談，時有“五馬”、“四陳”、“三沈”、“二週”之稱，“三沈”即沈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三人，他們同在北大任教，同為北大評議會成員，當時在北大被稱為“沈氏三兄弟”。

《長安客舍之夜》

亂裏笙歌雜楚辛，酒顏紅頰白頭新。

遙知燈火闌珊處，更有份離念遠人。

《入蜀雜詩》

盡室羈窮域，孤征念老身。

千山勞物役，一紙慰情親。

戰地誅求急，胡天雨雪頻。

轉蓬聊忍性，生意待來春。

《九日用少陵韻》

去年病卧長安客，今日淹留蜀水濱。

取次中秋到重九，生憎雨久盼清新。

且澆壘塊高樓酒，苦憶情親絕塞人。

引領官軍收薊北，放歌燕市蕩胡塵。

《甲申客渝和友人招赴汪山看梅之作》

裙屐風流花照檐，客中高會想精嚴。

影疏香暗堪滋味，不啻蓴羹著豉鹽。

羈懷都不關山水，孤負名園數點花。

燒罷藥爐了無事，紙窗斜日聽昏鴉。

《虞美人·香山除夜》

兒時除夜貪迎歲，歡笑何曾睡。中年除夜感飄篷，風雪征程南北復西東。

而今病卧西山下，兩度逢除夜。粥餘藥罷百無宜，靜對寒梅數點且忘機。

《小孩和小鴿》

幾陣秋風，把避暑的大人先生們都吹下山了。

旅館裏屋檐下被客人們嚇走的一羣小鴿子，慢慢的尋回了舊巢，咕咕的叫着。

後山坡幾個鄉下人，擔了收獲的高梁，在夕陽影裏，唱着山歌往家裏走。

那一羣小鴿子在白場上踱來踱去，拾那遺剩下狼藉着的高梁粒兒吃。吃完了走到山溪邊去喝水。

阿觀在旁邊站着看得出了神。鴿子們卻不怕他，時時別轉頭看一看，依然伸着脖子一口一口的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