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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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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雨相（1878~1963），名樹德，字霜。1899年入泮，授教蒙館。1905年留學於日本明治大學經緯學堂安徽師範班,加入同盟會。1906年回國,考入南京兩江優級師範學堂。1909年畢業,先後任教於宿州志成師範、湖南長沙楚怡初等工業學校。1910年任明光緝熙兩等小學堂堂長。1911年任柏文蔚第一軍團秘書,後任安徽旅寧教育會評議部長,安徽《通俗教育報》主計兼編輯,蕪湖甲種農業學校教員、校長,省立第九師範學校校長。1923年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1926年任盱眙縣教育局長。1932年嘉山設治後,任財委會委員長、安徽通志館嘉山採訪員,編纂出《嘉山縣誌手稿》。1937年去延安,後歷任教員、邊區政府民政廳秘書長等職。1941年被選為延安市參議員、市政府委員。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卒於北京。 [1] 
中文名
汪雨相
別    名
汪樹德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78年
逝世日期
1963年

目錄

  1. 1 人物生平

汪雨相人物生平

汪雨相(1878年一1963年)，安徽嘉山縣(今明光市)人。 [3]  家庭三代傭商，自幼苦讀，1899年考中秀才，1902年，開始在家鄉蒙館執教。1904年，因不滿清廷腐敗統治，不願意再按科舉模式教書誤人子弟，經滁州知州熊鞠生介紹回盱眙縣備文保送出洋留學。1905年赴省府安慶，考取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經緯學堂附設安徽速成師範班。留日期間，他與著名愛國志士陳天華有過交往。陳天華髮現汪雨相毛筆字功底深厚，就將汪雨相舉薦給孫中山，汪雨相因此成為孫中山的文書，並得到孫中山的讚許：“你的字和你的人一樣英俊。”這一年，汪雨相積極參加反抗日本文部省代滿清取締留學生規則罷課運動，任本校糾察隊長之一。四川籍同學李譽龍見汪雨相非常憤恨清廷，思想激進，就介紹他加入孫中山所組織的同盟會為會員（辛亥革命後轉為國民黨員）。1906年，汪雨相卒業。他沒有留在日本東京繼續從事同盟會工作，而是以“本人心慈，英勇不足”為由回國從事教育工作。這是汪雨相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選擇。他選擇了地方教育事業，同時也就意味着選擇了艱難曲折。
在留學日本期間，汪雨相結識了一個特別人物——蔣介石。當時，蔣介石年輕氣盛，用母親變賣首飾得到的錢自費到日本學習軍事，結果被軍校拒之門外，很不得志。汪雨相很同情蔣介石，多方勸慰，並將蔣介石介紹給了在日本學習法律的陳其美，陳將蔣介石推薦給了孫中山，蔣介石由此受到孫中山的器重。
1906年底，汪雨相滿懷激情返回家鄉，帶着理想和抱負前去晉見知縣梁孝通，陳述日本新式教育，以圖改革地方教育，振興地方教育。可梁孝通聽信劣紳挑唆，拒絕接見，並派人將汪雨相哄離縣衙。汪雨相異常憤恨，借得盤纏隻身前往南京兩江總督府試圖宣傳新學，控訴盱眙官紳惡行，結果同樣碰壁。至此，汪雨相徹底放棄了對清廷和地方官紳的希望。
正在此時，明光地方學者、開明士紳、汪雨相表兄李澤同來函，約請汪雨相回明光創辦小學，汪雨相以學識淺陋為由婉辭，希望補習後再回明光共事。李澤同很快覆信，願意藉資幫助汪雨相解決3年生活和補習費用，汪雨相非常感激，於是回到明光，與李澤同商討了具體事宜。
1907年，汪雨相考取南京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數學理化分類科，1909年畢業。1910年春，他被宿州志成師範聘任為教員。後迫於電召赴“學部”複試，遭挫未果。同年秋天，赴湖南長沙任“楚怡”初等工業學校教員。不久，李澤同來信，央請汪雨相回明光襄助地方小學事宜。汪雨相飲水思源，於年底辭館，回到明光幫忙。
1911年，汪雨相就任明光緝熙兩等小學堂堂長。後得李澤同資助川資，汪雨相再次赴“學部”複試，獲得獎勵。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兩天後消息傳到小鎮明光。很快，汪雨相接到故友柏文蔚來信，稱自己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軍部缺少文職人才，誠邀汪雨相赴浦口，共創大業。汪雨相喜出望外，當即停學，投筆從戎，到浦口參加國民革命軍，任第一軍柏文蔚軍長秘書兼教授柏文蔚子女。
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從上海乘專列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佈以民國紀元。汪雨相很想通過柏文蔚引薦，拜見賞識過自己的孫中山，但孫中山太忙，未能如願。不久，汪雨相在南京組織安徽旅寧教育會，任評議部長，當選為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教育會議代表。3月初，汪雨相收到安徽都督孫毓筠通過教育司轉寫給他的信，鼓勵他辦學從教。汪雨相覺得自己的長處是教育，於是他告訴柏文蔚，想離開軍隊，重返教育部門，柏文蔚一直予以挽留。幾個月後，柏文蔚擔任安徽都督，勸汪雨相走從政當官之路，汪雨相以願在教育上過清貧生活為由婉言謝絕，最終離開軍隊，繼續踐行自己教育救國的夢想。1913年，汪雨相任安徽通俗教育報主計兼編輯，宣揚反對軍閥，反對封建文化，抨擊舊禮教舊道德。
1914至1919年，汪雨相任蕪湖甲種農校理化教員。由於受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的影響，教學中，他始終堅持向學生宣傳進步主張，反對尊孔讀經，宣傳科學與民主，反對封建迷信，與學生一起響應五四運動的號召，主動參加反對賣國條約“廿一條”的集會遊行等激進活動。
汪雨相一向非常關心家鄉教育事業。五四運動時期，明光的文化教育還處於新舊交替狀態，學生大都在放置戒尺的私塾裏苦讀四書五經。那時，已接受進步思潮留學日本歸來的汪雨相，目睹家鄉教育落後狀況，決心興辦學校，開創新文化。在學校選址、興建校舍、購置教具、延聘校長和教師等方面，汪雨相都以高度的責任感，事事躬親。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在1919年辦起了明光公立國民小學，該校有6個班，招收學生193人，其中女生58人。接着又辦起了私立明光初級中學，3個班，招收學生91人，其中女生30人。這是明光教育史上一件推陳出新的大事。汪雨相任明光學務專員兼首席校董，倡議任人唯賢，借才異地，聘請校長和教員，得到一致響應。由於他辦學有方，工作一絲不苟，受到師生的一致好評。
1921年春，汪雨相回到蕪湖甲種農校任校長。當年秋，調任滁州省立第九師範學校校長兼教員。1923年夏改任省立第十一中學校長，後調任安徽省教育廳督學。1924年，因憤恨馬聯甲督皖，他被解職，仍回明光襄理地方教育。
1926年，汪雨相任盱眙縣教育局局長。當時，盱眙地瘠民貧，文化不興，又值軍閥混戰之際，縣內匪患嚴重，社會動盪不安。汪雨相受命於危難之中，不辭艱辛，以振興該縣教育為己任，提倡新文化，反對舊禮教、舊道德，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教育和影響青年一代。在此3年任期內，他大力組織整理教育款產，力主經濟公開，印發教育產款收支實錄，反對貪污腐化不遺餘力，招致貪官污吏仇視。一些地痞、流氓在貪官劣紳的授意下，蜂擁闖入教育局，搗毀什物，毆傷汪雨相背部。是年夏，汪雨相赴省會充任建設會議代表，堅決向安徽省民政廳、教育廳兩廳辭職，得到允許，並由汪雨相舉薦人選取代自己。
1927年，北伐軍北上，蔣介石特地將鐵甲專車停靠在津浦線明光車站，接見幫助過自己的故友汪雨相。為歡迎北伐軍，汪雨相組織了幾百人前往車站。蔣介石當場發表了講話，傲氣霸氣十足，令汪雨相大失所望。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叛變革命，汪雨相帶領和影響一批國民黨黨員集體退出國民黨，徹底斷絕了與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切關係。
1929年，汪雨相應朋友之約，任山東省教育廳科員，因政見不合，3個月後辭職返回明光。1930年，應朋友之約，任浙江海鹽縣政府秘書，又因政見不合，1個月便辭職歸裏。
1932年冬，嘉山縣建立，區劃大部分來自於盱眙，汪雨相被任命為嘉山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到任後，他致力於打擊土豪劣紳侵吞公產，結果受到當局排擠而去職。從1933年開始，汪雨相出於對家鄉的熱愛，專心致力於嘉山縣誌的採訪和編纂事務。在查閲大量歷史文獻基礎上，縣內的一山一水，一橋一路，他都親往觀察記錄，然後廣徵博採，詳加考訂，終於以堅忍不拔、鍥而不捨的精神，積數年之力寫出極其珍貴的第一部《嘉山縣誌》手稿18本20餘萬字。此後汪雨相將縣誌手稿帶在身邊，即使在戰亂時期也一直珍藏着。1959年，當他得知家鄉要修新縣誌消息後，非常激動，毅然將自己保存多年的《嘉山縣誌》手稿贈送給嘉山縣人民政府。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沿滬寧線北進，即將攻陷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明光也危在旦夕，無法再待下去，決定自身和家族命運的時刻已迫在眉睫。對此，汪雨相已早有準備，等到秋收結束後，他借得旅費，拋棄一切房屋財產，於12月10日毅然率領家眷及親友青年男女共28人，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參加抗日。六旬老人舉家投身革命，實屬罕見之事，一時被傳為佳話。汪雨相一行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1938年到達延安。很快，其長子汪道涵（原名汪導淮，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海協會會長）、次子汪導江又由延安出發，參加新四軍，走上抗日前線，打回老家嘉山縣。汪雨相則留在陝北做抗日工作，先後任陝甘寧邊區醫院文化教員、安塞小學教員及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秘書長等職。1941年被選為延安市參議員（駐會議員）、市政府委員。他多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終於1948年6月15日被批准入黨。後汪雨相因年邁退休，1949年遷北京居住，1963年2月逝世，享年85歲。
汪雨相由清末的一位秀才，到同盟會員，不斷追求光明和真理，終於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終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一生面臨多次重大人生選擇。他拋棄封建孔孟思想後，開始信奉孫中山舊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後來信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輔助農工”。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汪雨相果斷退出國民黨，堅定地加入了反蔣隊伍。這些都是汪雨相人生的重大選擇。而最關鍵最艱難的一次就是選擇共產黨。
一開始，汪雨相對共產黨知之甚少，他選擇共產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程。1921年共產黨成立時，汪雨相就聽説了，但他一直沒有主動接觸共產黨，也並不真正瞭解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長子汪道涵。1933年春，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的汪道涵（當時叫汪導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年11月初，在上海外灘組織的一次“飛行集會”中被國民黨警察逮捕，好在汪道涵的共產黨員身份沒有暴露。汪雨相得知後，通過親族合力籌款，利用早年朋友等各種關係，終於將汪道涵營救出來。汪道涵出獄後，拒絕在國民黨《緊要啓示》抄寫件上簽字，讓汪雨相看到在共產黨影響下的進步革命青年的凜然正氣，兒子有如此骨氣，令他非常欣慰，但他並不知道兒子本人就是共產黨員。
汪道涵出獄後回到明光，繼續從事黨的活動，與李純儒等愛國青年組織“二三讀書會”，學習社會科學理論，討論國家大事，傳播進步文化，宣傳共產主義思想，號召進步青年積極投身抗日活動，並將《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通訊》等進步書刊送給汪雨相閲讀，使得苦苦思索中的汪雨相心中漸漸明朗，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完整的認識。
抗戰爆發不久，汪道涵在家中與秦其谷、李純儒、李星北等明光進步青年籌備組織“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戰時服務團”，隨後又發動明光進步青年組織“抗日救亡劇團”，同時，他們還創辦了《抗日快報》，積極宣傳抗日。此時，汪雨相已意識到汪道涵等進步青年可能就是共產黨，於是更進一步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瞭解，真正認識到“共產黨是抗日最堅決徹底的，非共產黨是不能救國的”，於是才有了舉家投奔延安的決心和空前壯舉。在國家、民族、家庭、人生最關鍵時刻，他沒有選擇陪都重慶，而是選擇邊區延安；沒有選擇故友國民黨統帥蔣介石，而是選擇素不相識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沒有選擇當時自稱強大的國民黨，而是選擇艱難發展中的共產黨。
1940年，汪雨相在陝甘寧邊區民政廳工作學習了一個時期，“益信共產黨所倡議新民主主義才能抗日必勝，救國必成功，是真正為人民服務，徹底解放民族的”，於是汪雨相商得共產黨員李景林介紹，表示“我雖年老極願加入共產黨終身為人民服務”，正式提出入黨請求。後得李景林答覆：“年老身衰，組織上的嚴格生活過不來，即不入黨也是同樣看待。”汪雨相“自愧條件不夠，只好做一個忠實的同情共產主義者”。
1941年當選為延安市參議員政府委員後，汪雨相感到很榮幸，第二次向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和新當選為延安市市長的李景林口頭上提出要求入黨，但“未敢冒昧作堅決之要求”。雖沒有得到允許，但汪雨相一直嚴格要求自己，不懈努力，堅持為黨工作。
7年後，古稀之年汪雨相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對共產黨的崇敬心情，於1948年5月1日，直接向中共中央組織部遞交入黨申請書，“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獨裁蔣介石集團必然滅亡”之信念，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黨一切政策而奮鬥”，“再行堅決呈明志願要求加入共產黨做一名共產黨員”。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吸收他入黨。中組部在給他的信上説：“汪雨相同志：關於你入黨申請，業經中央批准，正式吸收為我黨黨員。黨齡從1948年5月23日算起，無候補期。中組部6月15日。”汪雨相在70歲時終於實現了他一生的最大心願。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