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銘

汪銘，字仰盤，陝西神木人

1903年4月25日出生於陝西省神木縣一個貧苦家庭。

1914年那年，父親病逝，他在祖母和伯叔的拉扯下，有了上學的機會。他刻苦好學，字寫得俊秀大方，遒勁有力。

1922年，他懷着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對知識的渴望，奔赴山西省城太原，進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學習。該校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活動家高君宇的母校，也成為汪銘人生的新起點。他在這裏開始閲讀《新青年》、《嚮導》等進步刊物，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教育。

1925年初，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同年夏轉為共產黨員。同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他在太原發動同學走上街頭，進行反帝宣傳，聲援上海工人的鬥爭。

系統的教育給了汪銘豐富的知識。他能言善辯，擅長宣傳鼓動工作。同年冬天，中共太原地方執行委員會建立後，他被推選為地委技術書記，承辦和處理地委機關印刷文件、宣傳品等文書工作。自此以後，他深入學生之中，走到工人中去，跟青年學生暢談革命理想，與工人促膝談心，啓發工人的覺悟。當年寒假，他和同鄉、同學王瀛回到家鄉時，立即在縣城高小進行打倒孔家店、反對舊禮教的宣傳，組織旅外同學排演了《可憐閨裏月》、《私塾一瞥》等反對軍閥、反對封建教育的時裝劇，向人民羣眾宣傳和揭露社會的黑暗與罪惡。

1926年國民革命軍實施北伐，汪銘於暑期回鄉。他一回到家鄉，就把北伐戰爭勝利的形勢告訴給鄉親，並積極投身於反對苛捐雜税、打倒土豪劣紳的鬥爭。他還給在榆林的親戚、同鄉李香齋、張心齋寫信，説服他們採取行動，趕走了反動知縣龐仁安，驅逐了橫行鄉里的劣紳喬濟。

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帶動了山西革命形勢的高漲，1926年11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成立。汪銘根據黨的指示，加入了國民黨組織。為了掌握統一戰線中宣傳工作的領導權，黨組織派他到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宣傳部工作。這時，國民黨右派反共分裂的言論甚囂塵上，他深入實際，掌握了大量的事實材料，公開地駁斥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的言論。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閻錫山遙相呼應，在山西實行“清黨”，太原城內一片血雨腥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無法在此立足。怎樣才能保存革命的火種?怎樣才能使黨的組織生存和發展?唯一的出路就是到農村去。

不久，一個叫王德昌的人來到祁縣，他的身份是省委特派員，這個人就是汪銘。汪銘這次來到祁縣，目的就是建立黨的工作基地，為中共山西省委的轉移作準備。

汪銘到祁縣後，利用各種關係，秘密地開展建立黨的組織的工作。他在共產黨員柳文淵的掩護下，隱蔽在祁縣教育會進行活動。首先經柳文淵介紹，由他親自談話，吸收喬家堡學校教師喬一華、閻定礎加入共產黨，建立起由閻定礎任書記的祁縣第一個黨支部。以後，他來到喬家堡學校，具體指導祁縣黨的工作。學校放假後，汪銘為了找到一個公開的職業作掩護，便在喬家堡學校舉辦暑期補習班，白天為附近幾個村的學生補課，晚上給黨員講授共產主義和黨的秘密工作知識。由於他們的活動，當地羣眾的鬥爭意識增強了。

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汪銘親自起草傳單，號召建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這時他又從喬家堡學校返回祁縣教育會，籌備成立了實際由共產黨員掌握的國民黨祁縣縣黨部，從多方面推動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在不少村莊建立起來，並先後發展30多個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加入共產黨。接着在祁縣城關益晉織布廠和東觀、張莊、賈令等村建立了黨的支部。同年9月，在汪銘的主持下，中共祁縣縣委正式成立。

由於汪銘等人卓有成效的活動，中共山西省委不久便遷到祁縣。

這時，一個噩耗傳到了祁縣，汪銘的密友王瀛在太原“清黨”中慘遭殺害。汪銘悲憤難忍，説：“王瀛同志的犧牲，是黨的損失，我們要加倍努力，完成他的未竟的事業!”他就是這樣憋着一股子勁兒，要為同志報仇，決心踏着先烈的足跡，繼續奮鬥。

1928年1月，汪銘化名王振漢來到太原中山中學，他的任務是為省委找到一個秘密印刷機關。從此，他經常出入於這所學校的南邊偏院。起初，很多黨的秘密文件都由他親自在這裏刻印、謄抄和印刷，後來經過他考察，把該校工作人員趙萬鍾介紹入黨，刻寫任務就由趙承擔起來。正是通過這裏，黨組織的聲音得以傳播出去。《北方紅旗》上的文章，就是從這裏翻印，發給山西各地黨組織的。1929年太原市委恢復後，這裏仍是市委印刷傳單和宣傳品的地方。

1928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擴大會議在霍縣召開。會後，汪銘離山西南下赴黨中央彙報。出發前他積極蒐集、整理彙報材料，把彙報材料寫在線裝書頁的背後，並準備了一套商人服裝。剛到開封，他從報紙上看到山西省委被破壞，負責同志被捕的消息，遂與河南省委研究決定，立即回山西，整頓和恢復黨的組織。他回到山西，找到中共霍縣縣委書記李光傑和太原黨的負責人閻念先等人，秘密奔走，多方聯絡，山西臨時省委於同年夏天很快就恢復和重建起來。

1929年2月，汪銘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

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剛剛恢復的黨組織又遭破壞，各級組織幾乎全都失去了作用，山西黨組織與黨中央失掉了聯繫。

越是困難就越是需要黨中央的指導。汪銘這時心裏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也要接通與黨中央的聯繫。他隻身到達黨中央的所在地上海，送上了《汪銘來的任務與對中央的要求》的書面報告。1929年1月13日，一名叫曉焚的人接見了他，聽取了汪銘關於山西革命鬥爭形勢和黨組織遭受破壞的詳細彙報，並向黨中央作了反映。2月2日，黨中央負責同志接見了汪銘，並與汪銘一起研究了山西的情況，給山西省委寫了兩封信，就黨的工作和軍事工作作了指示。有了這兩封信，處在迷茫無路的山西黨組織有了明確的方向。

這一次，汪銘的臉上露出了微笑，滿懷信心地帶着兩封信回到山西。可是，一回來，聽到的卻是黨的省委和團的省委又有兩名同志被捕，省委又陷於癱瘓。他面對的困難更大了。他於3月4日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調一批人到太原”，重建山西省委。同時他在“省委無頭可接，各處全無頭緒”的形勢下，苦苦奔走一個多月，在平遙、汾陽找到9個工人黨員，在榆次建立了一處商號機關；在太原織布廠，找到四個工人黨員，組成了一個支部；在陽泉、榆次和正太路方向雖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卻沒有太大進展。

1929年3月22日，他又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了山西黨組織的現狀，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接到汪銘的來信後，周恩來即於25日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央給順直省委並汪銘同志的信》，指出：“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於地方工作的恢復和建立，山西工作改歸順直省委兼管”。“整頓地方工作的程序，應先從中心區域做起，如太原、陽泉、絳州、榆次、河東諸地”。“要在一個地方有了健全的支部後，再成立地方黨部——縣、市委的組織。務使這一組織，能從幾個有羣眾基礎、有社會關係的支部基礎上建立起來，縣、市委負責同志也多由在業同志選出擔任，這樣才能避免空架子機關的毛病”。

按着黨中央指示信的精神，汪銘從恢復和建立基層黨組織做起，先後恢復了織布工人、印刷工人、學生、軍官學校等基層支部。在此基礎上，於1929年4月建立了太原市委，汪銘擔任市委書記。旋即他又奔赴天津，把山西黨的工作彙報給順直省委。5月9日，順直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汪銘的彙報，派汪銘以省委巡視員的身份返回山西，負責當地工作。

6月2日，汪銘到達河東地區，找到中共河東特委負責人嘉康傑。二人商議後決定召開了河東地區黨的工作會議。汪銘在會上傳達了黨中央《關於五一節的工作方針》和順直省委對河東工作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工作計劃。會後汪銘在嘉康傑的陪同下，巡視了河東地區，幫助各縣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在運城，他先後到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和鹽池尋找黨員，組建黨的支部。在安邑，他和北相鎮農民黨員見面，討論了吸收四個農民積極分子入黨和建立農村支部的問題。在絳州，他介紹李仰南入黨，還提出李仰南負責絳州黨的工作，注意在絳州紗廠中發展黨的組織。這些成績是他在短短19天裏取得的。

山西黨組織遭破壞後，許多黨的負責同志被關押在山西省第一監獄。如何營救關押在獄中的革命同志?這一問題久久縈繞在汪銘的腦際。這年夏天，共產黨員段嘉紱保外就醫，汪銘很快知道這一事情，便與他取得聯繫。經過商量，讓段嘉紱設法轉告在獄中的閻定礎，由閻定礎把在獄中的黨員姓名、被關的房號和被捕後的表現等寫個報告。不久，閻定礎得到這一消息，很快給汪銘寫了報告，彙報監獄的情況，黨組織遂送一部分錢交給被關押的同志使用，由閻定礎分發。這一決定也由段嘉紱轉告了閻定礎。正當獄中黨的工作剛剛開展的時候，由於叛徒的出賣，汪銘於1929年7月21日突然被捕。

汪銘被捕後，敵人用六到八人壓槓子等酷刑，逼他招供。他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當叛徒武子程出庭作證時，他毫無懼色，怒斥叛徒。在敵人斷定他是共產黨員後，要求他在出獄後不幹共產黨時，被他嚴辭拒絕。敵人無法從他的口中獲得真憑實據，敵人只能把他當作重大嫌疑犯，長期單獨關押。

面對敵人的百般折磨，他對革命的事業仍充滿信心，仍利用各種時機為黨工作。在敵太原公安局關押期間，他建議監獄當局開辦文化補習班，由他定時給沒有文化的看守人員補習文化。經過他半年的努力，使幾個看守人員轉變了立場，並發展看守人員樊有春成為黨員，後來經過樊的幫助，同河東黨組織失掉聯繫的共產黨員閻子祥接上了組織關係。

汪銘身陷囹圄，時刻都盼望着聽到黨的聲音。1930年太原市委改為山西特委，把黨中央第60號《政治通告》送給汪銘。他興奮異常，立即給黨中央寫信。他説：“我離開黨和組織已經八個月了，八個月未見黨內一紙，一旦讀六十號‘政通’，使我興奮萬分。”在信中他結合自己入獄前瞭解的實際，指出了以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説：“中央過去對各地執行總路線的分量沒有積極地考查過，而且對於各地的指示，也限於通知、單獨的某項工作指示與信件答覆，未能很快的發出。這給予工作影響非常之大”。“蘇維埃這一組織，在北方的勞苦羣眾中實在是不知為何物”，應“特別命各該區域將日常的新聞通訊，由中央編為日報性一類通訊，每日發給各級黨部下級，將此類通訊傳播到羣眾中去，介紹蘇維埃政權的知識”。對於順直省委對山西工作指導方面的不足，他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希望“中央應函告順直，一面派來山西幫助工作，一面積極的給予實際的指導，精神上物質上給山西以助力”。

1930年5月，汪銘用鉛筆在煙盒的背面給太原市委寫了一封信，希望設法營救。黨組織通過汪銘的陝北老鄉，到小慶醫院找到一些中藥巴豆(瀉藥)，秘密送往獄中要汪銘服用，打算在他因“病”到監外就醫時，組織營救。但是，汪銘出來看病時坐的囚車，有警察嚴密看守，途中無法得手。敵人發現了其中的真實企圖，在返回監獄後，便給他戴上腳鐐，嚴加看管。後經樊有春的秘密聯繫，獄外又給他送來鋼鋸，計劃鋸斷腳鐐翻牆越獄。要鋸斷腳鐐談何容易，汪銘只有在看守不注意才能“工作”。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快鋸斷腳鐐時，看守易人，秘密泄露，敵人又給他加戴手銬，轉押警備司令部，從此越獄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了。

獄中的生活是艱難的，但是汪銘始終保持樂觀精神，在生活上和政治上不斷關心其他被捕同志。監外同志們有時給他送少量的食品和衣物，他經常巧妙地分給大家。他不斷鼓勵難友保持革命氣節。他説：“一個人的官司好打，眾人的官司難打，敵人無論怎樣對付你，你都不能供別人。沒有生還的希望，就堅定地死，決不能用同志的生命來保全自己!”他在獄中通過寫詩抒發情懷，激勵革命同志。

1931年7月31日一早，敵人提審汪銘，突然宣佈將汪銘判處死刑。這是由於中共山西特委遭破壞後，特委軍委代理書記孫斌被捕叛變。他出賣組織，供出了汪銘的真實身份及其在獄中的活動。面對着死的考驗，汪銘面不改色。當敵人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説時，他怒斥敵人：“跟你們這些狗東西有什麼好講的”!敵人把他推上囚車。在囚車裏，他還想着革命同志和獄中的難友。他對一個押解的衞兵説：“我不知道今天執行，早知道今天死，我就把皮襖送給我的戰友了。我的皮襖裏有銀元快取出來，你們和我的戰友分用吧!”

臨刑前，敵人讓他跪倒。他大義凜然，昂首挺胸地站立在敵人面前，高聲地斥責敵人説：“我沒有罪，你們無權讓我跪!”説完連聲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行刑的劊子手為汪銘的大無畏精神震懾住了，端着槍的手顫抖起來，連開三槍，汪銘才倒在血泊中。汪銘視死如歸的精神，就連押送汪銘的衞兵也不能不深表歎服。他們回到獄中對在押的政治犯伸出大拇指連聲叫好：“好樣的!好樣的!”

汪銘就這樣悲壯地走了，但他留下的英雄業績卻永留青史，常駐人間。共和國的旗幟上有他的鮮血，人民不會忘記他。

1988年10月31日，在他的家鄉陝西省神木縣烈士陵園，汪銘烈士雕像揭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