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若霖

二十八年選為給事中，萬曆三十三年，擢拔為户科給事中。是年五月朔，天空下起大雨雹，汪若霖説這是“用人不廣”。萬曆三十四年升禮科都給事中，萬曆三十六年，奉命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外庫蕩然無存，諸邊拖欠的軍餉已達百餘萬。因建言謫潁州判官，不久卒。

汪若霖（1569—？），字時甫，明朝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人。英邁多才，博學能文，於墳、索、洛書無不窺究。19歲時，與父汪治同中舉，萬曆二十年（1592）中進士，授行人，後官至禮科都給事中。因屢次諫言得罪當朝權貴，謫潁州判官，鬱鬱而終。

明萬曆朝中後期，朝廷腐敗，徭役繁重，民不聊生。每次治河均徵民夫幾十萬，從事繁重的勞動，而朝廷撥發的糧食經過層層剋扣，到民夫口中已所剩無幾。衣不蔽體，食不裹腹，加之醫藥缺乏，大役過後，民夫傷亡過半。對此，初涉官場的汪若霖毅然上疏《存恤河工疏》，陳述河工種種弊端，大聲疾呼：“天下之愚，莫大乎迫用其民。”建議讓民夫有勞有逸，“使其踴躍從事”，而不“迫脅晨昏，徒令速斃”，發內帑萬金，太倉粟數萬石，數萬民夫得以幸活。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汪若霖任户科給事中。不久，便上疏朝廷：“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而京軍十萬半虛冒，非計。”矛頭直指兵部尚書蕭大亨，貪贓枉法，通敵媚外，冒領軍餉。蕭應聲落馬，但蕭樹大根深，吏部久拖不決，欲採取冷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汪若霖寸步不讓，據理力爭。

當時雲南監税官楊榮，濫用權力，欺壓百姓，草菅人命，蓄意杖殺抗税百姓數千人，激起民變，楊榮被殺。楊榮死後，朝廷聽信小人讒言，任命四川監税官丘乘雲兼任雲南監税官。丘到任後繼續搜刮民財，與楊榮有過之而無不及。汪若霖不顧個人安危，連續上疏朝廷，反對丘乘雲的任命，陳請罷税，減輕百姓負擔，朝廷一直沒有采納。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汪若霖改任禮科右給事中。當時南京户部和工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權臣推薦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範醇敬。汪若霖認為這三個人品行低劣，各方面能力也不足以勝任，堅決反對，並要求恢復古時的官吏保舉連坐的法律規定，被保舉的官員枉法，保舉人同樣要受到處罰：“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眾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萬曆皇帝採納了汪若霖的建議，否決了三人的任命。

大學士朱賡的女婿張汝霖典試山東，考中的舉人出現文章抄襲事件，汪若霖瞭解情況後，立即疏劾張汝霖典試舞弊，應當嚴懲。張汝霖因此被停俸。

他還曾率同僚揭露京都宦官楊致中強掠民財、草菅人命等十大罪狀，要求“將致中革去職銜，敕下法司，從公鞫問”。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當朝宰輔朱賡，時任禮部尚書、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獨掌國政，稱獨相。其時朱賡已七十二歲，年邁昏聵，朝政日弛，“賡疏揭月數上，但十不能一。”對此，汪若霖坦言上疏，竭力闡明用人、擇相、刷新吏治的緊迫性，主張選任賢相，改弦更張，挽救危局。朱賡見此情形，只好主動請求皇帝充實內閣人員，提高行政效率，萬曆帝不從。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汪若霖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外庫蕩然無存，諸邊拖欠的軍餉已達百餘萬。再建言，朝廷依然沒有采納。汪若霖又上《政本單弱規切時相疏》，希望皇帝能廣選台諫，最終激怒了當朝權貴，他們集體反擊，汪若霖被責以“首倡煩言”，謫為潁州判官，逐出京城。汪若霖回到老家光州，日夜飲酒賦詩，以著作自誤，不久，報國無門的汪若霖含恨離世。

在明代中後期的官場中，儒家政治文化的為官本義已經喪失殆盡，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士大夫們或消極逃避，或陷入朋黨之爭，“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面對積弊日深的官場病態，汪若霖痛心疾首，大聲疾呼：“方今綱紀極壞，政事極壅，人才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防極弊，宦豎極橫，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廉恥禮儀，而民間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國門。”一位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錚錚諫臣躍然紙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