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福清

汪福清，1913年12月生，浙江慈溪人。無黨派人士。大學文化。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任唐沽永利化學公司、南京永利化學公司技術員、設計員。1938年任昆明航空軍官學校機務科員。1942年任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駐美國辦事處技術員，貴州大定發動機製造廠股長、科長、副廠長兼製造處長。1949年後任貴州省軍區航空站工作員，省經委工礦組組員，貴州省工業廳工程師，貴陽礦山機器廠總工程師、副廠長。1977年後歷任貴陽礦山機器廠總工程師、副廠長、省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貴州省第5、6屆委員會副主席。第3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7年12月13日，貴州省優秀的領導幹部，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汪福清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貴陽舉行。

汪福清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7年12月11日13時28分在貴陽逝世，享年95歲。

胡錦濤同志委託工作人員，打電話表示悼念，並向汪福清同志家屬表示親切慰問。

汪福清同志，浙江慈溪人，1913年12月出生，1949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25年就讀於定海公學(舟山中學前身)，以後去寧波中學求學。

解放前，曾在清華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學習，在美國萊特航空發動機製造廠、辛辛那提機器製造廠實習，紐約普蘭特工藝學院學習，先後在塘沽永利化學公司鹼廠、南系永利化學公司鹼廠工作。1938年到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深造。1938年8月後在重慶航空第四修理廠，昆明第十航空修理廠，大定發動機廠駐美國紐約辦事處、貴州大定航空發動機廠等擔任技術職務或管理職務。1942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並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參與我國航空發動機廠建設、試造工作，並任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副廠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組織研製了中國的第一台航空發動機，為我國第一批1000馬力航空發動機製造作出了傑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他毅然拋棄舊組織，參加革命工作，歷任貴州省軍區航空站工作員，貴州大學兼職教授，貴州省財經委員會工礦組組員、工程師，貴州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工程師，貴陽礦山機器廠總工程師、副廠長兼任貴州工學院機電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77年後任貴陽礦山機器廠總工程師、副廠長，貴州省政協副主席，貴陽礦山機器廠技術顧問。

1995年3月退休。汪福清同志是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貴州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人大常委會委員。

汪福清同志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政議政，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忘我工作，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在貴州省軍區航空站工作期間，積極學習新業務，履行工作職責，為省軍區航空站建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在貴州省財經委員會工礦組工作期間，結合工礦工作實際，認真學習財經理論和業務，為貴州省財經工作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在貴州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工作期間，刻苦學習，較快地適應了工作環境。

在貴陽礦山機器廠工作期間，支持主要領導工作，大膽負責，深入生產一線，幫助基層解決技術難題；重視產品質量，加強產品質量管理；重視專業技術人才培養，加強技術指導，培養了大量技術人才；熱心科普工作，積極參與科普宣傳教育工作；對機械製造工藝有深厚的理論造詣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提高貴州省機械工業技術水平做出了顯著貢獻；有較高的管理水平和領導水平，為貴陽礦山機器廠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擔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後，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認真學習研究政協工作的各項政策，積極履行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為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退出領導崗位後，他仍十分關心國家的建設，關心貴州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關心羣眾生產生活，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 ^[1-3] 

汪福清同志對人民無限忠誠，無論是在順利的情況下，還是在遭受挫折的逆境中，他始終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己任，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人民。他百折不撓，堅持鬥爭，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裏，雖遭受衝擊，身處逆境，仍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始終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同“左”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退休後，他勤奮學習，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嚴於律己，為政清廉，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家屬、子女嚴格要求，充分體現了無私奉獻、一心為民的高風亮節。

汪福清同志的一生，是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的一生，是為社會主義事業積極奉獻的一生。 ^[2]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佔領南京，宣告蔣家王朝覆滅。蔣介石反動集團在臨逃台灣前電令羊場壩航發廠將廠遷往台灣。廠長顧光復得令後，立即召集全廠頭目傳達了蔣介石的命令。

有愛國思想的副廠長、總工程師汪福清在執行蔣介石遷台命令上，主張先在台灣把廠房建起來後，再將人員設備搬遷過去，客觀上對阻止航發廠遷台十分有利。中共特支決定支持汪福清，派了幾個黨員做汪派中上中層官佐和技術人員的工作，這些人又去做汪福清的工作，更加堅定了汪福清延緩遷台的決心。與此同時，在廠長顧光復停發全廠工人工資，遣散大批非生產人員和部分工人之時，中共特支發動全廠工人進行了罷工鬥爭，顧光復只得帶上圖紙和幾個技術人員，藉口安排遷廠事宜飛往台灣，廠務由汪福清主持。當時解決幾百員工的工資和生活問題是大事，汪福清召集員工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在地下黨員的幫助下，汪福清很快解決了給工人發工資的問題。5月顧光復由台返廠，宣佈國民黨航空工業局命令，要汪福清立即去台主持新廠建設，汪以疾病證明推脱。11月當我解放大軍向大西南進軍時，航發廠與台灣聯繫中斷，為防止敵人破壞航發廠，中共特支黨員協助汪福清加強了護廠工作。汪福清曾在一次對護廠隊武裝人員講話中説：“紅的來了，不打，白的來了就幹。”會後地下黨員黃曉輝問他：“廠長講紅的、白的是什麼意思？”他説：“紅的是指劉伯承、國民黨幾百萬正規軍都打不過他，他來了我們還敢打嗎？白的就是鎮雄那面來的土匪（實際是指地方保警隊），來了，我們就打。”

1949年11月下旬，大定、畢節臨近解放，國民黨特務加緊活動，並妄圖破壞航發廠和綁架殺害汪福清。保警隊放火燒了離廠十幾華里的烏溪倉庫，並殺氣騰騰地到廠裏借槍借彈進行威脅。畢節專署還打電話要汪福清去畢節參加“軍事會議”。汪福清料到這是“鴻門宴”，一面安排組織加強護廠，一面決定暫離大定、畢節去重慶，避開敵特的威脅，還可弄回一筆款子維持員工生活。黃曉輝決定跟隨汪福清去重慶，既保護他，又協助他在重慶弄款。在重慶約一個星期，我人民解放軍就解放了重慶。黃曉輝跟汪福清説：“汪廠長，我是中共羊場壩地下黨特別支部派來協助和保護你的。”汪福清説：“從羊場壩出發時，我就知道了，現在解放了，我們一道回羊場壩辦理移交手續吧！”汪福清立即前往軍管會報到，並同黃曉輝返瀘州等地清理離廠人員和物資，於1950年元月返回羊場壩航發廠，受到駐廠軍代表和地下黨員同志的歡迎。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