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

1966年入揚州市西門街小學。

1971年入揚州市魯迅中學（今揚州大學附屬中學）、1976年初高中畢業。

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77級本科生。

1981年本科畢業，1982年考取該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

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唐弢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於1988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

1976至1977年間，先後當過一年半的臨時工和徒工。

1988年博士畢業，隨即分配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2002年受聘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18年入選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1]  。

曾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

1991年與友人共同創辦《學人》叢刊，1996年至2007年擔任《讀書》雜誌主編。

2013年8月，威尼斯大學亞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長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還撰寫文章，闡述汪暉教授的學術貢獻。其譯文被刊載於《中華讀書報》上，全文如下：

汪暉是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教授，他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極具挑戰性地、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對現代性問題的追問，並從亞洲視野——或更準確地説，從中國視野——觀察整個世界。

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並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敍述。當亞洲人談亞洲時，他們究竟在談什麼？雖然汪暉的作品主要論述中國，但他的反思拓展出更為廣闊的問題，試圖通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克現代性的傳統模式。汪暉之所以將西方模式與另一種模式對立起來，是因為他想重建歷史並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給今人提供掌握自己文化傳統的鑰匙。換句話説，他將歷史置於新的亞洲形象內，並探索其在當代世界中的角色。汪暉所主張的歷史觀體現了當代世界的文化對話，他用客觀知識和批評工具來證明它。他從一些著名的中國學者的分析入手，如嚴復（1854-1921）、梁啓超（1873-1929）以及章太炎（1868-1936）：這些學者研究西學的學説和方法，又都反對西方科學的霸權，支持人文文化（儒學、佛學與道學）。

就汪暉而言，我們不能太輕易把歐洲思想的典範應用於中國歷史，即使反過來説中國本地模式未必保證對中國歷史的正確、客觀的理解。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汪暉認為帝國與國家的二元論完全屬於西方思想，這種二元論將中國製度等同於帝國，將西方制度等同於民族國家。因此，他認為與其採用這些範疇不如藉助宋代(960-1279)儒學所用的詞彙，根據他的研究，近代“帝國”的範疇並非源自中國傳統的同一概念，晚清中國(1644-1911)從日本與西方才引進這個詞。中國傳統自古代以來離不開“天下”概念，即“what exists under Heaven”，或“全世界”。與“帝國”相比，“天下”觀念有不同的含義：它反映中國對於自己的角色的自我意識，這種角色缺乏一種與他者的碰撞關係。 “天下”概念不能被解釋為一種政治體系（“a political entity”）,相反，它體現了一系列與天地人有關的價值和理念，或總的來説，“天下”概念與中國宇宙觀有密切的關係。

汪暉承認儒學思想的價值，尤其宋代儒學：這一思想傳統不僅僅是一種學派，而且在漫長的歷史中，也給王朝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條件。在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例如在漢代(公元前220 -221)統一過程中，或者在外來民族的統治下，如元朝和清朝，儒學經典——尤其今文經學——為保證王朝的合法性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這些王朝不得不依賴中國傳統知識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而漢族也未必屈服於這些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汪暉在康有為的影響下提出“儒學普遍主義”：該思想的興起與中國對自己的世界地位和主權的自覺是同時出現的。汪暉也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並闡述了一系列中國現代學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他們將以科學為主導力量的現代性與人文科學為主的現代性對立起來，形成了近代知識的譜系。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一里宏偉鉅製中，汪暉探索了時間觀這個根本問題，分析了“時勢”的定義，即古人對momentum（拉丁文：1.時期、時刻；2. 動力；運動）的意識以及他們適應時代變化的能力，例如，“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在十一世紀，程氏兄弟也説《易經》偉大的方法論乃是對時間的支配。汪暉恰好用“時勢”的觀念來再現——或者更準確地説，不要再現——他自己的現代性觀。 ^[2] 

參考資料 ^[7] 

2010年3月10日《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被指稱《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多處抄襲。《文藝研究》拒絕同時發表汪暉迴應文章，後又違反一般學術批評發表慣例，在媒體《京華時報》《南方週末》刊載全文，引發關注和討論。

多名專家對此迴應，稱“抄襲説”難成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羣、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曾就《反抗絕望》是否構成抄襲、汪暉是否梁（啓超）魯（迅）不辨、王彬彬的動機等問題接受了記者採訪。錢理羣、孫鬱、趙京華等人均表示，該書確實存在引文不夠規範等“技術層面的問題”，但要説汪暉惡意剽竊恐難成立。此後，有舒煒、鍾彪、魏行文章分析王彬彬文章論證的問題。王彬彬此前曾發文辱罵王蒙與清華大學中文系另一教授藍棣之，因此有人對王彬彬的動機提出質疑，“派系之爭”、“罵名人以揚名”之説均被提及。7月初，相繼有兩封執不同態度的公開信發佈。一封為國內外一些學者要求清華和社科院成立調查委員會處理此事，另一封則是很多國外學者收到攻擊汪暉的匿名信，因此公開回應，致信清華校長，譴責主流媒體干涉學術自由。

批評王彬彬者多認為，汪著為八十年代學術規範未成型時的產物，應屬“引文不規範”，此為技術層面的問題，而“王彬彬式”的學術舉報與學術批評“別有用心”，利用媒體暴力抹黑學者，對學術發展百害而無益；另一些人則呼籲：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問題必須直面，有問題者必須嚴懲不貸，應儘快建立中立的學術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

汪暉教授繼2010年3月底做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簡短表態後，接受《聯合早報》採訪，對抄襲指控作出直接回應。他指出，已有文章“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王文對於《反抗絕望》的指控共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註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註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註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現。有兩處原著提供註釋，但重版時由於編輯分段，而將原註釋與分段後的引文脱節，但註釋仍然存在，屬於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 ^[3] 

2013年10月20日，中國著名學者汪暉與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Luca Pacioli Prize）。該獎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與汪暉共同獲得帕西奧利獎的哈貝馬斯是德國著名哲學家。

汪暉還曾在1996年至2007年擔任《讀書》雜誌主編，在其任內，《讀書》依然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