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華

汪志華，原名汪仁開，曾用名汪真。1918年8月27日出生於江西省永新縣文竹鄉石市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母親一共生了十二個孩子，有十個兄弟姐妹被飢寒交迫的生活折磨而死，只活了他和哥哥兩人。後來哥哥也死了。父親憂憤鬱積，含恨早亡。只剩下孤兒寡母二人，相依為命，艱難度日。 ^[1] 

1930年，蘇維埃運動在江西蓬勃發展。永新縣屬湘贛革命根據地，新政權在拉鋸式的戰鬥中不斷鞏固和發展。十二歲的汪志華在家鄉已上過兩年私塾，又進了列寧小學。他聰明好學，活動積極，被選為鄉兒童團團長，帶領小朋友，積極參加了打土豪、站崗放哨、慰問軍烈屬等革命活動。 ^[1] 

1932年3月，十四歲的汪志華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5月，參加工農紅軍三軍團。1934年，在紅三軍團五師政治部宣傳隊任代理隊長。兩年時間裏，他學會了演戲、繪畫、書寫標語等本領，在宣傳工作上做出了不少成績。 ^[1] 

國民黨在對蘇區第一、二、三、四次“圍剿”失敗之後，於1933年9月開始，調集百萬大軍實行第五次“圍剿”。戰鬥極其激烈殘酷，1934年秋，在江西廣昌地區高虎腦戰鬥中汪志華負傷，被送往後方醫院。鑑於他作戰勇敢，治傷期間表現良好，9月間在醫院被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 

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這次反圍剿遭到了嚴重失敗。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此時，蘇區情況十分險惡，留在後方醫院的重傷員被分散安置在農民家裏養傷。院方指定曾輝賢為組長，汪志華為政治戰士。1935年3月，敵人大舉進犯，全體傷病員被敵人扣押並解往吉安。途中，汪志華乘敵人疏於防備的機會，機警地逃脱了。一路乞求，尋找組織。由於極度勞累，加上傷口潰爛，到了天河街再難以動彈。幸好遇上了一位永新的老表，汪志華託他給家裏帶去個口信，他的堂兄和鄰居聞訊趕來，把他抬回了家。這時，他唯一的親人母親已經在孤苦的歲月中，在對兒子極度思念中去世了。汪志華悲痛之餘，更加思念紅軍，決心尋找機會，回到紅軍去。 ^[1] 

1937年11月，湘贛紅軍游擊隊保衞幹部李啓森秘密來到村裏，找到汪志華。告訴他紅軍游擊隊仍在湘贛邊山區堅持游擊戰爭。他高興極了，隨即跟李森啓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紅軍裏。歸隊後的第三天，湘贛紅軍領導人之一的劉培善同志根據汪志華養傷期間政治上堅定，脱離隊伍期間一心向革命的表現，介紹汪志華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華東軍區政治部決定恢復他1937年以前的黨籍和團籍，取消重新入黨的決定）。 ^[1] 

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共雙方達成協議，把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1938年1月，湘贛邊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汪志華在二團先後任文書、宣傳員、參謀處書記、參謀、宣傳股副股長兼文化幹事、宣傳股長等職。同年6月，二團在一支隊司令員陳毅指揮下，從皖南挺進江南敵後，開展游擊戰爭。汪志華隨所在部隊，積極參加了拔除京滬線上新豐車站日軍據點、襲擊句容縣城、伏擊金壇北犯之敵等一系列戰鬥，以及粉碎日軍多次分進合擊的反“掃蕩”。後又隨部北上，挺進蘇北敵後。 ^[1] 

1940年初秋，在一次通過日軍封鎖的遭遇戰鬥中，汪志華又一次負傷並致殘。同年11月，傷愈歸隊後任二縱隊（後稱一師二旅）政治部組織科副科長。接着，參加了討伐投降日軍的李長江部的泰州戰役。同年入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學習，畢業後任二旅六團政治處主任。 ^[1] 

1944年，汪志華在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第五支隊任政治處主任期間，歷經浙東多次反“掃蕩”和反頑自衞戰。他兢兢業業，善於團結同志，思想工作做得很活躍。在鞏固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開展羣眾工作和戰時宣傳動員，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成績。 ^[1] 

1945年8月，日軍無條件投降，根據中央命令，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及地方黨政幹部務必於9月底北撤。國民黨反動派乘新四軍北撤之際，調集重兵於杭州灣兩岸，妄圖消滅浙東縱隊於北撤途中。 ^[1] 

9月28日，集結於周巷準備渡海的五支隊，遭到國民黨九十八軍一個團和浙江保安部隊的突然襲擊。部隊就地展開頑強抗擊並全線反擊，打得敵人狼狽逃竄。10月3日，五支隊在縱隊司令員何克希率領下揚帆北渡，向浦進發。 ^[1] 

4日凌晨，五支隊渡過杭州灣，登上海鹽縣澉浦鎮，又遭到國民黨九十八軍兩個師共七個團的圍攻。澉浦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新四軍處境極其不利。何克希司令員果斷指揮五支隊搶佔澉浦全城，取得立足之地，然後又奪取了城外的制高點扇子山和隱馬山，經十六小時激戰，連夜突出重圍。在這次惡戰中，汪志華正患病發燒。他帶病參戰，在奪取制高點的反覆爭奪戰中，和支隊政委邱相田一起，鼓勵指戰員發揚新四軍英勇頑強、猛打猛衝、不怕犧牲的戰鬥作風，殺出一條血路，衝出重圍。戰鬥中他還不顧病體虛弱，和何克希司令員擔運傷員，戰士們都深受感動。 ^[1] 

部隊突圍後，到達上海郊區青浦縣重固鎮與兄弟部隊勝利會師。隨後繼續北上，11月到達蘇北解放區漣水城。浙東縱隊被編為新四軍第一縱隊第三旅和新四軍獨立旅，五支隊被編為三旅七團。汪志華任團政治主任。解放戰爭開始後，三旅七團參加瞭解放泰安、臍濟線和魯南峯棗防禦戰，連續作戰四個月，於1946年11月到魯南十八風落進行休整。汪志華升任七團副政委（代政委），任團黨委書記。12月9日，一縱奉命南下參加宿北戰鬥。 ^[1] 

宿北戰鬥於15日打響，三旅七團擔負穿插分割敵人的任務。15日夜，在團長林輝才和政委汪志華的指揮下，全團從老虎洞敵軍結合部向峯山直插進去，接連攻克了許莊、三台山、張林、蔡林一線的村莊和制高點，並在高家窪殲敵工兵五團一營五個排，佔領高家窪，完成了對敵整十一師與六十九師的戰役分割和對敵預三旅與六十旅、四十一旅的戰術分割。 ^[1] 

16日晨8時，號稱蔣介石的王牌整十一師所屬的一一八旅，在12架“空中堡壘”重轟炸機狂轟濫炸後，步兵實施集團衝鋒，企圖與六十九師打通聯繫。高家窪和沈莊成為敵人攻擊的重點。七團陣地既沒有設工事，也沒有對空火器，指戰員頑強抗擊敵人天上地下的攻擊。戰鬥中汪志華不斷對全團進行戰場鼓動，鼓舞士氣。指戰員浴血奮戰，堅決與陣地共存亡，終於打退了敵人五次瘋狂進攻，牢牢地保住了陣地達八個小時之久。16日下午4時30分，縱隊提前一小時全線反擊，徹底打垮了敵一一八旅的進攻，對整個戰役全殲敵六十九師師部及三個半旅作出了重要貢獻。敵六十九師師長戴之奇自殺。宿北戰役開創了全面內戰爆發以來第一次全殲敵三個半旅的範例。三旅和七團都受到了陳毅司令員的表揚。 ^[1] 

宿北戰役剛剛結束，未及休整，七團便於12月13日匆匆趕回魯南，參加痛殲國民黨整編二十六師、五十一師和第一快速縱隊的戰鬥。此後，又先後參加了萊蕪戰役、孟良戰役、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等戰役。汪志華都積極地履行了團政委的職責，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 

全國解放後，汪志華曾在華東軍政大學學習和擔任幹部大隊政委、教員研究班政委。此後，他就轉入了裝甲兵工作。1950年任職華東軍區摩托裝甲兵政治部組織部長，同年12月，調去組建特種師（後改為戰車二十六師），任師政治部主任，並代理過師黨委書記（當時無師政委）。1952年任第一坦克學校政治部主任，1957年9月，任第五坦克學校政委，1962年調任裝甲兵科學研究院副政委。

裝甲兵是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兵種，不僅要具有較高的政治素養，還要求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技術水平。汪志華善於接受新鮮事物，勤於學習，不斷總結，很快熟悉了這門新工作，勝任了各項領導工作。期間，他在坦克學校工作多年，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青年軍官，走上了國防現代化建設崗位。 ^[1] 

1961年，國家處於暫時困難時期，為了活躍文娛生活，增強樂觀主義，在汪志華政委的積極支持和率先參加下，坦克學校組織起了一個大隊幹部合唱團。合唱團在晚會上演出後，全校轟動，一下子就把全校的文娛活動帶動起來了。汪志華還同校長李治洲通力合作，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前提下，發動全校搞好農副業生產，生活也有很大改善。 ^[1] 

汪志華調到科研機關後，工作環境和條件有了很大變化。上級要求：必須保證科研人員六分之五的時間從事科研業務工作。政治教育的時間很少。汪志華採取多樣化的工作方法，深入到研究室，同科研人員打成一片，把思想政治工作滲透到業務中去，業餘時間成為他工作最活躍的時候。他和大家一起揀磚頭，修好了從辦公室到食堂的路；他還一次次地和青年科研人員去市內汽車站打掃衞生、為乘客服務。在這些活動中，他和科研人員聊天談心，講志向，敍家常，十分融洽。 ^[1] 

汪志華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歷經戰爭的考驗和艱苦歲月的磨鍊，他始終把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視為首要職責，為了黨的事業，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敢講真話，從不隨波逐流。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發展，掀起大躍進、公社化等羣眾運動，造成“五風”嚴重，人民生活困難，建設比例失調，以及政治教育簡單化等弊病。汪志華同志對這些不良形勢的發展十分擔心。當時他在坦克學校任政委，他能嚴守組織原則，從不在羣眾中散佈；但1961年7月，在裝甲兵黨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形勢教育問題的時候，他以黨委委員的身份，本着對黨負責的態度，坦誠地講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這是完全符合組織原則的。但是，這些意見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鼓勵，反而被“左”傾思想嚴重的某些領導人指為“右傾言論”，揹着黨委主要負責人上報並進行打擊與迫害。 ^[1] 

汪志華雖然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他並不因此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1962年5月，為貫徹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精神，裝甲兵黨委召開擴大會議時，汪志華再次闡述了自己的意見。他説：最近幾年黨內鬥爭過火，轟轟烈烈的運動多，忽視了細緻的思想工作，把運動當成了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把外部鬥爭敵我鬥爭的手段，搬到了黨內來，混淆了矛盾性質，傷害了同志感情，破壞了法制，損害了黨的威信。他建議：“劃清兩種（敵我、是非、成績和缺點）界線，實事求是，平等待人，健全黨內生活，加強民主集中制，認真學習，執行中央政策。”這些言論在當時能夠如此尖鋭鮮明地提出來，足以證明他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共產黨人的膽識。 ^{[1]  [2]} 

“文化大革命”期間，汪志華被作為“三反分子”揪鬥，他不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他説：“我一個貧苦農民的孩子，十四歲參加紅軍，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哪有我汪志華的今天，我“三反不沾邊”。他被無數次的批鬥，最後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被送到五七幹校監督勞動達數年之久。精神上、肉體上受到了嚴重的折磨。但汪志華堅信久經考驗的黨遲早會撥亂反正的。 ^[2] 

1974年1月，裝甲兵黨委對汪志華的問題進行復議後，撤銷了“文革”中對他問題的定性和處理。組織上分配他去成都軍區後勤部任副政委兼直屬黨委書記。但裝甲兵黨委在複議中對他在黨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仍然保留“認識錯誤”的尾巴，他卻不顧別人的勸阻，非常坦然地去成都赴任。他説：“我八年沒有工作了，組織上分配我做任何工作，我都要去！”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度事業心和寬廣的胸懷。直到“四人幫”垮台後，裝甲兵黨委經反覆查證核實，才給汪志華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78年6月，他被調回北京任國防科委後勤部副政委。 ^[2] 

由於多年來身心受摧殘，1979年汪志華突發心肌梗塞，經及時搶救，才保住性命。此後，病情時有發作。為了彌補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時間，他仍竭盡全力地工作，直至1982年奉命離休。 ^[2] 

離休後，他卻不甘於閒適。他利用一切機會參與各種活動，做各種公益事業。為少年兒童講革命傳統，幫幹休所做力所能及的事。同時，在書法、繪畫、音樂、球類、棋藝等方面都抓緊時間勤奮學習，在北京老年台球友誼賽中他名列第四；他的書法作品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雲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鹽城新四軍紀念館裏都有陳列和收藏。在解放軍總醫院治病期間，他仍筆耕不止，為醫務人員和病友寫了許多條幅。直至臨終前一天，他還在揮筆疾書。同志們都讚揚他多才多藝，在“工農幹部知識化”方面有一定的成績。 ^[2] 

1987年5月5日，汪志華再次突發心肌梗塞，搶救無效，猝然長逝。 ^[2] 

1955年，中央軍委授予汪志華上校軍銜，1960年晉升為大校。授予八一獎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各一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