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

池田勇人，1899年12月3日，出生於日本廣島縣吉名村（今竹原市），早年就讀於熊本第五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法律系畢業；

1922年，進入大藏省，戰前歷任玉造税務署長，宇都宮税務署長，和歌山税務署長，東京税務局長，大藏省直接税部長，大藏省財税局長等職；

1947年，任大藏省事務次官；

1948年，辭職，加入民主自由黨；

1949年，當選為日本國會眾議院議員，為吉田茂的得意門生，成長為政治家；

1951年，舊金山和會任全權委員，為吉田的左右手。任吉田茂內閣大藏大臣，因執行道奇路線實施均衡財政而出名。

1952年，任第四屆吉田內閣通商產業大臣，因在11月27日眾議院本會議上，就政府的中小企業保障對策中失言曰:“在現在通貨膨脹向經濟穩定轉向時期違反經濟原則而有不當投機的，就算有五間，十間倒閉也是無可奈何的”。翌日，在野黨提對他的不信任案，結果在以鳩山一郎為首的反吉田派缺席之下，以二百零八票對二百零一票通過了不信任案，池田被迫辭職。在吉田被打倒後，池田留在自由黨內。

1953年，任自由黨政務調查會長；

1954年，任自由黨幹事長；

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為自由民主黨後，任該黨顧問；

1956年12月，任石橋湛山內閣大藏大臣；

1957年，任岸信介內閣大藏大臣；

1959年，任通商產業大臣；

1960年7月，岸內閣因安保鬥爭完結後辭職後，宣佈參選自民黨總裁，在恩師吉田的幫助下，得佐藤榮作之助，在第二次投票中以302票對194票當選，組閣。開始了池田時代，以"寬容與忍耐"為精神，推進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和經濟高速增長政策，以減税，社會保障以及公共投資三種為基本.致力經濟政策。其經濟政策令自民黨民望高企，對外推行以繁榮經濟為目的的經濟外交和親美外交路線。

1960年，日本國會眾議院總選舉中，令自民黨獲得戰後最多的席次。其曾預言日美歐三極時代降臨。

1964年7月10日，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以242票對160票打敗佐藤榮作出任首相；

1964年9月9日，因喉癌入病治療。出席10月10日於東京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典禮。其本不想辭職，但病情愈來愈嚴重，於是決定辭去首相職務，推薦同門佐藤榮作為繼承人。佐藤因此而能繼池田任首相。

1965年8月，去世，享年66歲。

在經歷過60年安保鬥爭（圍繞日美之間在1951年簽定的安全保障條約而發生的鬥爭活動）後，池田勇人在温存了日美安保條約，讓美國來負責日本的國防（這樣有失主權的問題，曾是安保鬥爭的主旋律。但作為政治家，這種有失主權的問題也只能暫時打掉牙往肚子裏吞。其實當今的不少國家在歷史上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只是程度不同）的情況下上台，提出了“重經輕政”的政策。池田提出，政治先放一邊，把經濟搞上去再説。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國民收入的水平提高，重視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和生產率，提倡技術革新和創新活動。池田勇人在中日關係中作出過重要貢獻。池田勇人從1960年7月到1964年11月連續三次組閣。在池田內閣期間，廖承志同志與高碕達之助先生簽署了發展中日長期綜合貿易的備忘錄，建立了寥高備忘錄貿易（在日本簡稱）。

自從“日台條約”簽訂到1972年“斷交”的20年時間裏，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是在冷暖不均與左右搖擺中走過來的，基礎並不穩固。日本池田勇人內閣時期，對日台關係進行調整，即調整過於親台的路線而轉向與中國大陸友好，把施政的重點放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上，積極推進與亞洲各國的經濟關係;但是由於“日台條約”的存在，中日關係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發展。

在國家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使民眾有更強購買力？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着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只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佈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語假名：こくみん　しょとく　ばいぞう　けいか〉）”，在這個人口數字達到美國一半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併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

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

20世紀50年代可以被認為是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準備和過渡階段。資源從生產力相對低下的部門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部門，通過國外技術的進口加快了發展的腳步。195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

但是與此同時，日本社會並未就此穩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條約》簽署了補充修訂協議，引發了東京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此外，當時日本的勞資關係也十分緊張。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在當時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這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決定將國內的注意力引向經濟發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池田勇人宣佈啓動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快就可以穩定在年均增長7%左右。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當在1970年把國民生產總值從398億美元增加到720億美元。

不過，在當時的貿易支付差額和產能限制的情況下，許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對日本政府設定7%的經濟增長目標表示反對，認為這可能會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普通的日本人一開始也並不相信這一計劃。他們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人們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貨膨脹會抵消名義上的收入增長。令日本民眾驚訝的是，這一計劃超過了預期，在短短7年內（1960-1967）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該計劃時預計的時間縮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經濟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後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

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從具體措施方面來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希望以此消除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公共投資，制定了從1961年開始的公路建設五年計劃、國有鐵路的柴油機化和複線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税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税和企業税上共減税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

另一方面，池田內閣1961年制定了目的為“增加從事農業者的收入，使其達到從事其他產業者的生活水平”的《農業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各種措施推動中小企業的設備現代化和專業化生產，以便提高它們的勞動生產率。

通過這些措施實現了國民財富增加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讓我們看看“國富”，1955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為20.2970萬億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萬億日元，增長了約8倍。而國民生活和社會文化各項指標即“民強”如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等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

日本人均報紙消費量比美國還要高。日本人成為了亞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學率1960年到1975年從57.7%上升為91.1%，大學升學率也從10.3%上升為34.2%，日本搖身一變成為高學歷社會。

關於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成功的原因，中村（Nakamura）在他的《戰後日本經濟》中指出，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並不是出口，而是投資。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的數字增長超過10倍。

一方面，這得益於日本貨幣和財政當局五六十年代實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率提供了足夠的資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當年增長的幅度高達24%.儘管如此，高儲蓄並不等於高投資，因此，日本政府還實行了控制外國投資的政策，以促使國內的高額儲蓄能夠轉化為高額投資。同時，由於平衡的預算，政府開支也沒有影響私人投資。

可以説，直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實施，對於經濟將繼續增長的信心才真正傳遞給了日本消費者。這一計劃醖釀出的信心成為了日本消費者對之前的消費水平感到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羣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於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與之相應的，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日本製造企業也開始為國內市場進行生產。

孫執中在《戰後日本經濟史1945—2004》指出的戰後日本的消費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是熱門貨，獲得迅速普及，這是所謂的“舊三大件”，這些商品當時的價格平均在5萬日元左右(按匯率約3000左右人民幣)，約相當於日本職工2-3個月的工資。第二個階段是1965-1974年，“3C”時代終於到來了、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TV)和空調(cooler)，這就是“新三大件”。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製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後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後半期，此時製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1961年第八屆東京車展擠滿了汽車發燒友，他們感到，擁有自己的汽車的時代開始了。1961年10月25日舉行的第八屆東京車展，其展示區域比前一屆幾乎擴大了一倍，展覽時間也被延長到晚上8點。

如何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長，是當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透過日本池田內閣1960年12月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啓示。

作為“代表並體現了戰後日本高速度發展期的經濟政策構想”的“國民倍增計劃”，誕生於激烈的爭論之中。

如何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理論界有兩派觀點：一是“穩定成長論”，以後藤譽之助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爭後的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今後只能“穩定”增長。一是“高速增長論”，下村治為代表，認為日本正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於技術改造時期，只要採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並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後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組閣後，內閣會議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權衡下村11%與經濟企畫廳7.2%兩個對立的方案，池田內閣以頭三年9%的增長率落定。這一計劃更主要的意義，是作為計劃背景的對高速增長的自信，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了日本經濟看好的前景。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標是10年，計劃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為此，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箇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計劃的正文分為四部：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計劃、民間部分的預測與誘導政策、國民生活的將來。

在計劃目的的闡述中，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僱用實現完全僱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致力於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採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於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在“國民收入的第一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見表1)對於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於國際市場，是美國的2.7倍。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0-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見表2)“剪刀差”的縮小，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農業的全面機械化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實現；另一方面，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由於消費內容趨於均衡和一致，國民具有的“中流階層意識”就形成於這個時期，後來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的重要因素。

隨着工資的提高，人們的食品消費比例下降，“恩格爾係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僅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費革命(1956-1970)中，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慾望”發展，進而引發了戰後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費革命。娛樂和交際費用或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比重也不斷增加，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閒產業成為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可以説，日本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得益於“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創造的“消費時代”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11.6%(計劃目標7.8%)，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1.5%(計劃目標7.8%)，二者實現了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堪稱日本的“黃金時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