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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鶩
鎖定
江騖(1921~1968.02.02),原名廖哲華，又名廖智，筆名江鶩、冷莽、山雨。女。雲南昆明人。生於教師家庭，自幼酷愛音樂、文學、美術。中學時代主演過名劇《娜拉》。她目睹女人的苦痛比男人深重，立志要做一個新女性，長期女扮男裝。1939年畢業於昆華女中，當過中學語文、音樂教師、報社校對、編輯等。最後，她決心以音樂為武器，獻身革命事業。1942年8月，與朋友組織了“T.V.F 聲樂隊”(T代表昆工，V代表女職，F代表朋友)，次年改名為海嘯聲樂隊，任指揮，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1943年任昆明文化界聯誼會常委、“音聯”常委。1944年9月，昆明警備司令部下令解散海嘯聲樂隊，又改名為雲大南風合唱團，繼續抗日救亡運動。從40年代起創作了大量歌曲，如《杜鵑曲》、《和平小調》、《最後勝利是人民的》等，傳唱甚廣。當時出版條件困難，她自己選編，設計版面、封面，校對，裝幀出版了音樂刊物《教學唱》。1947年夏，到香港避難，以代課餬口，年底轉到湖南，任長沙《新潮日報》和邵陽《勁報》編輯。194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奔赴湘中游擊區，化名林大偉，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湘中2支隊團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湖南省文工團團長。1951年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1952年調上海文藝出版社任編輯。“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968年2月2日夜，含冤離世。1979年9月27日， 上海市委宣傳部及上海市出版局黨組召開大會，為江鶩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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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人物生平
江鶩人物生平
江鶩原名廖哲萍，1921年出生於昆明市。她的父親在她只有三歲時就外出闖蕩，後來因病早逝。她的母親是昆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擅長音樂、美術，曾當過中學教師，對少年江鶩的成長影響很大。江鶩從小喜歡與男孩 一起玩耍，從小就和弟弟一樣的男孩打扮，她性格開朗、活潑好動，是個典型的“假小子”。
她從小便特別喜歡唱歌。12歲時考進昆華女中初中部，愛好運動和演戲。江鶩尤其喜愛聶耳、冼星海、賀綠汀等音樂大師的作品，與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
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因家境困頓，她不幸失學，只好去雲南省呈貢縣中教音樂和美術，從此開始了時斷時續的教書生涯。1939年畢業於昆華女中，當過中學語文、音樂教師、報社校對、編輯等。最後，她決心以音樂為武器，獻身革命事業。在昆華女子職業中學教書時，她曾去“國立藝專”聽課，學彈鋼琴，學譜歌曲。此後，即以“江鶩”之名向重慶音樂前輩李凌主編的《新音樂》投稿。
在幾經流離、飽嘗國難之苦後，江鶩又回到昆華女子職業中學教書。1942年8月，她和弟弟及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 組織了一個“T.V.F聲樂隊”(T代表昆工，V代表女職，F代表朋友)，次年改名為“海嘯歌詠隊”。江鶩管隊務，又兼音樂指揮。在這裏，她充分展示了創作才能和指揮才能。因“海嘯歌詠隊”經常演唱進步歌曲，遂引起校方的懷疑。江鶩終以“共黨嫌疑”而解聘失業。不久，她毅然投奔到當時雲南的最高長官龍雲所部——朱家璧將軍所在的團裏，當了一名音樂教員。1943年任昆明文化界聯誼會常委、“音聯”常委。在部隊，她發現部分下級軍官和士兵，在傳閲共產黨編輯發行的《新華日報》和《羣眾》雜誌，便覺得這是個充滿朝氣、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她在這裏，與士兵們打成一片，還學會了射擊等軍事技能。她還千方百計擠時間深入民間、深入生活，蒐集了許多民歌。1944年9月，昆明警備司令部下令解散海嘯聲樂隊，又改名為雲大南風合唱團，繼續抗日救亡運動。
1945年日軍投降，昆明民主氣氛相當濃厚。在此期間，他們的合唱隊發展到200多人。江鶩配合當時形勢，創作了《大家的事情大家幹》，被人們廣泛傳唱。她還以“山雨”的筆名，在上海《新音樂》雜誌上發表歌曲作品。著名的歌曲《金鳳子開紅花》就是這個時候的代表作。
“金鳳子，開紅花，一開開在窮人家，窮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話。今天望，明天望，望着老天出太陽，太陽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金鳳子開紅花》曲調流暢動人，歌詞更道出了無數老百姓的心聲，所以，歌曲甫一發表，便在雲南乃至全國流行開來。
1947年5月，她參加了昆明的“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反動派在黑名單上記下了她的名字，因而，她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赴香港。不久，經地下黨員引介，回到內地，於1947年10月到湖南《新潮日報》擔任編輯，並結識了葉苓、李龍牧等進步人士。1948年春，早已是地下黨員的葉苓奉命到邵陽開展工作，他挑選了江鶩前往。他們一同進入勁報社，葉苓任總編輯，江鶩任副刊編輯。7月，江鶩由邵陽地下黨負責人葉苓介紹，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熱情活躍的《勁報》副刊編輯
中共邵陽中心縣工委就是在勁報社黨支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勁報社還是邵陽地下黨的工作據點，縣工委很多重要決策都在這裏作出。當時的勁報社，內部條件十分艱苦，外部條件尤為險惡，葉苓、江鶩等人克服重重困難開展工作。
江鶩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副刊編輯。報紙副刊，是她進行革命活動的主陣地。除了編髮健康向上的文藝作品，引導讀者嚮往光明之外，她還發揮自己擅長音樂、文藝的優勢，在青年學生和教師中，開展各種適合青年特點的進步活動。
針對有些青年熱衷於風花雪月，有脱離現實的傾向，江鶩和戰友們開辦了一個文藝研究小組。他們把許多青年吸收進來，通過對文藝作品的研讀，引導大家舍小我、為勞苦大眾謀福祉。她還不捨晝夜，精心組織了22個共300 多人蔘加的讀書會和文學社團，發動文學愛好者在副刊《耕耘》《習作》上踴躍投稿。除發動葉苓、覃文魁、劉少川等地下黨人經常撰寫聯繫社會現實的文章外，她自己也連續撰文，倡導新音樂、新文化，介紹進步文藝作品和革命歌曲。她主持的副刊辦得潑辣生動、活潑有趣、很有特色，深受讀者的歡迎。不少青年學生在江鶩的引導下，激發了開展進步文藝活動的熱情。如趙海州、朱之屏、張建文（李羣）等，後來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或繼續從事革命文藝工作，而且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有的還走上了高級幹部的崗位。在江鶩的指導下，學生們還在邵陽的學校裏組織了文學社團——“大眾社”，先後辦起了《大眾》《現實》《綠洲》《平凡》等刊物和壁報，進一步團結和教育了更多的青年學子，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
江鶩引導青年、組織青年的另一渠道，就是開展進步的音樂活動。這種活動易於為大眾所接受，更能為廣大年輕人所歡迎，對喚起民眾與黑暗勢力作鬥爭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有的戰友所説，當時江鶩教唱的一首首好歌，就是一團團火把、一把把匕首，點亮了大眾的心靈之光，也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她先在勁報社組成歌詠隊，每星期定期教唱進步、革命歌曲，如《古怪歌》《山那邊喲好地方》《一根竹竿容易彎》和她自己創作的那首《金鳳子開紅花》等。歌詠隊越辦越大，後來發展到50餘人。為避免引起反動派的注意，也為了擴大教育面，她又採取以學校為單位開展歌詠活動的辦法。江鶩在歌詠隊員朱之屏、鄭有理的協助下，編髮了一種32開本、名為《大家唱》的活頁音樂刊物，廣為散發，受到廣大師生和老百姓的歡迎。同時，江鶩還發揮自己的特長，身體力行，親自到寶郡聯中和邵陵中學教音 樂，在課堂上直接影響和教育青年學生。
在培養髮展黨員方面，江鶩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她區分不同對象的思想情況，給予有差異的思想上的啓發和學習上的指導。她往往是先引導學生們讀一般的進步文章，再讀《子夜》《徘徊》《阿Q正傳》這樣的進步小説和《母親》這樣的蘇聯作品。爾後，再引導學生閲讀《社會發展史》《大眾哲學》。條件成熟後，則帶領大家認真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解放前夕，則帶領大家着重學習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和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綱。
由於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培養工作，她後來發展的黨員素質都比較高。當縣工委決定舉旗開展武裝鬥爭時，很快就有大批學生黨員投筆從戎，高舉義旗。正如邵陽地下黨負責人葉苓所説：“江鶩在這一時期，她的藝術才能和組織才能得到充分發揮。至邵陽解放前，邵陽文教界得以充分發動起來，是與江鶩的辛勤工作分不開的。”
活力四射、意志堅強的團政委
1949年6月中旬，中共邵陽縣工委決定：游擊隊莫新春、唐道光、李夢麟部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湘中二支隊建制，編為三團，轄第四、第五大隊，任命江鶩化名林大偉為團政委。據戰友們回憶，江鶩身為政委，肩負着黨的重任，在前後四個來月的時間裏，滿懷革命熱情，做了許多艱鉅而有成效的工作。
在全團黨支部（原為臨時支部）正式成立後，根據形勢需要，三團積極開展建黨工作，全團先後發展黨員40餘名，大大加強了黨在部隊各基層單位的領導。作為支部書記，每發展一名黨員，江鶩都會親自談話，提出要求。
出於部隊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需要，黨支部和三團團部決定，開展整軍和軍事訓練工作。江鶩身體力行，深入到基層指戰員中，思想發動工作做得甚為紮實，還帶頭在山地田野摸爬滾打，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江鶩對戰友們充滿階級感情，對屬下噓寒問暖，猶如春風化雨，但在原則問題上卻毫不含糊。戰友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天上下着小雨，指戰員們還在酣睡。忽然聽到值班的哨兵大喝一聲：“誰？”對方沒有回答。夜色中，只見一個人影飛快逃竄，於是哨兵連續大喊。熟睡的指戰員們翻身起牀，拿着槍就出房追趕。在大家的合圍下，抓住了逃竄的人——原來是團裏的一名中隊長。這名中隊長革命鬥志衰退，更是擔心隊伍不久就要打仗，生出貪生怕死之念，進而發展到拖槍出走。為嚴肅軍紀、穩定軍心，在江鶩的直接指揮下，支部研究決定，將這名中隊長處決。這一舉動，震懾了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不堅定分子，更鼓舞了廣大指戰員的士氣。在江鶩親自主持下，對那名中隊長所在的金稱市（地名）支部進行了學習整頓。江鶩進一步因勢利導，對全團指戰員進行了教育，部隊的凝聚力、戰鬥力得以大大增強。
戰友們回憶，身為政委的江鶩，很注重從精神文化生活上喚起指戰員們的戰鬥豪情。她發揮自己的特長，帶領部隊自上而下地開展了教唱革命歌曲和跳秧歌舞活動，全團的政治氣氛相當活躍。她還自編了一首《豌豆秧》的歌曲：“豌豆秧，才發芽，狠心的毛狗吃了它，對門的哥哥才長大，背時的保長抓了他……哥哥扛槍上前線，保衞家鄉報國家。”這首歌曲比喻形象深刻，通俗易懂，發人深省，令人振奮。唐貴元是本團的一位中隊長，他在一次戰鬥中不幸英勇犧牲。就在這次戰鬥臨陣前，他還在高唱《金鳳子開紅花》：“……窮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話”。可見，江鶩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深入人心且富有力量。
江鶩是個女人，但為了革命事業，也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她一直化裝為男性。由於她時時處處謹慎、嚴格 要求自己，所 以，無論在《 勁報》工作時，還是在三團的艱苦鬥爭中，都無人察覺到她是一位女性。在三團工作期間， 無論是在行 軍途中、練 兵場上，還是全團集會場合裏，她都以政委的身份出現，沒有疾言厲色，總是和風細雨地去處理各種複雜問題，令指戰員們佩服。作為一個女同志，在前後幾個月的艱苦的武裝鬥爭中，風餐露宿，翻山越嶺，既要同兇殘的敵人做鬥爭，又要克服女性在生理上、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把自己的女性身份隱藏起來而不使同志們懷疑，這需要付出驚人的毅力！
永遠飄香的“金鳳子花”
全國解放後，三團整編後進入地方系列，許多同志轉業到地方工作。江鶩先分配在邵陽軍分區政治部，任文化科長兼宣傳隊長。時間不長，於1950年春調到剛成立的邵陽地委文藝工作團任團長。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她對初創的文工團的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是隊伍建設。當時參加文工團的，大 部分是青年 學生。他們 熱情高、幹勁大，但生活根底淺、缺乏鍛鍊。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江鶩帶領團員們參加了當時的火熱鬥爭。1950年春，他們參加了邵陽縣四區的減租反霸鬥爭。與此同時，深入羣眾，採集民歌。那年夏季，又遠赴新化錫礦山，下井勞動，和工人們打成一片。在那裏，既聽勞模作報告，又為工人們演出歌劇《血淚仇》。之後，全團又參加了邵陽縣第一批土改。經過幾次羣眾運動的磨練，全團同志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在全團隊伍素質有了提高的基礎上，江鶩便下功夫大抓業務建設。平時她領着團員們苦練基本功，還和同志們一道，編演了小歌劇《田園新歌》。該劇歌頌瞭解放後的新農村的新生活，劇中情節並不複雜，卻有一種嶄新的格調和意境。他們還配合當時的政治任務，先後演出了《李闖王》《王秀鸞》等大型劇目，對廣大羣眾進行宣傳教育。
1951年8月，江鶩由邵陽籍著名音樂家賀綠汀推薦，調上海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學習。不久，調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後改為上海文藝出版社）任編輯。在出版社的前後十餘年，她潛心本職工作，不捨晝夜，認真閲稿改稿，筆耕不輟。在她的編輯任上，她還特別熱心發掘和培養青年作者，努力為他人作嫁衣裳。她及時發現並熱心幫助了當時還是工廠技術員的程樹榛。在江鶩的扶持幫助下，程樹榛一發而不可收，推出了代表作《鋼鐵巨人》，後來擔任了《人民文學》雜誌的主編。
憑着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覺悟和正義感，那時，她對盤踞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張春橋、姚文元之流，頗為不滿。私下裏，她曾對姚文元有過鄙視的言論。説姚的文章“不辨方向”“簡單化”“盛氣凌人”。“文化大革命”一爆發，這些言論便成了江鶩的“滔天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