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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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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平原位於中國江蘇省、安徽省淮河以南、長江以北一帶 。主要由長江、淮河沖積而成。地勢低窪,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水網交織,湖泊眾多。
受地質構造和上升運動的影響 ,沿江一帶平原形成了2~3級階地,分佈着眾多的低山、丘陵和岡地。
中文名
江淮平原
外文名
Jianghuai plains
海    拔
一般在10米以下
年均温
15.5~16.5℃
位    置
中國江蘇省、安徽省

江淮平原平原地貌

流水侵蝕切割,多岡、衝相間地貌。濱江和江心發育有面積很大的江心洲和灘地。處在北亞熱帶區域,水、熱資源豐富。年均温15.5~16.5℃,無霜期多在230~240天之間。作物一般一年兩熟,也可一年三熟。作物主要以水稻、冬小麥為主。年均降水量1100~1500毫米。產水稻、棉花等,也適宜柑橘等亞熱帶果木栽培和油桐等經濟林木生長。礦產資源有煤、鐵、銅、硫鐵礦、金、銀等。常患內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闢蘇北灌溉總渠,修建運河堤閘和江都水利樞紐等工程,是重要農業區。

江淮平原歷史變遷

江淮平原
江淮平原(3張)
江淮平原是指蘇、皖二省淮水以南和長江以北的地域。淮河源出河南伏牛山,流經安徽、江蘇入海。淮水以北,蘇、魯間沂、沭諸水所在,已列入黃淮平原章作了討論。淮水下游在江蘇境內的出海口,歷史上曾有過重大變遷。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宋開封尹、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1],黃河由是奪淮入海。往後,淮水且大量地經長江入海,淮河水流極為紊亂。不過,在南宋以前,淮水長期是獨流入海。《漢書》卷28上《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今漣水縣)入海”。《水經注》卷30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太平寰宇記》卷工24楚州淮陰縣,“淮水,在縣西二百步”。水南曰“陰”,是人所習知。由此可證,自西漢經北朝以至唐、宋之際,淮河長期是由楚州淮陰入海。因此,本書討論漢唐間的淮南地域,以獨流入海的淮水為界標,淮水以南和長江以北的大地,地形相當平坦,因稱為江淮平原。淮南以南的平原大地,以種植水稻為主,與淮北平原以旱作為主有別。

江淮平原先秦時期

秦漢以前,江淮地區早已有人生活棲息其間。《後漢書.東夷傳》雲:“秦並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户。”東夷、淮夷以外,《史記》卷31《吳太伯世家》記西周初,吳君受封,“其一吳,在夷蠻”.吳君生活在夷蠻中,實亦夷蠻。壽夢立,始稱王,開始與中原有交往。《吳越春秋》卷工《吳太伯傳》稱:“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同書卷2《吳王壽夢傳》,記他與“魯成公(前590—前573年)會於鍾離(濠州),深問周公禮樂”。至是,吳已比較注意儒學,並與楚國爭雄。 那時,吳國領域跨有江淮間與大江南北。吳王闔閭居東南之地,險阻濕潤,地域遼闊。雖然西破強楚,北威齊、晉,但其國內仍是“田疇不墾”,也沒有城郭、倉庫,經濟相當落後。有關吳國的經濟概況,擬與吳越平原一道集中討論。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吳王闔閭之前,《吳越春秋》卷3《王僚使公子光傳》記吳王僚出席公子光酒宴時,“被堂鐵之甲三重”[1]。漢代堂邑(今六合北)產鐵,是否在春秋時期就已有了呢?當然,鐵劍並不等於是鐵農具。江淮以至吳越地區在先秦時尚未見有關鐵犁、鐵農具的記事。《史記》卷31及《吳越春秋》卷3,都記載吳王僚時,“伍子胥退而耕於野”。他是如何具體耕作,實情今不可曉。
楚遷都壽春,大概和春秋時已在淮南興建人工陂池,有利農田灌溉,發揮了巨大經濟效益密切相關聯。
楚是先秦時的南方大國。以江漢為據點,北上攻滅黃、杞、陳、許、蔡等,東向與吳、越交爭,佔地寬廣,江淮大地也在它控制之下。1957年,在安徽壽縣出土楚懷王六年(前323年)所賜銅節,揭示了當時楚國水上通航和在其境內徵收關税的盛況[2]。《史記》卷129《貨殖傳》所稱“三楚”中之東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説明江淮平原即在東楚之內。春申君黃歇是楚國宰相,《史記》卷78《春申君傳》記楚敗於秦,“楚於是去陳(河南淮陽),徙壽春(安徽壽縣)。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東晉伏滔《正淮篇》雲:“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3]説明戰國時的楚國已獨自據有淮南。《漢書》卷28下稱:“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淮南已是皮革、木料、魚類的集散地。
《史記》卷29《河渠書》雲:“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響其利。”楚國在江淮發展灌溉事業,大約非止一端。
西漢人説:“叔孫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楚)莊王(前6工3—前591年)知其可以為令尹也。”東漢人高誘注:“雩婁,今廬江是也。”兩漢地誌均記廬江郡雩婁縣。可見很早以前,已有人用期思水灌溉淮南田野。唐人樊詢説:“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1]直接指明水利對楚國強雄,具有密切關係。
關於“期思”,《荀子》卷3《非相》記:“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太平寰宇記》卷127《淮南道•光州固始縣》引《太康地誌》雲:“孫叔敖本期思城人,為楚令尹。期思城在縣西北七十里。期思,楚之下邑。”同書卷l29《淮南道•壽州安豐縣》雲:“芍陂,在縣東一百步。……又《輿地志》、崔富《月令》雲:孫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故漢王景為廬江太守重修起之.……楚相孫叔敖廟,在縣東北二里。崔寔雲:孫叔敖作期思陂,以功冠歷代,遂於壇上立廟。”《水經注》卷32肥水,記:“芍陂,陂周百二十許裏,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敷所造。”謹按光州、壽州實非一地,期思與芍陂也大有參差,二者本非一事,詳情在此難以深究。如上所述,漢、晉人士似是已視期思陂即是芍陂.
然而,《漢書•地理志》記廬江郡灊縣(霍山縣東北),“沘水(渒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後漢書》卷76《王景傳》記建初八年(83年),“遷廬江太守,……郡界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李賢注:“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1]經過王景重修的芍陂以及六七百年前孫叔敖所建水利工程,很可能是面貌全非。《王景傳》雲,在他任廬江郡守前,“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經過他修建荒廢的芍陂後,教民犁耕,才導致墾地成倍增加。由此推測,直至東漢前期,淮南民尚不知以牛犁耕作,種植業顯然比中原大地落後。春秋時,初修芍陂,自是創舉。如果當時是利用水流種稻,自應屬於火耕水耨之列。東漢王景在淮南廬江地區推行鐵犁牛耕,墾地大量增多,極大地促進和發展了當地的稻穀生產。1959年,安徽省興修水利,在壽縣南發現漢代閘壩工程遺址,是混合草土築成,並在那裏發現了鐵鋸、鐵鋤、鐵斧、鐵魚叉等物,人們推測很可能是漢代王景所築芍陂的遺存[2]。《王景傳》還載他在廬江“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認真推廣蠶桑絲織業,有助於推動地方農業經濟的日趨繁榮。

江淮平原秦漢時期

江淮平原城市景觀 江淮平原城市景觀
九江郡始置於秦,位於廬江郡東北淮河中游南岸。西漢轄十五縣,置有陂官、湖官,負責水利事宜。《漢書》卷29《溝洫志》雲:“九江引淮……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顯示九江郡民引淮水溉田已有一定數量。不過,該郡開發程度不能過高估計。東漢光武帝時,九江郡守宋均面對“郡多虎暴,屢為民患”。他對所屬諸縣説:“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3]平原存在如此眾多虎、豹,足見所在開發尚淺。《風俗通義》卷5《十返篇》記汝南範滂(範孟博)葬母后,難以為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穫,以解債”。正好是九江郡內荒地多,墾田和畜牧大可發展作實證。《後漢書》卷42記劉秀子延,明帝時,“徙為阜陵王,食二縣”。章和元年(87年),章帝行幸九江,在壽春會見劉延夫妻,“形體非故”,“以阜陵(全椒縣)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下濕原因是低窪地排水不暢,導致生產不佳;濕熱也不宜於健康。《後漢書》的順、衝、質、靈諸帝紀以及滕撫陽球等列傳,備記九江、廬江郡民多次武裝反叛,如質帝本初元年(l46年)二月詔:“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寇害,殘夷最盛。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屍原野。……其調比郡見谷,出稟窮弱。”社會矛盾激烈的基本原因,在於糧食嚴重缺乏。
淮水下流今江蘇境內淮南地域,漢初功臣韓信由楚王貶為淮陰侯,封地即在江淮。漢封陳嬰於堂邑(六合縣),封項伯於射陽(寶應縣),封地都在淮南。同姓諸侯吳王劉濞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始封。“王三郡(丹陽、豫章、會稽)五十三縣。”他利用章郡銅山,招納亡命盜鑄,又煮海水為鹽,以此用費充足。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正月,起兵廣陵(揚州),西渡淮,自稱:“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那時淮陰人枚乘任吳王濞郎中,他曾對比漢、吳情況,勸誡吳王説:“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並具體指出,漢朝長安政府的珍奇寶物,“不如(吳)東山之府”;漢代倉廩,“不如(吳)海陵(泰州市)之倉”;漢朝園苑,“不如(吳)長洲之苑”[1]。可證七國之亂首犯劉濞以廣陵為據點,擁有魚鹽之利,府藏珍奇,苑中禽獸,海陵倉糧,都是不比長安漢政府差。海陵的倉糧必是來自大江南北。南朝鮑照撰《蕪城賦》雲:“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輯,人駕肩,歌吹拂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2]顯示吳王濞時,廣陵正處於極盛,漢以後荒毀.《續漢書.郡國志三》記廣陵郡東陽縣(盱眙縣東)“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又記射陽縣多麋,注引《博物記》雲:“千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可知漢代今盱眙一帶地勢低窪,野草滋生,麋鹿(犴)為吃食草根,踐踏其泥很爛,當地居民利用此污泥種稻,收穫頗多。清楚地反映出淮南農作尚處於初拓階段。王充論衡》卷4《書虛篇》雲:“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鳥田象耕,報佑舜禹,非其實也。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蘋。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海陵糜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海陵都邪。”漢朝人對當代海陵麋田的解説是多麼清楚透徹明白啊!《漢書.地理志》記堂邑縣(六合北)、鹽瀆縣(鹽城縣)均設有鐵官。至遲自西漢後期以來,淮南江北地區已有不少鐵製工具供應。漢武帝兒子劉胥廣陵王,恃勢奪取淮安縣東南射陽湖畔草田為已有。宣帝採納其守相“勝之奏奪王射陂(按,射陂在今蘇北射陽縣境)草田,以賦貧民”的建議,揭示官、民對耕地的爭奪。儀徵漢墓所出竹簡《先令券書》記墓主朱浚生前有桑田二處,稻田、陂田各一處”[1]。表明西漢後期江北淮南地已較注意陂塘水利。
漢元帝時,何武任揚州刺史五年,他廣泛瞭解和通曉屬縣工作狀況,“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大受吏民敬重。光武帝時,揚州牧樊譁,“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備受歡迎。章帝時,馬稜任廣陵郡守,“時谷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税,興復陂湖,灌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注引《東觀記》雲:“稜在廣陵,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2]以廣陵郡為中心的淮南農田水利,在兩漢之際顯著發展起來,比較一二百年前劉濞在淮南追求鹽、銅之利,尚不關心陂塘農田水利,已是大不一樣了。隨着水利發展。糧食生產迅速走上新台階。
漢末,世荒民飢,徐州牧陶謙使東陽縣(盱眙東)長陳登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這位下邳人很注意本土田地差異,大力發展水利,導致了稻穀豐收。他對劉備説,“徐州殷富,户口百萬”。那時,包括淮南地區在內的徐州,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太平寰宇記》卷123,載江都縣“愛敬陂,在縣西十五里。魏陳登為廣陵太守,初開此陂,百姓愛而敬之,因此為名,亦號陳登塘”。登為廣陵郡守是曹操在許昌任命的,他在淮南工作多年,很注意鑿溉,《先賢行狀》説是,“甚得江淮間歡心”[1]。
廣陵地區在西漢時已出產桑蠶。漢景帝子劉建為江都王,《漢書》卷53記建“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閩越王也以本地土特產回贈,“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通過物品交換,以錦帛作禮物,換取外援。盱眙北境泗洪縣曹莊發現一批漢畫象石,紡織圖的織工前有一突起橫木,畫有空心梭子[2],實為漢人紡織絲絹的勞動形象。
淮南地區生產在發展,剝削也在加重,受害羣眾被迫武裝反叛。《後漢書》卷56記順帝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幹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張綱出任廣陵郡守,只帶隨行十餘人去張嬰營壘。對他們説:“前後二幹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過失在官府。他為此下令:“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非常清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相。他任民所居,安心生產,化解了矛盾。《太平寰宇記》卷123揚州廣陵縣,記“張綱溝在縣東三十里,……綱為廣陵太守,濟惠於百姓,勸課農桑,於東陵村開此溝引湖水溉田,以此立名”。《太平御覽》卷75《地部.溝》引《揚子圖經》記事相同,但地點是在六合縣東三十里。由此可知,張綱在淮南採取的措施,很有利於推動淮南生產的發展。
《後漢書》卷75《袁術傳》,記建安二年(197年),術稱帝壽春。被曹操擊敗,走淮南,“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士兵們只能以蒲贏煳口。《三國志》卷32《劉備傳》注引《英雄記》雲:“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漢末江淮地區的困境,既是戰爭破壞結果,也是所在生產尚不夠發展的具體反映。

江淮平原三國時期

漢末以後,全國混亂。漢、魏之際,曹魏、孫吳分統江淮平原。西晉統一南北,江淮分隸徐州(廣陵郡臨淮郡)、豫州(譙國、汝陰郡安豐郡)和揚州(淮南郡廬江郡)。東晉十六國與南北朝時期,江淮平原的分屬很不穩定。南方之東晉、宋、齊、梁與北方十六國的後趙前燕前秦和北魏、齊、周都曾據有江淮的部分地或全部;行政建制複雜,難以一一細述.且因民户遷徙,東晉南朝在江淮地區設置了大量僑州郡縣,分畫建置,詳情難明。南北朝後期,南朝國力日衰,江淮平原逐漸為北朝齊、周所有。最後,周隋交替,隋出兵南下,重新統一全國。幾百年的混亂對江淮居户和社會生產都產生重大影響。
太平御覽》卷169《州郡部》引《壽春記》日:“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民乃還本土,復立為淮南郡。”《三國志》卷51《孫歆傳》記孫權稱帝時,“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幾百裏內竟無人居住,遑論生產建樹。建安四年(199年)六月,割據淮南的袁術身死,孫策乘機進據廬江。此後,孫權逐漸佔有江東,“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1]。相當長時期內,只能對曹魏外示和好。魏、吳雙方在江淮的佔領區內,各自着手生產與戰備雙重任務。
那時,魏、吳均在淮南各自設置廬江郡魏郡在今六安市北,吳郡治今潛山縣,遙相對峙。
建安中,曹操“恐江濱郡縣為(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2]。大批淮南民眾南徙,就曹魏而言,自是重大損失。為力挽狂瀾,建安十九年(214年),任命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安慶北),“大開稻田”。孫吳大將呂蒙説:“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曹)操態見矣,宜早除之。”北軍南屯及皖,兵威已及於長江北岸孫吳佔領區。《太平寰宇記》卷125,記淮南道舒州懷寧縣西二十里,有“吳塘陂,皖水所注,此塘即朱光所開”。稻田需要充沛水源,吳塘陂即前引《劉馥傳》所云吳塘竭,是淮南重要水利工事之一。孫吳君臣嚴重關切北軍在皖屯田的危害,孫權親自領兵徵皖,俘獲敵將朱光。
孫吳力圖據有淮南,青龍二年(234年),孫權自領兵十萬至合肥,“三年春,權遣兵數幹家佃於江北。至八月,(曹魏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滿)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衞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1]。農曆八月,稻穀將熟,那是孫吳在江北推行軍屯的成果。顯而易見,出於戰略需要,魏、吳雙方都在淮南推行屯墾,藉以解決軍糧供應。同時又都是千方百計毀壞對方的屯田。曹魏推行的兩淮屯田,已在黃淮平原區敍及,此不復述。概括地説,在如此戰火紛繁的年代,江淮間的田作都不甚興旺。
司馬氏取代曹魏後,江淮間成為晉、吳對峙局面。晉初,王渾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潛山),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並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頃,船六百餘艘”[2]。清楚地展示了孫吳在江北推行軍屯的生動畫面,既有先年收穫的存糧,又有正在成長的稻苗。《世説新語》捲上之上《言語篇》記滿奮對晉武帝説:“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梁劉孝標註雲:“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而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如前所述,東漢中期,牛耕已傳入兩淮,魏晉間的淮南水田大概是使用水牛耕作。
創始於先秦並在漢代重修的芍陂是淮南最有名的水利工程。自三國魏、吳開始,芍陂便長期成為南北爭奪的焦點。
東晉晚年,執掌朝政的劉裕積極籌措北伐後秦,“先遣(毛)修之(修)復芍陂,起田數千頃”,集存糧食,供應軍需。十多年後,劉宋元嘉中,劉義欣任豫州刺史鎮壽陽,“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凋弊,於今為甚。……芍陂良田萬
餘頃,堤竭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淖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1]。由此可知,晉、宋間的十幾年內,至少兩次修復芍陂,劉義欣主持的這次修治比較徹底,溉田萬餘頃,遠比毛修之修治起田數千頃為多。

江淮平原南北朝

南朝齊、梁時,北方拓跋魏的實力日益強大,不斷派兵南下,南朝政府為了抗禦,並充實糧儲,對芍陂水利仍很注意。《南齊書》卷25,記建元二年(480年),齊高帝“敕(垣)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修治芍陂田”。但修治效果不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大軍北伐,“是冬,始修芍陂”,由豫州刺史裴邃主持,同樣不明其修治效果。邃侄裴之橫“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2],表明官僚貴族們是在分割侵吞芍陂水利,以遂其私慾。
水經注》卷32記“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北入芍陂”。注云:“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裏,……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謹案酈道元撰《水經注》時,芍陂等淮南地尚非北朝所有。關於芍陂的正名、面積和陂門等等重要內容,必是採自南朝很確鑿的資料。水流經白芍亭,東積而成湖,陂周長一百二十多里,陂內設有五個水門。它很可能是在天然湖泊基礎上將湖周築堤而形成的大型陂塘。芍陂修建遂使壽春附近成為著名糧食產區。
南宋初,薛季宣浪語集》卷24《與鄭景望書》雲:“古人多於川澤之地立塘以遏水溉田,……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魏劉馥鄧艾、齊垣崇祖皆修復之。首受渒水,西度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橫石水皆入焉,灌田萬頃。”這位温州學者所提鄧艾修芍陂事,正史未見有明確記述。但鄧艾在曹魏正始時,興辦兩淮屯田很有名。《晉書》卷26記艾在淮南屯田,“遂北臨淮水,自鍾離(鳳陽)而南,橫石(壽縣西北)以西,盡沘水(淖水,今稱沙河)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京師(洛陽),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兩淮田兵五萬,淮南佔居三萬,他們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壽春附近為種植業要區,是以稻作為重,他所修治諸陂自應包括芍陂在內。
芍陂經過魏、晉時一再整修,《晉書》卷92《伏滔傳》記滔在東晉後期撰《正淮篇》,縱論壽陽地位的重要,“龍泉之陂(芍陂),良疇萬頃”,突出顯示芍陂在淮南農作中所佔重要地位.《南齊書》卷14《州郡志》,記豫州治壽春,“有陂田之饒”,農田發展是與芍陂灌溉密切相關的。不過芍陂水利,只是淮南廣大地區的某一局部而已。
江淮平原
江淮平原(3張)
曹魏兩淮屯田取得了巨大成果,杜預在晉初疏稱,“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他沒有具體指明“東南”是何處?疏文明確説,“東南以水田為業”。又説,“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謹案《晉書》卷27記晉咸寧四年(278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由此推知,杜預是在當年秋冬上疏,所稱“東南”應是包括黃淮平原南側諸低窪郡縣和江淮平原的淮南不少地方。疏文強烈要求廢陂排水,特別指明,“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他上疏時,孫吳尚未亡國,上距鄧艾兩淮屯田不過二三十年,竟出現了“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等等困弊。他建議決陂泄水,春種五穀,可部分解除民困。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包括淮南在內不少陂竭被決毀,水田改為陸田,從事旱作。
西晉八王之亂引致京城洛陽倉廩空虛,尚書倉部令史廬江(今霍丘西)人陳敏提出建議説:“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以此任命他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1]。自杜預疏罷東南諸陂,至此亦不過二十年,説南方米穀積數十年,顯系誇大。合肥、廣陵皆在淮南,當地頗有不少存糧,當是事實。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319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2],五郡地處淮南、江北間,反映江淮徐揚地區是廣泛種麥。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為東晉南朝僑置州郡的重點地區之一。如徐州、南兗州曾治廣陵,劉宋且僑置徐州於鍾離(鳳陽)。《宋書》卷35《州郡志》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並、揚七州郡邑。”“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由此不難明白,廣陵地區的僑寓人數眾多,北人習於麪食,對淮南地區推廣種麥自有幫助。曾經擔任南兗州刺史、廣陵相的謝玄便以廣陵為基地籌組北府兵而馳名於世。
東晉穆帝時,華北後趙主石虎死,國內大亂。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受命督晉軍北伐。永和五年(350年)出鎮壽春,他以淮南太守陳逵等“開江西嘐田千餘頃,以為軍儲”[1]。開嘐田乃是墾殖淮南荒地。嘐:《説文》十三下《田部》:“嘐,燒穜也。《漢律》曰:昭田、茠草。”《玉篇》卷2:“疁,不耕燒種也。”可是,《顏氏家訓》卷4《涉務》談到農作:“耕種之,茠鋤之,刈獲之。”即是説,襪草,未必一定是燒種。唐人何超《晉書音義》卷下:“疁,《説文》,燒種也。案通溝溉田亦為疁。”他已是明顯對傳統解釋提出了異議,對疁田別有新解。《通鑑》卷99稱:“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為此疏斥其罪,浩被貶,兩年後(356年)亡故。故吏顧悦之為之訟冤,説浩“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台僕”。冤案沉清,追復殷浩本官。是知浩在壽陽“開疁田”,是進行屯田。拓荒除草,開渠灌溉,都使用鐵農具;並不是幾十年前應詹所説,“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的古老原始燒荒播種,而是在淮南發展水田農業的新措施。
東晉時壽陽所處重要地位,有如伏滔《正淮論》所言:“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2]加以芍陂水利,因而很受各方面重視,所受戰爭損害亦大。《宋書》卷51,記宋文帝時,劉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於時土境荒毀,人民凋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也正在此時,沈亮奏稱:“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3]壽春所在緣淮地域,並不像劉義欣所説那麼“土瘠民疏,荐饑相襲”。芍陂西有窮陂。《水經注》卷30記淮水支流窮水(安風水)“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地點就是在今霍邱縣附近。至南北朝時,人們還在很好利用窮陂水流灌溉。在兩淮,夏秋糧食作物已是盛行輪作。
不過,就總體而言,南朝時淮南諸地實多荒廢。南齊初,左僕射王儉上奏:“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隨後,南豫州別駕殷彌奏稱:“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廬江(舒城)屬南豫,濱帶長江,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為便利。郡領灑(霍山)、舒(舒城)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為益不少。”既是土曠民稀,租輸自然大減。齊明帝時,尚書令徐孝嗣表請建立屯田,他説:“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鹹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田器、耕牛,台詳所給。……”[1]孝嗣建議所設屯田因故未能兑現。淮南農田荒廢,陂塘失修,當地適宜水田和旱作,廣泛實施牛耕等等,依然歷歷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梁書》卷28記夏侯夔任豫州刺史,“豫州(壽春)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幹餘頃,歲收谷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顧之”。他在州七年,威望佈於遠近。足見成事在人,注意水利,便可使稻產大為增加。
另外,上引南豫州別駕殷彌奏疏,説廬江郡始新左縣竹產豐富。左郡、左縣乃是南朝政府在蠻、俚人聚居地所用行政建制。淮南原是豫州蠻的重要居住地之一。《宋書》卷97《蠻傳》稱:蠻人“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分佈地域很廣。《南齊書》卷14記淮南設有南陳左郡南陳左縣、太湖左縣、呂亭左縣等等。蠻民通常“酋豪世襲”,多居深險。所在林木茂密,開發程度較低。陳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十月,“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內屬”。陳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十二月,“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安徽樅陽縣),刺史魯廣達討平之”[1],淮南蠻民的歸順或反叛,顯示他們在政治上的活躍與生產上的不穩定。
東魏、北齊為了抗衡宇文周,大力開拓淮南.《通鑑》卷16l記太清二年(548年)八月,齊高澄派“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第二年歲末,“東魏盡有淮南之地”。高歡病故時,東魏河南大行台侯景反叛,被東魏擊敗於渦陽(蒙城)。齊天保元年(550年),侯景徵江西租税,藉以投靠建康政府,北齊淮南經略使辛術率軍渡淮邀擊,燒其稻穀百萬石”[2]。侯景在很短期內,於淮南征收稻穀百萬石以上,反映淮南的稻穀生產比漢代是有了重大進展。
淮水下游的淮南地區,六朝時也有不少農作。《太平寰宇記》卷124楚州淮陰縣,“白水塘,在縣南九十五里。故老雲,鄧艾子吳時(?)修此塘,置屯四十九所,灌田以充軍儲”。又記楚州寶應縣西八十五里,有白水陂,“鄧艾所立,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開八水門,立屯溉田萬二千頃。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北入淮,白水塘因亦涸竭,今時雨調適,猶得灌田”。關於淮陰與寶應的白水塘記事,雖很難肯定無誤,但在淮水下游低窪地修建陂塘以利農作,必已有久遠歷史。
東晉元帝在建鄴稱帝,《晉書》卷26,記太興元年(318年)詔稱“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嘆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賙濟,所益甚大。……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東晉徐、揚二州,雖包括長江以南的不少地方,但首要是江淮平原,官府大力提倡在這一地區推廣種麥。其後,《宋書》卷5記文帝元嘉廿一年(444年)七月詔:“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並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佇,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宋文帝時,徐州治彭城,包括了淮南鍾離、馬頭(當塗)在內;豫州包括淮南歷陽、廬江、晉熙等地。説諸地水田雖多,民間卻慣於旱作,詔令修理舊有陂塘,努力墾耕,並依據土地所宜,分別栽桑樹和麻紵,顯示南朝政府是努力在淮南比較全面地發展種植業。
盱眙是東晉南朝在淮南的重要屯田區,淮陰是北兗州所治,《南齊書》卷14,記晉穆帝永和中(345—356年),北中郎將荀羨説:“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陽平石鱉,田稻豐饒。”《晉書》卷75,記荀羨“北鎮淮陰,屯田於(盱眙東)東陽之石鱉(寶應西)[1]。可證在今盱眙至寶應一帶,開拓農田水利,屯田種稻很有成就。
宋元嘉中,江夏王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文帝以“兗土凋荒”,廢南兗併入南徐州,擬“別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設想並未兑現,亦可反映盱眙是當時生產要地。北魏太武帝率大軍攻宋,缺乏後備資糧,沿途虜掠為生。“及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谷。……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但始終未被攻克[1]。很可以反映宋朝盱眙地區生產發展,存糧不少。從睢陵(盱眙)人陳伯之年輕時偷刈鄰里稻穀事,亦足以展示盱眙地區民間種稻相當廣泛。
北齊佔領淮南後,《隋書》卷24記乾明中(560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説明北齊在石鱉屯田收穫相當可觀。南朝陳宣帝派吳明徹領大軍攻齊,進駐壽陽,江淮間諸地幾乎全部光復。《陳書》卷5記太建六年(574年)四月詔:“仍出陽平倉谷,拯其懸磬,並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鱉等屯,適意修墾。”説明盱眙、石鱉等地,自晉、宋以至南朝末年,長期是歷代重要屯作墾殖區。
長江以北廣陵地區,《南齊書》卷14《州郡志》雲:“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後因戰爭破壞衰頹。兩晉之際,大批受苦難的流民來到廣陵地區,難以為生,只好投靠權勢,充當佃客,“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東晉政府為此正式規定給客制度,想把自發的投靠轉為法定的佃客制,“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淮南佃客人數,朝廷仍未能有效控制。郡所屬“海陵縣(今泰州市)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往討,“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户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2]。數萬逃亡者在荒野菰封中隱慝生活,
漁獵而外,必有一些人在近處從事粗放耕種。《南齊書》卷28記劉善明宋明帝時任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可知在沿海地區種樹,帶來不小經濟效益。劉宋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始以廣陵為州治所。“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泰州市)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謹按海陵觀濤,據漢人枚乘七發》所述,早在西漢時,已是如此。可以概見當時江海的位置,也説明廣陵諸地開發不暢。南齊永明元年(483年),南兗州刺史柳世隆奏稱,尚書省規定土斷和並省僑郡縣條格,流寓者本無定居,“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謂應同省”[1]。可知淮南、江北諸地僑郡縣和原有郡縣大多荒閒,民户少,生產不旺。《太平寰宇記》卷123揚州江都縣:“按阮升之《南兗州記》雲:齊高宗建武五年(498年),遏艾陵湖水,立裘塘屯,移(故齊寧)縣於萬歲村,中興元年(501年),廢縣。”遏湖立屯,是為了進行開拓,引湖水以溉屯田。其後果不明,大概沒有多少成就。
青州原治黃淮平原,其地為北朝佔領。《南齊書》卷6記建武二年(495年)三月,“停青州麥租”。所稱青州,乃是在今江北六合。《州郡志》記“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史稱南齊初,擬置青州齊郡於建鄴,“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劉)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2]。清楚顯示江北地域在宋、齊之際已盛產麥、稻.此後且有新的發展。《陳書》卷9記南譙州秦郡(六合)人吳明徹出身官僚家庭,幼孤,“勤力耕種”。侯景叛亂,攻陷建鄴時,民生困窮,“明徹有粟、麥三幹餘斛”,計口分予鄰里貧者,這一舊官僚家中的存糧,曲折反映當地旱作農業興旺。《太平廣記》卷16《張老條》記梁天監中,揚州曹掾韋恕居六合縣,招同縣園叟張老為女壻。張老“負穢鎪地,鬻蔬不輟”。受到指責後,張老使妻騎驢戴笠,和他一塊走了。數年後,韋恕令其男往訪,“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這一則出自唐人李復言所撰《續玄怪錄》的傳奇故事,反映南朝時江北地區以牛耕地,不能遽爾否定其為子虛烏有也。
另外,淮南、江北地勢低窪,六朝時尚未很好開拓利用,不少人尚以漁獵為業。《太平寰宇記》卷124楚州鹽城縣,引阮升之《南兗州記》曰:“上有南兗州鹽亭一百廿三所,縣人以漁、鹽為業,略不耕種。擅利巨海,能致饒沃。”此乃因地制宜,捕魚、製鹽,勝於田作。北齊佔有淮南後,初許十年優復,齊武成帝時,徵税煩雜,在揚州,“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同樣反映出淮南一些民眾長期是以漁、獵為生。
總之,六朝時期兵亂頻仍,江淮間農業生產大受影響。但和秦、漢時期相比,生產廣度大為拓寬,芍陂石鱉形成新的重要種植據點。淮南濱海一帶,地勢低窪,鹽鹼土重,居民長期以魚鹽為生,直至六朝末年,尚未能根本改觀。

江淮平原隋唐時期

隋唐全國大一統。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於壽春置淮南行台,楊廣尚書令,籌組大軍滅陳。陳亡以後,隋在江淮平原分置淮南、鍾離、廬江、同安、歷陽、江都六郡。隋末,全國出現近十年社會大動亂,江淮間同樣破損嚴重。唐統一全國後,江淮平原屬淮南道,統轄壽、濠、廬、和、滁、舒、楚、揚八州。唐末混亂,經歷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等人六七年交爭,“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通鑑》卷259,記景福元年(892年)八月,廬州合肥人揚行密任淮南節度,“招撫流散”,“保據江淮之間”,建立吳國。其後,養子徐知誥李昪)奪權,建國南唐,最終亡於趙宋。
隋末,江淮地區受煬帝暴政摧殘和多年社會動亂影響,户口大減。唐武德六年(623年)三月詔:“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1]按《隋書.地理志》記揚州上述六郡,大業時為二十五萬六幹四百六十九户,《舊唐書.地理志》記上述淮南八州,貞觀中為五萬七千三百五十户,只有隋代盛世户22%,確證江淮土曠人稀,相當嚴重。高宗時戰敗高麗,《新唐書》卷220記“總章二年(669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徙民自是為了補充江淮户口。
另一方面,唐初以來,江淮糧食已有不少北運。《冊府元龜》卷498記武德二年(619年)“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洛陽”。《舊唐書》卷5記永隆二年(681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許遭水處往江淮以南就食”。在江淮,糧食外運和吸引饑民就食,都需要以農產品豐富為前提。《唐會要》卷27,記長安四年(704年)洛陽都尉楊齊哲上書雲:“神都(洛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久流衍。”《文苑英華》卷605宋之問為東都僧等請留駕表》稱:“東都有河朔之饒,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儲已積,四方之賦攸均。”《通鑑》卷209記景龍三年(709年)關中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淮海、江淮所產糧食年復一年地運輸給京師,自是所在生產有了重大發展的反映。
壽州東南的廬州,是隋代廬江郡所治,廬江縣有曹魏時修建的七門堰.《隋書》卷64,記廬江境內有巢湖,水產甚豐。襄安人(巢縣陳稜“祖碩,以漁釣自給”。《雲笈七籤》卷112記元和時,巢縣人“秦萬家富,開米、面、採、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鬥以賣”,反映當地糧食、桑蠶業都比較發展。貞元時,廬州(合肥)刺史羅垧面對“村略闊而土田塉,人產寒薄,井賦尤重”,“豪家廣佔田而不耕,人稀而病於吏眾,藝桑鮮而布帛疏濫”。他提倡栽桑,減吏,“命有不耕之田,有能興耒耜者聽耕之。所耕之田,因為之主,墾田滋多,歲以大穰[2]。在職七年,廬州生產面貌有較大改觀,大受淮南節度使杜佑獎賞。《樊川文集》卷18《盧搏除廢州刺史制》記唐宣宗言:“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眾賦重,豈可輕授。”可知直至唐末,廬州仍保持經濟繁榮的基本格局。
長江北岸舒州,是隋代同安郡地。《太平寰宇記》卷125記舒州懷寧縣,“吳陂堰在縣西廿裏。呂蒙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頃。開皇十八年(598年),刺史梁慈更廣溝渠,又加稻田百餘頃。自貞元二年(786年),洪水湧潰,疇阜成洲,古之良田,半為沙滷”。據此可知,水堰始建於三國孫吳時,至隋唐時,續有進展,藉助水力發展稻田種植。中唐後因山洪衝擊,溝渠水利破壞嚴重。唐代宗時,刺史獨孤及發現舒州三萬三千户,只有三千五百户交税,他改行新的口賦,使納税面增加,負擔相對合理,激勵大眾努力發展生產。不久,外地旱災,舒州竟能吸引不少流民安居,很可反映當地生產較好。《新唐書.地理志》記舒州“地多猛虎、毒蛇”。憲宗時,縣令大力焚燬草木,民免虎、蛇患苦。《冊府元龜》卷147《恤下》記開元四年(716年)正月詔:“江淮南諸州大蟲殺人,村野百姓頗廢生業,……泗州漣水縣令李全確……作法遮捕,掃除略盡。……宜令全確馳驛往淮南大蟲為害州,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泗州位於淮北,唐代盛世,沿淮南北虎患嚴重。草木茂盛,淮南尤為突出,顯示淮南荒地的開發尚是很不理想。
和州和縣)位於長江北岸,是春秋時楚地。北齊佔領淮南後,始置和州。隋大業時,改稱歷陽郡。郡屬烏江縣有韋遊溝,是玄宗開元中,縣丞韋尹開鑿。德宗貞元中,縣令遊重彥增修,溉田五百頃,是縣級重要水利工程。《全唐詩》卷363劉禹錫歷陽書事七十韻》記他自長慶四年(824年)八月,由夔州至歷陽。那裏,“場黃堆晚稻,籬碧見冬菁,……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晚秋稻穀黃熟,湖魚肥大味鮮,自是魚米之鄉豐盛特色。《太平廣記》卷339引《廣異記》載歷陽羅元則奪同縣張明通十畝田,導致張明通失業,表明歷陽土地兼併盛行,並非世外桃源
滁州地處江淮間,始置於隋初。大業時,廢為江都郡屬縣。中唐時,李幼卿、關播等人任刺史時,社會安定,“飢者糧,流者佔”。“既無盜賊,人甚安之”。顯示生產比較平穩。
江淮平原
江淮平原(3張)
淮水下游地區,唐置楚、揚二州。自唐初以至十國吳、唐之世,官府很注意在楚州推行屯田。《新唐書》卷41記楚州寶應縣西南有白水塘、羨塘(白水塘北)。“證聖中,開置屯田”。白水塘陂,前代已開置屯田,唐武則天時又置屯田。穆宗長慶中,再興白水塘屯田.但屯田具體成效,均未見於史文。《通典》卷2記“上元中(760—761年),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地點是在鹽城縣西,據説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直至五代時仍造福於民。之前,薛珏為楚州營田使,曾廢罷田官幾百人,去煩政簡,貞元三年(787年)三月,敕令停罷楚州營田使”[1]。《文苑英華》卷616劉禹錫《論楚州營田表》稱:楚州屯田耗費大,收成少,“刈獲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缺,嘗假於供司”;因此須做重大改革,“取其田畜,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當”。將耕地與牲口分給百姓,並按土地質量,酌情分等收税。謹案本文是劉禹錫代淮南節度使杜佑所作,佑在淮南工作十多年(791—803年),對楚州存在已久的屯田,應有相當瞭解。這一主張廢棄楚州屯田的奏文,似乎未經朝廷核准。《金石續編》卷11《楚州使院石柱題名》刊列大和三年至會昌三年(829—843年)十五年內,有十一位營田判官題名,至少顯示在唐文宗、武宗時,楚州營田是依舊存在。《文苑英華》卷812鄭吉大中十四年(860年)四月作《楚州修城南門記》雲:“楚最東為名郡,疆土綿遠,帶甲四千人,徵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者相通也。”可證唐宣宗時,楚州仍有屯田。唐僖宗時,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13記“山陽(淮安)沃壤,淮畔奧區,地佔三巡,田逾萬頃”,以李昭望充補楚州營田。是知唐末楚州營田尚有萬頃田地,若按盛唐制度,隸州鎮諸軍屯田,每五十頃為一屯計算,實有一二百屯,未可小視。楚州屯營田的收入不是很多,在低窪鹽鹼地由官府集中經營農作,乃是改造鹼地為稻田的良好實驗。
“淮海唯揚”,揚州廣陵郡是大都督府。貞觀中,李襲譽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1]。雷陂或稱雷塘,唐初已發揮其積極效益。德宗貞元中,淮南節度使杜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據權德輿説:“瀕海棄地,茭芻填淤。”這些淤泥堆積、茭芻叢生的廢地,通過開鑿新渠水流的灌洗,使沿海鹽滷地逐漸改變成良田,“多黍、多稌,……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2]。杜佑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所,上述存糧,理應是屯田收入。
唐亡以後,在江淮立國的南唐政府仍注意在淮南推行屯田。陸游《南唐書》卷2記元宗保大十一年(953年),“築白水塘,以溉屯田”。敕令“州縣陂塘堙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尤甚”。楚州白水塘,前已介紹,相傳為曹魏鄧艾創修,至是可謂歷史久遠。《通鑑》卷291,記南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 (同平章事)馮延已以為便。(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因請大辟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民愁怨無訴”[1]。南唐推廣屯田是以淮南為重點,以徐鍇為屯田郎中原,高郵人喬匡舜、袁州人劉彥貞、廬陵人陳喬等人分任屯田員外郎,但屯田的實效甚微。那時,中原的後周大軍正在日益南逼,陸游《南唐書》卷2記保大十四年(956年),“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由於屯田經營不善,嚴重害民。周軍南下時,唐民爭相以牛酒迎接慰勞。可是,周軍將帥竟以征服者自居,胡作非為,大失民心。屯田勞動者“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屢敗周軍。馬令《南唐書》卷4記保大十四年(956年)三月,“諸郡屯田,相率起義,……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2]。南唐在淮南屯田,生產上的建樹甚少,勞動者為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為此作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
江都有愛敬陂,別稱陳登塘,是漢魏之際廣陵郡守陳登所開。唐貞元四年(788年),淮南節度使杜亞在江都西引陂水通漕,《新唐書》卷53記修陳登塘通漕事甚詳。同時,陂水還“溉夾陂田”。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雲:“其夾堤之田,旱嘆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3]貞元四年(788年),疏浚填淤的官河以利通航,同時也給夾堤的眾多農田灌溉帶來良好效益。
元和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在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幹頃”,憲宗大為嘉獎。元和六年(811年)拜相敕稱:“淮海大都,……歲屬艱食,人多愁聲”;吉甫“矗以長塘,瀦其天澤,變舄鹵為稻粱之壤,致蒸黎有衣食之源”[4]。水利給當地農作豐收提供了良好的保證。
江淮地區早在春秋時,已有桑蠶。《史記》卷31記吳楚二國邊民曾在淮南因“爭桑”導致戰爭,爭桑當與養蠶攸關。漢代有了桑蠶記錄。南朝時,壽春等地所產絲綿絹布已有名。《唐六典》卷3記淮南道賦物,也包括絲、麻二大類。在貢物中,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綀,滁州麻、貲布,舒州白紵布,壽州葛布[1],也是絹、布(紵、葛)二大類。盛唐時的絹布質量評估,《唐六典》卷20記舒州火麻,廬、和貲布,均名列全國第二等,揚州佇,楚、廬、壽州火麻,楚、滁州貲,並居全國第三等,廬州紵為第四等,壽州絹居全國第五等。由此約略概見,江淮平原所產桑蠶、麻布在全國所處地位已是相當重要。
江淮地區是唐代著名的產茶區。《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記“茶自江淮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頗多”。《唐國史補》卷下,“壽州霍山之黃芽”是名茶。《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記天寶中,劉清真與其徒二十餘人在壽州作茶出賣。《舊唐書》卷139記蘇州嘉興人陸贄自關中歸鄉,路經淮南,壽州刺史張鎰以新茶相贈。《新唐書》卷214記元和時,彰義(蔡州)節度使吳少陽“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文苑英華》卷916記大中時,“壽陽歲數飢,有盜賊,……貨茶盜,鬥變難制”。《全唐詩》卷480,記春二月,李紳至壽州,吏人告知,“霍山多虎,每歲採茶為患。……每歲採茶及樵蘇,常遭啖食,人不堪命”。由此看來,淮南產茶以壽州霍山為重點,每年吸引不少茶商,自此源源輸出大批茶葉。
史稱唐、梁之際,淮南節度使徐知誥主持揚吳國政。其時吳有丁口錢,還有計畝輸錢,民眾很痛苦。宋齊丘建議免丁口錢,税收以谷帛為準則,並抬高價格。洪邁《容齋續筆》卷16《宋齊丘》條引許載《吳南唐拾遺錄》詳記其事。徐知誥採納宋齊丘意見,認真推行,“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通鑑》卷270也説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吳、唐利用税收槓桿,有力地推動了江淮間農桑事業獲得了重大發展。
陸羽《茶經》卷下,評壽州茶為下等,質量不如川茶。《新唐書》卷41記壽、廬二州貢茶,茶質應是相當良好。《太平寰宇記》卷125雲舒州產茶,又卷103記揚州江都縣之蜀岡,“有茶園,其茶甘香,味如蒙頂”。《中朝故事》與《玉泉子》均記李德裕言,舒州茶可消酒肉毒。可證唐代江淮諸州產茶乃是前所未有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