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

江浙地區在歷史上長期屬於同一政區管轄。

秦時屬於會稽郡（治吳縣）和鄣郡（漢時改為丹陽郡），後因人口增長，至東漢時將原會稽郡析置為吳郡和會稽郡，分別治吳（蘇州）和山陰（紹興）。

東吳時又置吳興郡（治今湖州）。至此，吳郡、會稽郡和吳興郡合稱“三吳”。

貞觀時分天下為十道，江浙劃歸江南道。

開元年間因江南道轄區過於龐大，劃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以及黔中道，江浙與福建地區同屬江南東道。

五代十國時吳越國統治兩浙地區。

宋滅吳越後以吳越國為兩浙路，南宋時曾分置為兩浙東路和兩浙西路。

蒙元時期，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明朝時，江浙行省的蘇南、皖南部分劃屬南直隸，餘下各府置浙江省。

滿清時，改南直隸為江南省，旋分江南省為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依舊。 ^[4] 

如今的江浙地區泛指江蘇和浙江兩省統稱。

江浙地區位於中國的東部，地居長江下游，包括江蘇、浙江兩省， ^[1]  面積20.39萬平方公里。

江蘇省與浙江省是中國典型平原河網地區，水系十分發達，不但擁有著名的長江、京杭大運河、太湖和西湖，而且湖蕩密佈，江灘、河灘與濕地眾多，數萬條大小不一的河流縱橫交錯。 ^[5] 

江浙地區典型礦牀有遂昌銀坑山、天台大嶺口、南京棲霞山等，主要礦牀類型為陸相火山岩系中的礦牀。

根據2003年浙江省和江蘇省對主要河段斷面的水質監測結果，京杭大運河江蘇段水質幾乎全線為IV類至劣於V類。太湖湖體CODMn 為III類，TN為Ⅳ類，TP平均劣於Ⅴ類。 ^[5] 

狹義的江浙地區區劃是指長江和錢塘江之間的地區。 ^[2] 

一般意義上講的江浙地區的區劃分屬江蘇省和浙江省兩個省份的行政區域。

改革開放以後，江浙兩省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改計劃經濟主導時期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但總體上浙江增長的速度更快，省區排名前進步伐跨得更大。不過，江浙兩省的差異也很鮮明。早期來説，江蘇是鄉鎮、村組為主興辦實業，浙江是家庭或親朋合夥為主搞“前店後廠”，前者屬於集體經濟，後者屬於個私經濟。儘管那時的浙江也不乏集體經濟，江蘇也有家庭工業性質的“耿車模式”。但總體上，提到江蘇，就是蘇南模式；提到浙江，往往僅講温州模式。如此情形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着實與兩省的人文特徵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改革開放以來江浙兩省有所區分的行政特點又加劇了這一差異。如今的長三角，上海以總部經濟見長，北翼的江蘇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南翼的浙江內生型發展特點突出。 ^[6] 

2013年，江蘇省實現生產總值59162億元。人均GDP達74607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為12047美元。 ^[7] 

2013年，浙江省全年生產總值(GDP)37568億元，比上年增長8.2%（見圖1）。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785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18447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7337億元，分別增長0.4%、8.4%和8.7%。人均GDP為68462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1055美元），增長7.8%。 ^[8] 

2013年，江浙地區農業園區從村級、鎮級園區到市級園區，再到省級園區乃至國家級園區比比皆是。他們藉助農業園區這個平台，整合農業資源，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業綜合效益。無錫市錫山區在發展農業園區中，通過土地集中流轉，運用“農業園區+基地+農户”、“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農户”等形式，形成七大現代農業園區和60個村級農業園區，全區園區農業面積現已達到7.36萬畝，佔可種養面積35.2%，共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53家。在園區投入機制上，他們積極探索多種運營模式，概括起來有政府主導型(政府主導、多元投入、公司管理、企業經營)、工商資本主導型(政府指導、以工投農、企業建設、科技引領)、社會資本主導型(政府引導、業主建園、產銷一體、專業經營)、合作經濟主導型(政府扶持、農民合作、協會管理、共同富裕)等四種模式，其中採用工商資本主導型和社會資本主導型的居多。如杭州蕭山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完全實行市場化運作，由民營企業傳化集團負責運營，沒有設立園區管委會，而是成立浙江傳化江南大地發展有限公司作為園區的投資和運作主體，實行完全的企業化運作，並把傳化集團的先進企業理論、企業文化導入園區，政府則在前期建設中給予一定的項目和政策扶持，把企業“扶上馬、送一程”。截至2012年底，該園區直接服務基地99.7萬畝，實現種植業產值50.5億元，間接帶動農業產值211億元；直接帶動種養户就業6.7萬人，培訓農民5.6萬人次，由最開始的省農業科技示範園區發展成為國家級農業科技園區。

江浙地區現代農業的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通過政策傾斜、資金傾斜來建園區、壯龍頭、抓大户，扶持他們發展壯大，增強其輻射帶動能力，讓他們去帶動農户，形成了農業產業化經營格局，大幅增加了農民收入。“扶持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已成為他們的普遍共識。張家港市從2006年開始由市鎮兩級財政對種植水稻100畝以上，蔬菜30畝以上的規模經營户給予獎勵，對流出土地使用權的農户每畝每年補貼300元，該政策一定10年，短短三年流出土地形成規模經營15萬畝，累計達22萬畝。錫山區由區財政出資完善以園區道路、水電、排污、通訊、綠化、景觀等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以信息、技術、測試、中介等為主的公共服務平台，並按照“誰投資、誰建設、誰服務、財政資金就補助誰”的原則，整合涉農資金以直接補貼、定額補助、貸款貼息等多種方式，根據建設的規模、進度、水平給予園區相應的扶持和補助。該區投資2.5億元建設總面積1萬平方米的現代農業博覽園，匯聚了農產品展示、農產品交易、研發基地、吳文化發源地的歷史展示、旅遊休閒等五大功能，使之成為了現代農業的先導區、示範區。

江浙地區的相城經濟開發區於2002年1月被批准為省級開發區，以澄陽產業園為切入點，當初規劃的11.7平方公里已全部建滿項目。2006年6月新啓動漕湖產業園，規劃面積80平方公里，已開發面積33平方公里。慈溪經濟開發區於2001年被批准為省級開發區，規劃面積10平方公里，2003年規劃建設杭州灣新區，規劃面積145平方公里，2005年6月國務院批准在杭州灣新區設立國家級出口加工區，面積2平方公里，同年9月被寧波市委、市政府設立浙江慈溪出口加工區（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義烏經濟開發區建成區面積已達10.6平方公里，正在高起點編制20平方公里的四期規劃。

江浙地區的相城經濟開發區按照“綠色、環保、現代產業園”要求，確立了把漕湖產業園打造成“科技型、生態型、創新型”綜合性園區的發展目標，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精密機械、生物製藥、新型材料等高新技術和研發、商務服務、休閒度假等新興服務業。慈溪經濟開發區根據產業發展規劃，着力培育汽車整車製造及其關鍵零部件、智能家電和電子信息、差別式化纖和新材料、重大裝備和醫療器械、新型能源和環保設備、航空航天生物醫藥食品等六大主導產業。義烏經濟開發區牢牢把握“轉型、優化、提升、創新”工作方針，大力實施“擴容升級”、“優質項目”、“集約發展”戰略，着力打造產業提升的平台、企業自主創新的平台、總部經濟的載體。 ^[9] 

2000年全國民間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41．94%，浙江、江蘇則分別達到58．72%、44．54%；同期全國GDP增長率為8%，浙江和江蘇則分別高達11%、10．6%。但整個“九五”時期江浙地區民間投資增長幅度卻低於國有投資。從1996年至2000年，浙江、江蘇國有經濟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4．3%、17．7%，但民間投資年均增長率僅分別為7%、4%。浙江、江蘇民間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也出現下降趨勢，2000年分別比1995年低4．5%、9．22%，GDP增長率也分別比1995年下降了5．7%、4．8%。民間投資增長回落已經成為影響江浙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與此同時，江浙地區居民儲蓄卻不斷高速增長。從金融機構貸款餘額與存款餘額的比例看，浙江、江蘇在1996年曾分別達到76．14%、81．61%，2000年下降到了74．3%、71．04%。 ^[10] 

燕趙尚武，吳越尚文。吳越地區氣候温和，土地肥沃，溝渠縱橫，自然條件為吳越文化的形成準備了充足的條件。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在不斷的戰亂中變得更加融合，初步形成了吳越文化，這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東南沿海區域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江浙一帶取代中原地區成為漢人朝代的政治文化中心。西晉永嘉之亂後，中原士族相繼渡淮河、長江南遷，衣冠南渡，以建康（今南京）為都，是為東晉。

漢語吳方言是江浙地區使用的語言。江浙地區江浙民風細膩，手工業發達，擁有大量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由於蘇南和浙江的文化都屬於江南文化，文化性格相近，所以人們把蘇南和浙江稱為“江浙”。 ^[3] 

重文傳統鑄就了江浙人的文化性格，提高了江浙人的文化素質，為江浙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準備了充足的動力。人們都注意到，長江三角洲比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更具後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得益於江浙人的重文傳統。 ^[4] 

經過歷史積澱，江浙人養成了重商輕農的傳統。他們樂於經商，善於經商，而且目光遠大，常常從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細微之處去賺別人包中的錢。他們辦實業，重視教育，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使江浙地區成為近代、現代、當代中國最富裕的區域。 ^[3] 

太湖風光(16張)

南京民國建築、南京雲錦、總統府、《二泉映月》、東海水晶、中山陵、藍印花布、蘇州評彈、揚州漆藝、蘇州古城、夫子廟、南京長江大橋、《茉莉花》、明故宮、華西村、大報恩寺、桃花塢年畫、揚州評話、南京金箔、吳歌、江南絲竹、紹興蓮花落、杭州小熱昏、杭州評話、杭州攤簧、湖州三跳、湖州琴書、平湖鈸子書、嘉善宣卷、金華道情、蘭溪攤簧、青田鼓詞、寧波走書、四明南詞、唱新聞、龍游道情、紹興平湖調、紹興宣卷、紹興灘簧、臨海詞調、温州鼓詞、温州蓮花、温州走書、等。 ^[11] 

東台黃海森林公園高清大圖(40張)

梁山伯與祝英台傳説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説之一。自1600年前的晉代形成以來，主要流傳於寧波、上虞、杭州、宜興、濟寧、汝南等地，並向中國的各個地區流傳輻射。在流傳的過程中，各地人民又不斷豐富發展傳説的內容，甚至還興建了眾多以梁祝傳説為主題的墓碑和廟宇等建築。此外，梁祝傳説還流傳到朝鮮、越南、緬甸、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影響之大在中國民間傳説中實屬罕見。

據梁祝傳説改編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各種文學藝術作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求學、婚戀的獨特風尚，構成了龐大的梁祝文化系統。

“白蛇傳口頭文學”起源於鎮江，並以鎮江為中心逐步形成相關的“文化空間”。歷代有關白蛇傳的傳説或話本中一些地名如“針子橋”、“五條巷”、“金山寺”等都為鎮江所實有。“金山寺”、“白龍洞”、“法海洞”等早已成為鎮江獨有的與《白蛇傳》相關的風物遺存。

江浙地區的名人，古代有陶淵明、謝靈運、劉勰、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祖沖之、陸遜、范仲淹、唐寅、馮夢龍等名人學士。近代的有周恩來、陸定一、華羅庚、盛宣懷、魯迅、周作人、蔡元培、惲代英、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錢鍾書、楊絳、竺可楨、劉海粟、朱宣鹹、嚴濟慈、茅盾、葉聖陶、顧頡剛、范文瀾、薛暮橋、孫冶方、茅於軾、吳湖帆等。 ^[4] 

在科舉制度盛行之時，吳越地區重視教育，有着濃厚的習文風氣，通過科舉考試躍龍門的人數不勝數。如從1598年到1706年，108年時間經歷了明清兩代共產生了39名狀元，其中江蘇、浙江人為32名，佔總數的82%，僅明清時期全國就有半數以上官員出自江南貢院。 ^[4] 

江浙地區的特產有常州梳篦、宿遷黃狗豬頭肉、泰州三麻、南京板鴨、雨花茶、金陵烤鴨、連雲港的玻璃工藝製品、蘇州的碧螺春茶、嘉興肉粽、杭州西湖龍井、金華火腿、縉雲燒餅、義烏蜜棗、臨安山核桃、東塢山豆腐皮、蕭山雞、六月紅河蟹、新昌小京生花生、新昌春餅、紹興黃酒、紹興茴香豆、黃岩蜜橘、奉化芋艿頭、奉化水蜜桃、邱隘雪菜、寧波湯圓、三門青蟹、寧波紅膏熗蟹、樓茂記香乾、寧波臭冬瓜、永康鵝肥肝、杭州燉菜、富春江鰣魚、杭州塘棲枇杷、紹興梅乾菜等。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