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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書

(湖南江永女書專用的漢語方言音節表音文字)

鎖定
女書是湖南江永女書專用的漢語方言音節表音文字。女書作品書寫在精製布面手寫本(婚嫁禮物)、扇面、布帕、紙片上,分別叫作“三朝書”“歌扇”“帕書”“紙文”。有的繡在帕子上,叫“繡字”。
這裏婦女有唱歌堂的習慣,常常聚在一起,一邊做女紅,一邊唱讀、傳授女書。婦女們唱習女書的活動被稱作“讀紙”“讀扇”“讀帕”,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女書文化。
卞向和在研究人類學對認識中國江永女書提出:江永女書是世界上唯一一種特為女人存在的文字,它誕生在漢朝,是漢字的另一種表達形式,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和認識,將又多了一個新的窗口。
卞向和在與日本著名中國文化學家户奇澤然探討日本片假名時,認為日本片假名就有中國女書的影子。
2006年5月20日,“江永女書”經國務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1] 
中文名
女書
別    名
女字
類    型
漢語方言的音節文字
俗    稱
長腳文,江永女書
流行地域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上江圩鎮
主要使用者
江永婦女

女書來歷

女書老人的作品
女書老人的作品(3張)
女書的使用者主要是漢族婦女,也有當地一些放棄瑤語只用漢語的平地瑤婦女使用,是漢語方言的音節文字。女書靠母親傳給女兒,老人傳給少年的自然方式,一代代傳下來。“女書”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獨特而神奇的文化現象,也是中國語言生活中的一個奇特現象。
永州古代叫做零陵,貶謫永州的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留下的《捕蛇者説》:“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女書故鄉江永縣就在這樣的偏僻地域,而且是在永州市南端,跟廣西交界的南嶺山脈都龐嶺中。
女書,嚴格講應稱為“女字”,即婦女文字,是一套奇特的漢字。它不僅符號形體奇特,記錄的語言奇特,標記語言和手段奇特,流行的地區、社會功能和傳承歷史也很奇特。
女書脱胎於方塊漢字,是方塊漢字的變異。經過研究,女書基本單字共有1000個左右。女書字的外觀形體呈長菱形的“多”字式體勢,右上高左下低。斜體修長,秀麗清癯。乍看上去似甲骨文,又有許多眼熟的漢字痕跡。
關於女書所記錄的語言,經過語言專家的調查研究確定,它既不是湘語西南官話,也不是瑤語;而是一種流行在江永一帶的漢語土話。是音節表音文字,一個字基本上對應一個音節。
女書作品絕大部分為七言詩體唱本,其載體分紙、書、扇、巾四大類;內容大多是描寫當地漢族婦女的婚姻家庭、社會交往、幽怨私情、鄉里逸聞、歌謠謎語等。女書作品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因而從這些女書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地婦女的整體形象。
女書具有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因而被國內外學者嘆為“一個驚人的發現”“中國漢語文字歷史上的奇蹟”。

女書作品內容

女書作品內容可以分成以下類型:
1.喜慶作品,例如《三朝書》《哭嫁歌》等;
江永女書殘卷 江永女書殘卷
2.祭祀作品,包括追悼剛剛去世的親人和祈禱神靈;
3.交際作品,涉及交往、感謝、慰問、責罵等信件;
4.記憶作品,包括日記和傳記;
5.教育娛樂作品,例如《四字女經》等倫理作品,《太平軍過永明》等歷史故事,《孟姜女》等傳説故事,還有歌謠、謎語等;
6.歌曲作品,例如 [2]  《中國女書》等。

女書文字特點

女書的本質上屬於音節表音文字,一個字基本上記錄一個音節。女書是漢語記錄歷史上的一個文字奇蹟,可以認為是比反切更加簡單的最早的漢語拼音。
女書書法的開創者,書法家王澄溪女書作品 女書書法的開創者,書法家王澄溪女書作品
女書的外表特點是字的整體輪廓呈現長菱形,筆跡秀麗娟細,造型獨特,所以也被叫作“長腳蚊”。蒐集到的字將近2000個,但是去掉異體字和錯別字,實際使用的字只有大約600個。記錄的是當地方言的“土話”,也就是用“土話”朗讀或者吟唱。江永土話又五花八門,從聲調就有4個、5個、6個、7個的不同。女書流行的上江圩鎮是6個聲調,縣城是7個聲調。因為由於湘語永全片難懂,分歧大,只在局部鄉村流行,當地還通行從廣西引進的官話。江永全縣的官話就非常一致,官話只有4個聲調。
女書的字來自部分簡單的漢字,而且做了許多簡化和改造。筆畫簡化成點、直線和弧線3種。根據湖南師範大學語言學者彭澤潤教授研究,女書改造漢字的目標和方式如下:
改造漢字的目標
1.整體傾斜。通過整體傾斜,形成菱形結構。例如“口”變成了“?”。幾乎都可以向左邊傾斜,少數字還可以向右邊傾斜。
2.改造成圓點筆畫。把本來就短小或者次要的筆畫改造成點,而且是圓點。例如“火”字“人”以外原來有一定長度的兩個點改變成圓點。有時把次要線條筆畫變成點,例如“正”,把其中“工”以外的兩個筆畫變成點。極端的例子是“亥”,整個字就是4個點構成,點分別安放在“?”空間的4個角的位置。
3.改造成勻稱的線條筆畫。第一,把原來水平和垂直的筆畫保留少量減少長度的“橫”和“豎”,其餘改造成傾斜的長線條,形成“斜”,分成“撇斜”和“捺斜”兩種直線筆畫,例如“井”的橫變撇斜,其餘變捺斜。斜線筆畫,取消原來“提”和“橫”的書寫方向,一律採用原來“撇”和“捺”的書寫方向。第二,把筆畫大小變化取消,一律寫成大小一致的線條,有的改造成直線,例如“大”中的“人”,有的改造成弧線,主要變成“左弧”和“右狐”,例如“八”和“個”中的“人”。
改造漢字的方式
女書老人高銀仙在寫女書(1902-1990) 女書老人高銀仙在寫女書(1902-1990)
1.分解和合並。把轉折的線條筆畫分解或者合併。有的在轉折位置分解成不同筆畫,例如“口”原來是3筆,女書分解成4筆,寫成筆畫連接的“?”;同樣“又”原來是2筆,在女書中寫成3筆。有的簡化成弧線,例如“口”也可以寫成從左右包圍的兩個弧線,好像粘貼成圓圈的一對括號“()”,實際形狀像字母“o”,但是要分成2個筆畫寫。帶鈎的筆畫也這樣分別處理,有的直接刪除鈎,例如“小”中間刪除鈎以後變成左斜,“七”中的“乚”刪除鈎以後改變方向寫成左弧,形狀像“)”,但是“必”中的“乚”寫成兩筆,形狀像“v”。
2.延長和縮短。為了加大跟原來字形的區別,有的延長筆畫,例如“山”中間的“丨”突破包圍,向下面延長,寫成“屮”的樣子;有的縮短筆畫,例如“曰”的右邊的“丨”縮短到下面一半,形成“6”的樣子。
3.增加和減少。為了加大跟原來字形的區別,有的增加筆畫,例如“中”增加筆畫橫,變成“申”的樣子;有的減少筆畫,例如“手”減少筆畫橫,變成“於”的樣子。更多的是減少結構複雜的漢字的部件,例如“炭”減少上邊的“山”,其餘部份變成了“木+十”的上下結構。“非”左右都有的3橫,減少成一個圓點代替。“聲”採用俗體字,刪除了繁體字“聲”的大部分,只留下左上角。
4.轉向和轉移。無論是筆畫還是部件都可以改變結構位置。有的筆畫通過改變拐彎方向來改變位置,例如“七”中的“乚”寫成拐彎方向相反的左弧線條。更多的是通過轉移的方式改變位置,例如“下”把“丨”轉移到左下角再跟傾斜的橫連接成“v”的樣子,整個字像“v?”的樣子。部件轉移位置的,例如“油”把左邊的“氵”改變成平行的3個圓點以後轉移到“由”的下面。
5.類化後重復。原來是兩個不同部件的複合字,選擇一個部件原形或者進一步簡化以後的形體,同時用它代替另外一個部件,構成相同部件符合的字,例如“各”寫成兩個“攵”上下結構的字,“明”寫成兩個去掉裏面兩橫的“月”上下結構的字。
6.附加部件。附加符號一般表示聲調、送氣等具有強類化作用的語音特徵。在“分”的左邊附件小圓圈表示“魂”,從而從記錄陰平音節變成記錄陽平音節。對“包”這樣處理可以記錄“飽”這個上聲音節。

女書發展歷史

女書究竟是自源,還是他源,大致有三種看法:即源自漢字説、源自西夏文説和獨特的瑤族女性文字體系説。女書的產生時代,也有三種看法:即史前刻劃符號説、不早於明代説和明清時代説,第一種觀點從女書的字體結構、發音、語法規劃等特點入手考證女書起源時代,認為女書是先秦時期商代古人文字的孑遺演變;第二種觀點認為女書作為一套能完整記錄語言的文字系統產生於中古以後,甚至是明代前後;第三種觀點通過女書的史志文獻、遺存及內容、傳承等方面研究,提出女書起源於明清時期。幾種觀點雖經多次探討爭論,乃無定論。 [7] 
一塊刻有女書文字的石碑日前在湖南省東安縣蘆洪市鎮斬龍橋上被發現,這是迄今為止首次發現的女書石器實物。專家表示,女書石碑的發現打破了考古界對女書材質、流傳地域、性別界限和神秘性的傳統認識。
記者在現場看到,女書石碑位於斬龍橋左側第七級台階上,為乳白色花崗石材質,已殘缺。經測量長0.43米,寬0.34米,厚0.27米,重23公斤,碑的表面和斷面磨損嚴重。從斷面可以認定,此殘碑系石碑的中間部分,還應當有上下兩截。殘碑上現存文字符號,有五直行和四橫行,行距和字距規則,共有20餘字及字痕。
石碑發現者之一、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呂芳文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據清編《東安縣誌・山水篇》記載,發現碑刻女書的斬龍橋“創自宋代”,距今已有800年左右的歷史。 [8] 
關於“女書”文字的記載,較早的實物另有太平天國(清朝咸豐年間)發行的“雕母錢”。該錢背面用“女書”字符鑄印有“天下婦女”“姊妹一家”字樣。
太平天國女書錢 太平天國女書錢
江永“女書”的流傳
史書不載,方誌不述,當地族譜碑文,可説無一蛛絲馬跡,外界少有知曉。史載太平天國曾過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縣調查筆記》的《花山》條中,有“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餘未之見”的説法。
宮哲兵教授説:“江永婦女文字主要在當地漢族婦女中流行,這種現象在全世界範圍內沒有先例。它的淵源可能非常古老。”陳瑾教授説:“我們也可設想它是秦以前保存下來的南方某國古文字演化而來,也可以想象是一種漢字的變體。但就目前的資料和現狀來説,女書是一種不同於漢字而又借源於漢字的文字。”夏祿教授説:“它有可能是兄弟民族或方言地區人民取材於漢字構件作基礎而創造的一種文字;也有可能是和漢字同樣古老,在長江流域南方民族中早已存在的原始文字,在一定範圍內流傳保留下來。”趙麗明教授將婦女字、西安半坡陶文、臨產姜寨陶文、二里頭文化陶文、馬廠類型文化陶文、藁城台西陶文、鄭州二里崗陶文、江西清江吳城陶文、古突厥文等舉例列表比較後説:“女書古老的痕跡在基本字和移植漢字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一些基本字帶有濃厚的原始特徵。江永婦女字和這些古文字的某些相似想象,有兩種可能:一是偶合,一是有親緣關係。”李學勤教授説:“在四川出土的一些兵器、璽印上出現的一種文字,我稱之為巴蜀文字乙。巴蜀文字乙的特點是似漢字而非漢字,是方塊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橫行。它的形體,很有些像唐代以來著稱的峋螻碑的文字。這些和女書構成有無類似之處?……如果女書的湫源真能上溯到上古時期,和它們是否存在某種聯繫?我們不妨馳想一下。”李荊林先生説“女書起源於刻劃符號。”錢玉趾先生説:“婦女字可能起源於天城陶器文字,它與古文字一樣屬於音節文字。特別是婦女字有實圓點、圓圈形筆畫,在漢字中沒有,但在彝文字和吳城字符中有,奇怪的是在日本假名文字中也有。”“商代的清江吳城文字可能是江永婦女字的源頭。”劉志一教授説:“女書是古夷人的一支——東夷人在舜帝時代利用黃帝堯帝時代使用的原始古夷文創制的官方文字”。以後,宮哲兵教授又説過:婦女字“大約不會早於明末清初”。以上眾説紛紜,尚無一致定論。 [9] 

女書起源

關於女書的來歷在當地有幾種大同小異的傳説。
第一種
據上江圩一帶婦女傳説,古時候荊田村胡家姑娘叫胡玉秀(一説叫胡秀英),才貌出眾,被選入宮中作皇妃。有的説是唐朝,有的具體説是宋欽宗的西宮娘娘。在宮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寵幸三晚,萬般清苦,想給家人寫信,又怕太監發現,便創造了女書字。她把這種字寫在手帕上,向母親和要好的姊妹訴説在宮中的苦楚,託人把手帕帶回家鄉,並告訴親人看信的秘訣: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話讀音去理解意思。從此這種文字便在家鄉婦女中流傳開來。有的還説這位皇妃娘娘曾回來一趟,教會了女友寫女書。有的卻説是她在家時學會的女書。還有的説是她哥哥造的這種字並教會了妹妹,讓她用來給親人寫信。荊田村有“御書樓”遺址,雕樑畫柱。據説有皇帝親筆書匾“育香樓”,直到六十年代初還在,村裏許多人清楚地記得。《永明縣誌》記載:“宋元符年間,進士胡先和,官文華閣學士,有姊玉秀,才學冠時,名達宮掖,蒙賜御書,給大夫祿,因建樓裏第以藏御書。”流傳女書作品中有《玉秀探親書》。村中還有所謂皇妃、國舅回鄉省親留下的圓型石制工藝品,已被踏坐磨損不全。據荊田《胡氏族譜》記載,胡氏為宋時從山東青州遷此。
第二種
傳説很久以前,上江圩一農婦生下一個女嬰,體重九斤,故取名為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資聰敏,紡紗績麻,織布繡花,無所不會,無所不精。她還異想天開地造出了寫土話的女字。所以義年華在回答來訪者時説:“只聽前人講古話,九斤姑娘最聰明,女書本是姑娘做,做起女書傳世間。”
第三種
銅山嶺農場河淵村的老年婦女講,女書是從道縣傳過來的。桐口、荊田村以北十里外的道縣新車鄉有座廟,相傳女書是從這裏的神台上燒香化紙買書傳開的。很早以前,有一家父女三人採藥路過此地,兩個女兒走不動了,在地上一坐不起,老人也因悲傷死在這兒。後來這裏人傑地靈,來此地祈拜可消災去病,人們便為他們父女起座廟。哪家有病痛、哪家媳婦不生崽,到廟裏拜過,病沒了,災去了,孩子也有了。一傳十,十傳百,附近百八十里的人都來祭祀求福,而且都是女人。神台上有繡花小紅鞋,沒有小孩的拿一隻回去照樣做一雙,拿一雙回去就做兩雙。做了鞋就會有小孩,生了小孩再把鞋送回廟裏。神台上還有女書。燒過香,化過紙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讀(叫“花錢買書”),讀過後可以拿來換。最早的神台女書不是用筆寫的,而是用絲線繡在綢子上,一卷一卷的。特別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拿了女書回去要照抄一份,跟年紀大的婦女學認學唱學寫。以後可以用女書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出來,悄悄送到神台神龕上,讓別人去讀、去寫。快出嫁的姑娘如果不會唱女歌、寫女書,不會做女紅,是被人看不起的。
這些關於女書的傳説表明:一、女書字形體與女紅圖案有關;二、女書字形與方塊漢字有關,可能是為遮人耳目而進行了變異;三、女書記錄的是當地漢語方言土語;四、女書的創制是婦女維護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五、女書作品內容主要是訴苦,用於女性內部的情感交流。羣眾的口碑傳説為考察女書的起源、創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參考依據。

女書存在原因

女書的存在,主要是由於中國過去的舊思想使當地女性不可以讀書識字:即她們所謂的“男書”,所以當地的女性發明瞭女書,以作為姊妹妯娌之間交流的通訊方式。而一般男子亦會把女書當成是普通的花紋而不屑一顧。女書的存在已經超過數百年。

女書形式和內容

舊時當地不少才情女子採用這種男人不識的女書互通心跡,訴説衷腸,將其刺繡、刻劃、戳印、書寫於紙扇巾帕女紅。蒐集到的近20萬字的“女書”作品,絕大部分為歌體,其載體分紙、書、扇、巾四大類。形式包括女書書法、篆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書提包等。
女書作品絕大部分為歌體,其載體分紙、書、扇、巾四大類,無論哪種承載方式都十分講究形式美。如寫在紙張上的四角多配花紋,寫於紙扇上的多插繪花鳥圖案,而織繡在巾帕花帶和服飾上的,則是精美的女紅工藝品。雖然載體不同,但字體秀麗娟細,造型奇特,古意盎然,有點、豎、斜、弧四種筆畫,書寫呈長菱形。
其內容多是描寫當地婦女的生活,還用來通信、記事、結交姊妹、新娘回門賀三朝等,文體多為七字韻文。每逢節日,女人便聚在一起,吟誦女書作品。沒有規範的教材,沒有正規的教師和學校,全憑世代用手抄寫,民間又有將之殉葬的習俗。
女書作品主要內容是寫婚姻家庭、社會交往、幽怨私情、鄉里逸聞、歌謠謎語等。也有的編譯成漢字的唱本。女書記載的敍事作品就內容而言,並非女性所獨創,但通過口頭傳承進入女書後,便成了女性心靈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寫實手法自敍自嘆心比天高、命如紙薄,美好意願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並請出民間傳説中的神靈幫助逢凶化吉。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僅都是個性張揚的“女強人”,強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們極端厭棄鄙視男性所熱衷的功名富貴。

女書出版物

《女書傳奇》,歐陽紅豔編著,永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董石桂主編,山東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是《永州這本書》叢書之一。永州市文聯限量發售。內容如下:
一、“女書”之鄉
(一)江永縣及其“三千文化”
(二)“女書”的分佈與發掘
二、“女書”探奇
(一)“女書”的產生及其本質特徵
(二)世界上獨特的女性文字
(一)做女紅
(二)坐歌堂
(三)結姊妹
四、“女書”藝術
(一)“女書”的文學特色
(二)“女書”的書法藝術
五、“女書”傳承
(一)“女書”的傳承方式
(二)“女書”傳人
六、“女書”保護
七、“女書”原作
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書》,周冶陶、宮步坦編著,明華印書館2009年2月版,本書詳細記錄了女書1982年被發現的經過,女書中的情感、信仰與藝術,女書的傳承與保護,與女書有關的女性習俗等內容,並分篇介紹了著名的女書傳人、著名的女書研究專家和著名的女書書法家,還對湖北新發現的幾種未識別文字進行了介紹。
女書是一種由民間婦女創造的文字,未經規範。《女書通——女性文字工具書》2007年出版,以女書標準字作為規範方案。《女書通》具有女書譯漢字與漢字譯女書兩種字彙的功能:通過女書標準字音節索引可以查出:江永土話的每個音節、每個音調,有哪幾個對應的女書文字,它們中間哪一個是標準字,這個女書標準字的標準書寫方法是什麼;通過女書標準字筆劃索引,可以根據一個標準字查到它所能代表的多種漢字意義,也能夠查到它的多種同音字,還能夠查到它在其他7種女書字典或字彙中的寫法;通過漢字譯女書索引,可以查出與一個漢字相對應的女書標準字怎麼寫,怎麼發音,與這個漢字對應的女書標準字有哪些同音字。
中國女書合集趙麗明主編中華書局,所收資料佔所能見到的女書原始資料的90%以上。另外一本女書專著《中國女書集成——一種奇特的女性文字資料總彙》十集不分卷 趙麗明主編、周碩沂譯註、陳其光譯註校訂。包括:賀三朝書八十二種、自傳訴苦歌三十六種、結交老同書二十二種、傳説敍事歌三十二種、祭祀歌七種、婚嫁歌五十六種、民歌八十七種、謎語四十七種、翻譯作品二十九種、書信三十種。

女書瀕臨滅亡

文化大革命之前,主人去世後,它們多作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為紀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間遺存極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大量女書作品被銷燬。一方面,作者擔心自己用女書書寫的秘密會被識破;不少紅衞兵基於“破四舊”的緣故,把這些神秘的文字當作“四舊”來破壞。文化大革命之後,只有少量女書作品得以保留下來。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後,由於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間不需要使用女書亦可交流,很少有婦女學習女書,女書開始瀕臨滅亡。

女書發現

1982年,江永縣委宣傳部幹部張國權、唐善軍下鄉採訪,發現在當地婦女中流傳一種特殊文字符號,由新聞幹事唐善軍寫成新聞稿《江永發現婦女文字》在《湖南日報》發表。見報後,正在江華瑤族自治縣採風的武漢大學宮哲兵教授(時任中南民族學院教師)隨即趕往江永考察研究,在當地學者周碩沂的幫助下,宮哲兵寫出了《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發表於1983年第3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這是公開發表的第一篇介紹女書的學術論文。緊接着,宮哲兵又在1983年第16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美國)上發表了論文《湖南江永平地瑤文字辨析》,首次將女書介紹到國內外,引起國際漢藏語言學家的極大興趣,被稱為“一個驚人的發現”。1986年,宮哲兵教授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書研究著作——《婦女文字與瑤族千家峒》。
此前,江永縣文化館幹部周碩沂於1954年下鄉輔導農村文活動,在上江圩鎮葛覃村結識了女書創作人胡慈珠,得到了一批女書作品原件,並學會了一批女字,並以《蚊形字》命名、翻譯收入油印本《江永縣解放十週年志》。這是載入史冊的第一篇女書作品。
1956年冬,湖南省在長沙舉行全省文藝調演,省博物館擔任攝影工作的幹部李正光,在周碩沂住處見到一副女書對聯,意識到可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遂向領導彙報請示,於1957年初由周碩沂陪同到江永縣上江圩一帶考察。他們蒐集了一批女書原件,周碩沂將其中一部分翻譯成漢字。李正光回長沙後,很快整理出一篇文章,把這種文字命名為“婦女字”,連同一些女書原件投寄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語文》雜誌。時任《中國語文》編輯的潘慎看到了李正光投寄的文稿和女書原件,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稀有文字——婦女字》一文。由於缺乏普遍認知,上述兩文未能發表。
1958年,一位江永婦女到北京尋親,她用土話與女書文字與人交流,既沒有人能聽得懂她的話,也沒有人能認識她寫的字,引起公安機關注意,將其所寫文字送請文字專家辨認,也無人能識,這是女書第一次進入專家視野,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1968年,湖南省公安廳發現另一位瑤族婦女的文字無人識別,便將這些文字帶到北京,請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教師辨認,亦無人能識。
1979年,周碩沂重新回到江永縣文化館工作,受縣文化局委託,執筆編寫《江永縣文物志》,就將《江永縣解放十週年志》收錄的《蠅形字》一文稍作修改、補充,約2000字,收入其中。該文初步談到了女書流行的地域、使用範圍、記錄土話等特點。
1982年,《江永縣文物志》稿由湖南省文化廳轉發全省交流,江永“蠅形字”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
1983年,宮哲兵《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發表,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語言文字學》全文轉載,《人民日報》(日文版)以六個版面詳加介紹。
1984年10月,光明日報社主辦的《文摘報》報道了女書的發現。接着,湖北電視台到江永縣拍攝並播出了有關女書的新聞片。1985年6月,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中報道了女書的發現。同年9—10月,中南民族學院組織103人的調查隊,在彭英明教授率領下到江永調查女書和千家峒情況,收集到十九件女書原件,一萬多字。1986年5月,中央電視台播出專題片《奇特的女書》節目,向海內外報道了中國發現女性文字的消息。接着,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在《零陵七絕》中專門製作了《江永女書》影視專題片,在國內外發行。隨後,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分別發佈了“湖南發現女書”的新聞消息,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呼。美國、日本、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報刊、電視台紛紛轉載、傳播,美國史凱珊、中國台灣姜葳、法國裴書馨、德國艾娃、日本長尾一郎和遠藤織枝等著名學者先後到江永參觀考察、研究女書,女書的影響越來越大。 [7] 

女書保護

就在“女書”在最後只有少數老年婦女才能閲讀和書寫,從20世紀末開始,通過一批學者努力,這種罕見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瞭解和認識,並引起了海內外的濃厚興趣和廣泛關注。作為一種獨特罕見的文化遺存,中國政府也開始重視保護女書。集研究基地與旅遊於一體的“中國女書”村已於2003年底落户江永。
2001年5月18日在中南民族大學召開的"中國女書文化搶救工程"座談會暨全國女書學術研討會提出“中國女書文化搶救工程”。
2004年9月20日,陽煥宜——最後一位女書老人謝世。

女書研究意義

“女書”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化石”,對研究人類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發展歷程等方面,在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字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各個領域,都有重要價值。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民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女書功能

坐歌堂、女紅、婚禮賀、三朝書等説明,女書具有習俗功能、禮儀功能。禮儀是社會價值觀的規範化、程式化、制度化。這種禮俗化的凝固,使女書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為全社區的必要。 [3] 
農事歌、兒歌等説明,作為母親文化,女書具有教化功能、傳授功能。底層勞動人民的社會歷史知識、生產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養,只能通過長輩的口耳相傳、自己的體驗以及民間文藝的欣賞來獲取。女書作品內容的豐富,不僅使婦女的聰明才智得以昇華、陶冶。同時,也傳承了知識、倫理。 [3] 

女書傳人

高銀仙(已去世)
義年華(已去世)
陽煥宜(已去世)
蒲麗娟
林瑩 [4]  (何靜華、蒲麗娟、林瑩是三代女書自然傳人)
相關電影、歌曲
《雪花密扇》中李冰冰手捧女書 《雪花密扇》中李冰冰手捧女書
雪花秘扇》根據華裔女作家鄺麗莎同名英文小説改編,講述發生在清末和當代兩段女人之間的悽美情感故事。現代戲裏,尼娜和蘇菲是很要好的朋友,偶然的機會蘇菲從姑姑口中聽到了一個故事。
在很久以前的湖南江永,女人必須纏足,生活與外界幾乎隔絕,但她們彼此間擁有獨特的溝通密碼:女書。有些少女結為“老同”,在扇子或巾帕上繡寫女書互通心跡,她們如同精神上的婚配,情誼可延續一生。
在姑姑的組織下,蘇菲和尼娜結為了“老同”。時光回退到1800年的江永,百合與雪花年僅7歲便結為“老同”,在歷經饑荒與叛亂後,她們一同省思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為人母的悲歡,在彼此身上找尋慰藉。然而一場誤解的產生,讓她們終生的友誼遭到崩解的威脅……
由上海電影集團和福克斯探照燈等聯合出品,傳媒大亨默多克之妻鄧文迪與米高梅主席之妻弗勞倫斯·斯洛恩監製,著名華裔導演王穎執導的影片《雪花秘扇》,已定於2011年暑期檔公映。此前影片一直處於保密狀態,只有外媒曝光過幾張現代戲部分李冰冰全智賢的劇照。
“女書”作為“老同”交流的工具,只寫在摺扇及巾帕上,只在女性間流傳,不為男性所識。據瞭解,片中李冰冰、全智賢均有不少書寫女書的鏡頭,因女書字型奇特,實拍前兩人均做足功課,徹夜練字。 [5-6] 
高校女生設計“女書”旗袍獲國家專利
2012年11月15日,5名湖南女子學院的學生身着“女書”旗袍在校園裏亮相。據這5套旗袍的設計者周京晶介紹,“女書旗袍”分為紅、黃、青、藍、紫五件不同顏色的,旗袍上有大小不一的“女書”,相互構成精美、秀麗的圖案。經國家知識產權局審批,5件女書旗袍分別獲得外觀設計專利證書。
“女書”是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及其毗鄰的道縣、江華部分地區,歷史上出現過的一種只在婦女之間使用的神秘文字,當地稱之為“女字”。圖為五種不同顏色的“女書”旗袍齊亮相。2006年5月20日,該民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女書》由譚盾費城交響樂團共同演繹完成,5月29日在深圳首演。恰逢雨後氣温的報復性反彈,與聽眾的高漲情緒都熱一塊去了。深圳音樂廳外的那條馬路,因大批觀眾驅車前來而出現嚴重的擁堵。音樂廳地面、地下兩個停車場外加一個臨時停車場都已塞滿,很多人被迫繞行至對面的圖書館地下車庫慢慢排隊,造成至少上百人的遲到。他們中半數以上錯過了《女書》。
《女書:女性神秘之歌》被列入了費交首次深圳音樂會的重中之重。這是最富創意的華裔作曲家譚盾的新作,他將湖南與廣西交界的江永山區一種古老而不可思議的女性文字,昇華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而用史詩般的音樂語言,創作出一部完全由西洋樂器演奏的大型交響曲。而與之合作的全球首演者,竟是美國享有盛譽的費城交響樂團。
奏完中美兩國國歌后,年輕而充滿活力的音樂總監雅尼克·涅傑-瑟貢再次快步躍上指揮台。他左側的獨奏家位置,端坐着豎琴演奏家伊麗莎白·海儂。
這位身着鮮紅抹胸長裙的金髮碧眼高挑女郎,懷抱古色古香的琥珀色豎琴,彷彿一尊光彩照人的靈動雕像。接下來的音樂表明,無論是舞台視覺還是音樂構成,她和手中的豎琴,都是作曲家想要特別要強調的一個重要符號。
音樂開始。以小提琴高音區空靈的滑音為背景,豎琴叮咚作響,彷彿一個古老傳説由遠處慢慢飄來。音樂是先鋒的,現代的,旋律一下難以捉摸。但不久豎琴就靠向中國傳統,耳邊響起五聲音階和中國古韻,以及像古箏一樣的“掃弦”和撥奏。
這聲音伴着老奶奶的歌聲,和着女人的哭泣,貫穿始終,有時優美動聽,有時只是一個聲音元素。我不由猜想,譚盾用這很少出現在前台的彈撥樂器領銜整部作品,是想用顆粒狀的不連貫音符,去描摹古老女書中的點點墨跡嗎?而被強化了的女性演奏家身份,是否也暗示女性文化的現代化傳承——女書畢竟是世界上唯一標有性別印記、由女性書寫和使用的文字。或許,她就是“女書”的象徵?
這部約50分鐘長度的交響曲,由13個標題樂章組成,樂章之間隱含戲劇性的邏輯聯繫,並一如既往地藉助聲光電,構成一組三維空間,意圖通過多種感官刺激,激發和調動聽眾豐富的聯想。與譚盾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這部作品引入了鄉村原生態歌聲,與大型樂隊的現代曲風形成鮮明的對照和有趣的交融。也虧譚盾想得出,他用舞台上方的三塊小銀幕,播放鄉村老太和女人原唱音像,而讓指揮帶領樂隊去追隨、應和、互襯、交融。為此,指揮面前還特別擺放了兩隻小音箱。
湘南女性溝壑縱橫的面孔,淚流滿面的表情,淳樸自然的吟唱,蒼涼中浸着喜悦,嘈雜裏透出孤獨,形成一種特別的文化感染力。譚盾一個多月前在微博中説,《女書》美國首演時引起轟動,此前還説費交一些樂手在排練時流下了眼淚。這我都相信。這樣一部絢麗作品,本身並存着新奇與感動。
“女書”旗袍
“女書”旗袍(6張)
譚盾是聰明且有戰略眼光的。兩年前他決定推動女書“申遺”,構思完成了這部作品,隨後獲得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日本NHK交響樂團的委約,又去一些國際藝術節展示,用音樂這最無國界的通用語言,一步步將女書文化推向世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