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銀遺址

20世紀50~80年代，在彭山江口鎮岷江岸邊曾發現有被江水沖刷出的零星文物。

2005年4月，彭山縣江口鎮岷江河道內施工過程中，發現一圓形木筒，內有7枚銀錠。

2011年4月，在岷江河道取砂石過程中，發現了一批文物，包括金冊、西王賞功錢幣和銀錠等。

2013年以來，彭山區公安部門在打擊犯罪團伙的過程追繳回多件文物。

2015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彭山召開江口沉銀遺址保護與考古研討會，經專家論證，該遺址極有可能為文獻中記載的張獻忠江口之戰地點。

2016年4月，國家文物局批准對江口沉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11] 

2016年11月25日，開始修建圍堰，“江口沉銀遺址”保護範圍及建設控制地帶是：東至公路，西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橋南1000米，北至雙江匯合處向北500米，南北外延500米。

2016年12月26日，進行首次考古發掘。 ^[4] 

2017年1月5日，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正式啓動。

2017年3月20日，彭山江口沉銀考古取得重大進展：出水文物超過一萬件，實證確認了民間流傳的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説。 ^[5] 

江口沉銀遺址(2張)

2017年4月13日，在眉州市舉行了“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成果通報會”。截至2017年4月13日，發掘面積共2萬餘平方米，出水文物3萬餘件，初步發現直接與張獻忠大西國相關的文物上千件。 ^[6] 

2017年5月12日，四川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點被岷江河水淹沒，這標緻着此次考古所有工作全部結束。

2018年4月，江口沉銀考古發掘再次出水各類文物12000餘件。其中，出水了一枚珍貴的蜀王金寶，系國內首次出水明代蕃王金寶，但已經碎成了10多塊。 ^[1] 

2020年4月29日，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第三期考古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召開，公佈最新發掘成果。此次發掘出土文物10000餘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 ^[3] 

2022年11月，隨着“榮世子寶”金印等一大批文物出土，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搶救性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 ^[18] 

截至2023年4月，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掘共完成六期圍堰考古，共計出水文物7.6萬餘件。 ^[19] 

江口沉銀遺址的堆積為砂卵石夾細沙，黑褐色，厚3~6米，覆蓋於紅色砂岩構造的河牀之上。砂岩河牀由於長期被岷江流水侵蝕，形成多條大致南北向的沖刷槽。枯水期，岷江水面距離河牀表面約為2~3米，河牀表面至河底基岩的距離約為5~6米。河牀表面向下發掘約3米開始發現文物，但比較零星。遺物主要發現於河牀底部紅砂岩的溝槽中，少量夾雜在砂卵石堆積之中。 ^{[13]  [15]} 

2017年4月，首次發掘共出水各類文物30000餘件，種類以金、銀、銅、鐵等金屬材質為主。其中包括張獻忠大西國的金封冊、鑄造的“西王賞功”金幣及幣範、“西王賞功”銀幣、“大順通寶”銅幣、銘刻大西國國號的五十兩銀錠和運載銀兩的“木鞘”等；明代蜀、楚、榮、吉等藩王府的金封冊、銀封冊、金寶、銀印和銘刻萬曆、天啓、崇禎等年號的五十兩銀錠等；此外還有戒指、耳環、髮簪、手鐲等各類金銀首飾；鐵刀、鐵劍、鐵矛、鐵箭鏃等各類兵器；金碗、金鎖、金紐扣、金頂針，銀碗、銀勺、銀筷子、銀鏡、銀帶扣，銅鏡、銅絛鈎、銅鎖、銅鑰匙，鐵秤砣、鐵篙杆等各類生活用具。出水文物時代明確，自明代中期延續至明代晚期；來源地域廣泛，北至河南、陝西，南至兩廣，西到四川、雲南，東到江西，範圍涵蓋了明代的大半個中國；等級較高，包含了諸多張獻忠大西國及明代皇室文物。 ^[15]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正式開啓第二次考古發掘。此次發掘歷時近3個月，發掘面積10000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000餘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了一枚蜀王金寶。 ^[17]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正式開始挖掘，4月28日結束，前後歷時3個多月，發掘面積5000平方米，勘探面積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10000餘件。 ^[17]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鑄造於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2013年被人從岷江河中盜掘後轉賣，後警方介入，將此印追回，是張獻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對考證沉船文物性質極為關鍵。 ^[17] 

蜀王金寶在江口沉銀二期考古發掘中，出水過一枚，不過遺憾的是，金寶已經碎成了10多塊。

明朝藩王金寶，也被叫做金印章。根據明史記載，冊封親王時往往會用到金冊或金寶。不過每一代藩王都會有自己的金冊，而每個王府擁有的金寶則只有惟一一枚，作為明代親王在藩地發佈政令、與中央書信往來的信鑑，每個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寶，在分封時就代代傳襲。 ^[17] 

蜀世子寶方形印台、龜形印鈕，印面鑄有“蜀世子寶”四字。遺憾的是，印上的龜形頭部暫未發現。“蜀”字證明這枚金印原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為親王嫡長子。從印文可知這枚金印為明代蜀王世子所擁有， 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徵，也是蜀王府歷代世子傳用之珍寶。“蜀世子寶”是國內首次發現世子金寶實物，也是唯一的一枚。經過測量稱重發現，這枚金銀印台邊長10釐米，厚3釐米，含金量高達95%。 ^[17] 

明"西王賞功"錢，銅質直徑 4.6釐米，方孔圓錢，正面幣文直讀"西王賞功"，背素面。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據川時，自稱“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國，鑄造了“西王賞功”錢，分金、銀、銅三品。這種錢是作為戰爭中論功行賞用的，其作用類似於如今的功勳章，中國古錢“五十名珍”之一。 ^[17] 

“大順通寶”是張獻忠鑄幣，系仿照“崇禎通寶”所鑄造的小平錢，用於正常流通，但直徑比一般的“崇禎通寶”大。 ^[17] 

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對歷史研究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張獻忠大西軍是影響明末清初歷史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對四川乃至全國清代以來的歷史，產生過重要而且深遠的影響。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將為解決諸多有關張獻忠的歷史傳説提供科學依據，為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征戰歷史、政權建設、經濟建設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同時江口沉銀遺址的發掘對認識明末清初的社會經濟狀況、物質文化形態，乃至明末清初以來的社會歷史走向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13] 

張獻忠是明末農民起義中與李自成齊名的農民領袖，陝西延安人。在明末大起義的潮流中揭竿而起，成為了農民起義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前半段起義生涯中，多采用流動作戰的方式，起義軍的活動範圍遍及陝、晉、豫、鄂、贛、湘、皖、川等廣大中西部地區，並在佔領武昌後建立大西政權；而後期在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七月，攻克成都以後則正式建立了政權，稱帝，並且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權建設，這時期直到清大順三年（1646年）十一月，張獻忠在西充與清兵作戰時中箭身亡。其間1646年大西政權內外交困，張獻忠想順岷江南下轉移財物，在彭山江口鎮河道內遇楊展武裝戰敗沉船，大量財物沉於江底，即為彭山江口沉銀遺址。 ^[13]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有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這首刻於成都錦江邊石碑上的童謠曾廣為傳唱。

距離成都市50千米以外的彭山區江口鎮，也流傳着這樣的民謠：“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到成都府。”這裏的民謠，“石牛”和“石鼓”換成了“石龍”和“石虎”。在江口鎮的東山頂上，有石龍和石虎的雕刻件與歌謠相呼應。

在彭山區文化館副研究員倪興國看來，這些民謠中隱藏着一個歷史之謎。相傳，張獻忠退出成都時，攜帶千船將士和數量驚人的金銀從府河沿岷江順流而下，大敗於江口，遂將金銀沉於彭山縣境內的岷江河中，並在沉銀地作好暗記。 ^[12] 

遺址的性質是戰場遺址。一是從發掘出水的文物看，出水文物主要有五大類：搶劫明朝藩王的財物、州縣官府的庫銀、民間百姓的金銀財寶、張獻忠自己鑄造的貨幣、打仗用的兵器。從考古發掘來看，眾多出水文物中，還有金耳環、髮簪、金戒指、手鐲，這是張獻忠掠奪四川百姓的最直接證據。

二是，文獻上記載張獻忠和楊展在此激戰。從整個堆積上可以看出，出水文物是零星地堆積在卵石層中，不是很集中地堆放，説明當時是一個動態的環境。這樣引申出來，是一個無意識的沉銀，而不是主動沉銀。這些都和歷史記載相結合，兩者結合起來，就能確定這是戰場遺址。 ^[14]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式開幕。 ^[2] 

2021年12月26日，“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在遼寧省博物館展出。展覽包括“大西沉浮”“明代風華”“考古新章”三大部分，展出金銀冊、金銀貨幣、金銀首飾、日用器皿、武器等各類文物近500件套。 ^[10] 

2016年10月，四川省公安機關破獲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四川眉山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倒賣文物案，追回各類文物千餘件，其中一級文物8件、二級文物38件，三級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額達3億元。 ^[7]  “張獻忠沉銀”倒賣案：金印金冊首次曝光。 ^[8] 

“江口沉銀遺址”保護範圍及建設控制地帶：遺址保護範圍為東西各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橋，北至府河、南河交匯處，面積約100萬平方米。 ^[13] 

2010年，江口沉銀遺址被眉山市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6] 

2018年4月，江口沉銀遺址榮獲“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6] 

2021年10月，江口沉銀遺址入選為“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9] 

江口沉銀遺址位於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內。 ^[15] 

中國長壽城自駕至江口沉銀遺址交通路線：中國長壽城-濱江大道一段-彭山岷江第二大橋-江口街-江口沉銀遺址。全長11.4千米，車程18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