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三角形

Paul Davidson(1998)對國際貨幣制度三個特徵的解釋是：

(1)調節性是指不考慮國際收支約束、通過影響總需求的結構而改進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總需求結構的影響指的是使國內居民購買本國的產品，即除了出口和進口以外的一切東西)。

(2)置信度是指金融市場在任何時候都是穩定的。

(3)流動性是指履行應償還的契約性債務的能力。這並不意味着允許短期資本迅速地流出或外逃。

Thomas Brister(2001)認為：

(1)調節性是指通過對利率、政府支出、税收政策等的調控而採取的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和同商業週期進行鬥爭的能力。

如果一國選擇調節性和流動性，它就必須放棄對匯率的控制。如果它選擇調整性和置信度，它就必須採取一些辦法對資本進行控制。

(2)流動性是指短期資本的運動，即為貿易融資和容許暫時的貿易失衡而允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

如果一國把資本的自由流動看成是重要的，那麼，它或者維持剛性的固定匯率，而放棄調整性，或者選擇調節性，並允許匯率自由浮動(但這會對貿易和外債產生影響)。

(3)置信度是指維護貨幣的價值的需要，避免匯率的不穩定。

如果一國選擇維持其貨幣匯率(通過貨幣局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調控)，並選擇流動性，那麼，當金融投機者認為貨幣行將貶值時，該國就會受到投機的衝擊。

“永恆的三角形”實質上是指政府的三種能力，即，

(1)調節性是一國應用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穩定宏觀經濟、同商業週期作鬥爭的能力。這一能力實際上就是政府幹預經濟生活的能力。它涉及到整個宏觀經濟政策，而不僅僅指貨幣政策，更不是僅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雖然克魯格曼談到了這一點)。它還應該包括利率政策、政府支出政策(財政赤字政策)、就業政策、國際收支政策等等。

(2)置信度不是講匯率的固定，而是講匯率的穩定(雖然克魯格曼也談到固定匯率)。當然固定也是一種穩定，但穩定比固定的含義廣泛得多。只要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或匯率波動沒超過本國所能承受的範圍，都應該看成是匯率的穩定。因此，置信度應該理解為政府穩定幣值、穩定匯率的能力。而政府的這一能力直接影響到市場的信心。正如克魯格曼所説，在預期範圍內心理因素可以左右實質經濟。

(3)流動性是指政府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能力。這一能力表現為政府有能力將短期資本流動限制在為貿易融資和允許貿易暫時失衡的範圍內、有能力償還契約性債務、有能力防止短期資本迅速流出和資本外逃。總之，流動性不是泛泛地指資本的流動。

“永恆的三角形”，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難主要表現在：

1．如果調節性、流動性、置信度是“永恆的三角形”的三個角，那麼，我們可以把“永恆的三角形”看成是由調節性、流動性、置信度三個元素組成的一個系統。按照系統論的觀點，一個系統應具有整體性、層次性和功能性的特徵。(1)所謂整體性是説我們可以根據對這個事物的各個部分的認識得出關於這個事物的完整的概念。如果説“永恆的三角形”是要為決策者提供一種貨幣制度選擇的依據，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元素並不都涉及貨幣制度問題，因而也就得不出一個貨幣制度選擇的完整概念。(2)在一個系統中不同元素都要形成一定的結構關係。而結構關係具有層次性。如果調節性指的是穩定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那麼，它就應該處於這一系統的空間層次和能量層次的上層，而不應該與流動性和置信度處於同一個層次。然而“永恆的三角形”沒有對它們的層次加以區分。(3)從自然科學來説，系統的功能是系統做功的能力、能量。從經濟科學來説，系統的功能表現為系統對經濟的作用。“永恆的三角形”告訴我們的只是構成這一系統的三個元素各自的功能，而沒有整個系統的功能。之所以會出現這一問題是因為三個元素各自有自己的目標，而整個系統卻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們知道，所謂系統就是組成系統的各個元素(有限的與無限的)為一定目標而形成的集合(發生的關係)。既然“永恆的三角形”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因此要把調節性、流動性和置信度組合在一個三角形中，而且要形成一個永恆的三角關係，就值得研究了。

2．按照“永恆的三角形”所説的選擇與放棄的原則，世界上所有國家分為三類：或者選擇調節性(A)和流動性(L)，而放棄置信度(C)，或者選擇流動性(L)和置信度(C)，而放棄調節性(A)，或者選擇調節性(A)和置信度(C)，而放棄流動性(L)。我們認為，這種分類不符合世界的現實。“永恆的三角形”把美國、日本等歸在第一類，但它們在運用各種經濟政策同商業週期作鬥爭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匯率穩定的意義和匯率政策的作用。至於象歐盟這樣的第二類國家，更不可能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作用。如果它們放棄了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作用，資本流動將不可能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匯率也不可能穩定。中國等被劃為第三類國家也是值得研究的。如果把流動性理解為對貿易的融資、對貿易暫時失衡的容許和對契約性債務的償還，那麼，中國並沒有放棄流動性。如果把限制短期資本自由進出和資本外逃理解為放棄流動性，那就不僅理論上佔不住腳，而且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因為這涉及到一國的金融安全、經濟安全，甚至政治安全。如果這樣來理解放棄流動性，那麼不僅中國如此，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是如此。

3．按照黃金分割原理，兩兩角的結合(2/3)與另一角(1/3)的關係是相生相剋、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既矛盾又統一的動態平衡關係。只有這樣整個系統才會穩定。然而，“永恆的三角形”強調了兩兩角的結合與另一角的矛盾性，而沒有看到它們的協調性。正如我們前面已提到的，既然調節性是指穩定宏觀經濟的政策，是指一國抗禦商業週期的能力，那麼，它就應該能夠調節流動性和置信度，或者説後兩者就應該與它協調一致，因而，我們認為，一國不可能選擇A和L，而放棄C，因為讓匯率任意波動是不能達到穩定宏觀經濟的目的；也不可能選擇A和C，而放棄L，因為短期資本流動如果不受管制必定影響匯率的穩定，最終影響經濟的穩定；更不可能選擇C和L，而放棄A，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對國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不採取任何措施。再者，動態組合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最常見的組合。A、L、C的組合應該是隨機的動態組合，而不是服從某種模式的固定的組合。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而不是由某種初始條件給定的；是具有因果性關係的，而不是非因果性關係的。決策者會根據L和C的各種信息的變化不斷調整A，或在所能承受的範圍內靜觀L和C的變化，而A的能量會通過各種工具和渠道不斷傳遞到L和C，調節它們散發能量的大小和運動的方向。

上面的論述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1．“永恆的三角形”是關於國際貨幣制度選擇的一個理論問題，受到國際國內理論界的廣泛關注。應從克魯格曼對調節性、流動性和置信度的解釋來理解“永恆的三角形”的完整含義，而不能簡單地將其與“三難選擇”劃上等號。

2．克魯格曼和D.Salvatore對調節性、流動性和置信度的解釋和應用是不同的。克魯格曼側重於三者的選擇與放棄，併為政府決策提供有力的依據；而D.Salvatore則立足於對國際貨幣制度的評價，為我們觀察一種國際貨幣制度的發生、發展和消亡提供判別標準。

3．一旦把調節性、流動性和置信度歸在一個系統(三角形)中，就會出現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困難。這表現在組成該系統的三個元素的目標是各異的，難以形成系統應具有的整體性、流動性和功能性，“永恆三角”值得商榷；依據“永恆的三角形”的相關原則，將所有國家劃分為三類，也不符合世界的現實。從而難以很好地解釋歷史和現實。

4．“永恆的三角形”強調了兩兩組合與第三者的矛盾性，而沒有注意到它們的協調性和隨機的動態組合關係。因此，它不能很好地作為決策者制定政策的依據。實際上，對組成“三角”的三元素之間進行有效的協調，而不是簡單地選擇或放棄其中的某一個元素，恰恰是發揮三元素整體組合功能、實現動態組合效應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