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之治

唐朝建立後，加強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在政治、法律、軍事、科舉等制度方面，唐朝基本上承用隋制而加以改進，比隋朝更加完備，更加周密。

唐太宗李世民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他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史稱“貞觀之治”，為唐高宗即位後創立盛世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爭奪帝位，結果一廢一貶，於是立第九子晉王李治為太子。 ^[12-13]  貞觀二十三年（649），李治在京師長安即位，是為唐高宗。 ^[1] 

唐高宗李治虛心納諫、勤於政事。登基之初，李治就把唐太宗時的三日一朝改為一日一朝，勤勉執政。即位之後，重用太宗舊臣李勣、長孫無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蕭規曹隨，照太宗時法令執行，頗有貞觀之治之遺風。

在政事方面，李治鼓勵大臣多進諫，特別是關於國計民生方面的問題。永徽五年（654），天下大旱，親下詔書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各進封事，極言闕咎”。九月，他又對五品以上的官員説：“先前我侍奉先帝時，見你們屢屢上書言事，終日不絕，現 在為什麼無人上書呢?難道真的是天下無事嗎?從今往後，大家仍要勤於進諫，假如無法當面奏聞，可以隨時呈遞文本。”唐太宗在貞觀十三年（639）十月以後，因為身體原因，一般是每隔三天才上朝一次見一下文武百官，處理一下日常政務。但是李治每天都堅持上朝，風雨無阻。同時每天都召見十幾個地方刺史，向他們詢問民間的情況，並把這件事作為一項制度，每天執行。直至顯慶二年（657）五月，在宰相奏稱天下無事，要求改為隔日上朝理事的情況下，才改為兩日一臨朝。

在官員選舉制度方面，唐高宗李治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了科舉制度，並對這個國家首要的官員選舉制進行了徹底改造。重新建立科舉制度，選用了一大批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員，這是唐高宗李治遠比他的前輩偉大的政績。他統治時期更多地通過科舉制起用官員，而不僅僅是靠世襲的特權選拔。這個時期，中舉和應試的人數開始迅速增多，科舉制的影響開始在最高一級官僚機構中表現出來。高宗的幾個宰相都有功名，相當數量的官員開始以這種方式走上仕途。八世紀盛唐時期實行的選舉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時期傳下來的。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邊諸多賢臣如：辛茂將、盧承慶、許圉師、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戴至、張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親自提拔，其中韋思謙曾受褚遂良打擊，杜正倫被唐太宗冷落。李勣是太宗朝的重臣，太宗去世前故意將他外調，並囑咐李治即位後重用李勣，使李勣受新皇之恩而忠誠不二。李治登基後，即遵父囑。在位期間，多次下詔求賢。即位當年的九月，便頒佈了第一道求賢詔，命京官及諸州薦舉賢良。除頻繁頒發求賢詔令外，他還對那些享有盛名的隱逸之士厚加禮遇。京兆華原人孫思邈醫術精湛，譽滿海內，隱居於太白山，絕意仕途。隋文帝楊堅為北周宰相時，曾召他出任國子博士，堅辭不就。李世民召他進京，授以官職，還是堅辭不受。等到李治在位時，孫思邈已是百歲左右的老人了，李治仍把他請到京師，授以諫議大夫之職。後來，孫思邈執意辭職，回到隱居之地，李治特地賜給他良馬，並把郡陽公主邑司贈給他居住。 ^[2] 

在律法建設方面，唐高宗永徽時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敕令修訂了《永徽律》。《永徽律》是中國現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為後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參考。永徽二年（651），以長孫無忌為首的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組織把奉敕修訂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報皇上。當年九月詔令向全國頒佈新法。新法經過全面修訂，成為唐代一系列法律當中最重要和影響最大的法律之一，稱為《永徽律令》。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大量招攬有學識的人，對唐律規定逐條進行解釋，最後由長孫無忌等人將律文和解釋編撰在一起，編成一部能用於法制教育的詳細的刑法官方註釋。這部形式稍作變動而成為流傳至 今的《唐律疏義》，在永徽四年（653）九月完成並被送呈皇帝。它經過小的修改後在幾個世紀中一直是刑法的權 威性的註疏。 ^{[3]  [4-5]} 

李治登基後，文治武功並舉。李治即位之後完成的第一件偉業，是用兵西域，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的叛亂。為了平定這場叛亂，李治用了9年時間，發動了三次遠征。平定賀魯後，李治在西突厥故地，設濛池、昆陵二都護府，唐朝的勢力進一步越過葱嶺、碎葉川，正式進入中亞內陸腹地。濛池、昆陵二都護府，位於中亞碎葉川（今中亞的楚河）東西兩岸，下轄許多羈際府州，於倒以西、波斯以東、以及烏滸河（今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之地，都歸其統轄。

永徽元年（650）九月，高侃擒突厥車鼻可汗，平定漠北，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永徽二年（651）正月，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破乙毗射匱可汗，自立為沙缽羅可汗。七月沙缽羅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討之。永徽三年（652）正月，唐軍在牢山之戰中大敗賀魯軍。永徽六年（655），唐遣程知節西擊沙缽羅可汗，從此連年用兵西域。

永徽六年（655），高句麗與百濟聯軍攻新羅，新羅遣使乞援於唐，李治遂先後派兵出擊高句麗和百濟。至龍朔三年（663），唐大將劉仁軌大敗援助百濟的倭國軍於白江口，唐軍佔領百濟全境，其國王奔高句麗。 ^{[2]  [5]} 

唐高宗繼續推行輕徭薄賦政策。輕徭薄賦是永徽年間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

唐太宗剛逝世，唐高宗就明令罷除軍役以及土木營建；還在即位詔中申明“敬順惟新，仰昭先德，宣佈凱澤，被乎億兆”，表白自己關心民疾的旨意。

雖然這個時期存在着一系列問題，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價的措施，並取得部分成功，它們後來繼續使用於整個唐朝。政府週期性地從自己的中央穀倉中拿出穀物以低價賣出。在貞觀十三年（639）部分重要城市發展常平倉的基礎上，永徽六年（655）京師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資供應充分時以高於當時市價的價格買回商品，物資短缺時再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使物價浮動保持在一定限度內。後來每個州都設立了這種糧倉。 ^{[3]  [4]  [6]  [2]} 

唐高宗時期，確定了進士考詩賦雜文的制度，對唐代詩文的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一時期，史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官方撰史方面，從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開始修撰的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五代史志》到顯慶元年（656）成書，後併入《隋書》刊行。私人撰史方面，有李延壽秉承家學撰成《南史》《北史》二書。李延壽之父李大師已決定撰寫南北二史，可惜不久就去世了。李延壽決心繼承父業，利用史館提供的條件，以宋、齊、梁、陳、魏、周、齊、隋八代正史為依據，參考雜史1000餘卷，用16年功夫，歷貞觀、永徽、顯慶，終於寫成《南史》和《北史》。

另外，隨着普通地主的大量湧現和以文詞取士政策的施行，詩壇開始活躍。號稱“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對唐代詩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4-5]  [7]} 

王孝通，唐朝數學家兼天文學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數方程解法的數學家。

呂才，唐朝自然科學家、哲學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邏輯學著作。

李淳風，唐朝數學家、天文學家，貞觀七年（633年），李淳風通過改進傳統渾儀，創造性的在赤道環上增加了黃道環和白道環，研製出當時絕無僅有的“三重環”渾天儀，名為渾天黃道儀。貞觀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渾天儀的《法象志》。註釋《算經十書》、《推背圖》、《典章文物志》、《秘閣錄》、《乙巳佔》等書。指出《戊寅元歷》的錯誤。又以劉焯的《皇極曆》為據，編成《麟德歷》。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風的《麟德歷》。 ^[14-15] 

唐高宗永徽時期人口在“貞觀之治”的基礎上繼續增長。全國人口從貞觀二十二年（648）的360萬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的380萬户。 ^{[2]  [6]} 

唐高宗永徽時期，在貞觀之治的基礎上，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物價也相當便宜。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面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十個銅錢。 ^{[2]  [6]} 

唐高宗永徽時期的民族政策是以招撫為主。當時吐谷渾、南詔國等唐朝藩屬國都曾遣使入貢。永徽四年（653年），為獲得唐帝國的支持，南詔王細奴邏派子邏盛炎出使唐帝國，唐高宗封細奴邏為巍州刺史。 ^[8] 

唐高宗時期，中國第一次與征服薩珊王國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聯繫。第四位哈里發奧斯曼派出的第一個阿拉伯使團，在永徽二年（651）向唐王朝貢獻方物。 ^[8] 

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與唐通好，此後148年間，大食遣使來唐達36次。大食所轄阿拉伯一帶商人到唐朝的也不少，長安、洛陽、廣州、揚州、泉州都有他們的足跡，有的還在中國定居，在唐朝為官。

永徽四年（653）五月，日本派遣唐大使吉士長丹、副使吉士駒、學問僧道嚴、學生巨世藥等一百二十一人，同乘一船來唐（據云尚有另外學問僧及學生十四人），同時另派遣唐大使高田根麻呂等一百二十人，乘另一船赴唐。至七月，高田根麻呂等所乘船，在薩摩國薩麻郡鄰近遇難。此係日本大化革新後首次遣使來唐。 ^[9]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唐高宗的統治都是貞觀之治的繼承與發展。雖然以仁孝著稱的唐高宗對政治並沒有特別獨到的見解，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出色的守成君主。開創之功固然需要膽識與才幹，而遵行舊軌並非不需要能力。

實際上，在中國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闊斧地推陳出新，恰恰相反，遵循舊制、循序漸進，往往更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從永徽年間開始，唐高宗連年用兵西域。至顯慶二年（657），唐大將蘇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缽羅奔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帶），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部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2]  [6]} 

唐高宗時期，唐朝的疆域擴張到了極限：東起朝鮮半島，抵達日本海；西臨裏海，佔有半個中亞，抵達阿拉伯；南至越南橫山，越過北部灣，佔有半個越南，抵達中南半島；而北部則越過貝加爾湖，佔有整個蒙古。

李治在位34年，這個時期大唐疆域達到了1237萬平方公里。 ^[10]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九：“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 ^[11]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沒有高宗時代的發展、鞏固、鋪墊，貞觀之治就只是短暫的高潮，開元盛世將成為無源之水。

英國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高宗統治時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變統治階級內部社會力量的對比這一難以作為定論的企圖，而是對科舉制本身進行一系列大改變。 ^[4]